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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尔姆·托宾专栏:给圣母玛利亚发声的机会
玛利亚,耶稣的母亲,以诸多视觉形象出现在我们面前;她未被形诸言词,除了那些写给她的祷文以外。她本人,诚如福音书里所描绘的,素来沉默不语,而且,耶稣一离开家后,《新约》里就看不到她的存在。在《路迦福音》里,她吟诵颂歌,可即便如此,她先考虑到的仍是自己的“卑微”,然后再宣明“从今以后,万代要称我有福”。马太和路迦在他们的福音书里提到她,但主要涉及耶稣年幼时她作为耶稣之母的角色。马可对她几乎只字未提。只有约翰,记录下她在迦拿婚礼上和此后在十字架脚下的身影。
她恒久而神秘的威力仿佛恰恰源于她影子般的存在;人们对她的虔诚热爱仿佛正是从这份缺席和沉默中生成。于是,她可以在那些向她祈祷和寻求她说情的人的想象中获得更有力的重塑再造。她是卑微的妇人,经由苦难,经由丧子,成了一位女王,她是母亲,既是凡人又不知怎么的具有超出凡人的一面。
慢慢地,随着基督教的传播,她的神力得到正式认可。在公元431年的以弗所会议上,她被宣称为上帝之母。在接下来的世纪里,相信她没有被埋葬入土而是身体和灵魂皆升入天国的看法,不仅成为基督教信仰的一部分,并且,近在1950年,被宣布为教义,是所有天主教徒必须相信的东西。她生来无染原罪的观点——无沾成胎说——在百年前,1854年,被正式宣布为天主教信仰的一部分。
对于我们这些从小在天主教环境下长大的人而言,她在我们的生活和教会的意象中扮演核心角色。玛丽娜·沃纳(Marina Warner)的《她独一无二的性别:对圣母玛利亚的迷思和膜拜》(Alone of All Her Sex:The Myth and Cult of the Virgin Mary)的开篇,天主教徒大概不会觉得陌生:“召唤向圣母玛利亚祈祷的钟声划分了我儿时一天的时光;以她为名的宗教节日让年月有了节律;一种凡尘之美的永恒理想定格于她的面容,从四面八方的墙壁和壁龛中投来凝注。”
玛利亚的形象似乎视需求而变迁,呈现不一样的特征。诚如学者格扎·韦尔迈什(Géza Vermes)所写:“对玛利亚的刻画形形色色,差异巨大,取决于出处。”约翰的福音书把玛利亚置于十字架脚下,让耶稣叫约翰看他的母亲,叫玛利亚看她的儿子,从而暗示约翰将照顾玛利亚,圣保罗只间接提到玛利亚一次。他说,耶稣“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
在过去那个世纪里,天主教徒开始纷纷前往今天的土耳其,参观以弗所遗址边缘的一间屋子,相信那儿正是耶稣被钉死于十字架后约翰安顿玛利亚的地方。多位新近的教皇曾到那儿朝圣。据信,这是她度过余生的地方。
以弗所古城遗址附近的圣母玛利亚故居。1994年,我出版了一本书,题为《十字架:天主教欧洲之旅》。我走访了法国、波兰和波黑等地的圣母神殿。我喝了露德的水,在据说1858年玛利亚现身过的地方。我同1981年在默主哥耶见过玛利亚现身的两位先知说了话。在波兰,我目睹一百万年轻人,在约翰·保罗二世的引领下,到琴斯特霍瓦市的黑圣母神殿朝拜。所到各处——从立陶宛到西班牙,从巴伐利亚到罗马——我觉察出人们对玛利亚非同寻常的虔诚热爱。
作为一个写小说的人,我的工作是穿过沉默,走进人物的心灵,为他们创造发声的机会,赋予他们生命,一种在情感和理智上对他人有关系的生命。在小说《大师》里,我试图复活小说家亨利·詹姆斯,再现他的各种暧昧。在《布鲁克林》里,我尝试想象一个单纯、忐忑的姑娘,从爱尔兰移民到美国。
渐渐地,我产生了这个念头,我可以给玛利亚——耶稣的母亲——这位在十字架脚下沉默的妇人,一次发声的机会,我可以写一本小说,里面说话的人是她。我去了以弗所,开始想象在耶稣被钉死于十字架后的她,那时,基督教的新曙光正在世间浮现,发生的故事正在被记述下来。她,在我看来,依旧深锁在一种驱散不走的伤痛中。两个来探视她的人显然是使徒中的成员,撰写《新约》的人;别的,像米利暗姆或她的“表亲”马可,则是虚构的人物。
福音书企图给本来想必原始而混乱的经验套上一个模子。马太、马可、路迦和约翰所做的工作和小说家所做的一样,为每一部分找到恰当的细节,然后采用一种综述的形式,可以从清楚明晰和神秘难解两个方面同时打动读者。在威尼斯,在圣方济会荣耀圣母教堂的圣坛上方,悬挂着提香的宏幅巨作《圣母升天图》。玛利亚一袭红袍,被天使环绕。她的身下是尘世;她的头顶是天空,天空之上就是天国,上帝在那儿等着迎接她。这幅画像精致细腻,堪称敬礼圣母的巅峰之作。在人间卑微的她,将成为天国的女王。
圣方济会荣耀圣母教堂里的提香《圣母升天图》。提香的圣母升天绘于1514年到1516年之间。四十年后,也是在威尼斯,丁托列托画了一幅《基督受刑图》,挂在圣罗科大会堂,一栋世俗建筑里,离圣母教堂不远。那是一幅长油画,正中间耶稣受刑的一幕画得优美动人,然而开始勾起我兴趣的是广阔的周遭环境。我看见了日常而混乱的生活仍在继续的道理,感受到那一天在髑髅地实际可能的情景,在无人知道那将会意味着什么以前。
丁托列托《基督受刑图》。这两幅油画之间的距离是两种叙事形式之间的距离,一种试图创建模式,鼓舞人心,另一种试图记录下所有人类活动芜杂的实质。就这样,在这两幅图像之间的空间里,我开始创作,已知这些事件将会意味着什么,但让我深为着迷的是揣想这些事件在当时可能的情状,或是事隔几年后被记起的模样,通过一位羸弱的妇人,她是激切的见证者,她凡人的感受和回忆,在极度的敏锐中,超越了更为宏大的有关权力、奥秘、救赎的问题,她的两位来客和他们的后继者一心所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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