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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元敏访谈录

姜纬

2021-08-17 18:00

迄今为止，我给陆元敏老师策划过八个展览，编辑出版了四本中英文影集图录，联系不算少，却没有坐下来好好做过一个深入的访谈。感谢《中国摄影家》杂志的阳丽君主编，她的约稿给予我一个很好的理由和机会，使得这篇访谈能够完成。事实上，通过在陆老师家里进行的两次访谈，他更多的心路历程才被我知晓和理解，而读者，自然是有福了。

姜纬：我们从你插队落户时期讲起吧，你是什么时候去农场的？

陆元敏：1968年去的，崇明的一个农场，东风农场。前些日子有篇文章，我讲自己从来没有离开过上海。

姜纬：插队落户也是在上海。

陆元敏：就是。东风农场的地方现在有名了，就是东平森林公园那里。

姜纬：那时候你读书读到什么阶段？

陆元敏：初中，我是66届初中毕业，因为“文革”停了两年，所以到68年才分配去向的。

姜纬：那两年就一直闲在家里？

陆元敏：也不是，有段时间蛮有劲的，参加美术组，学校里的美术小组。

姜纬：你是在什么学校读初中的？

陆元敏：一所不太好的中学，第五十九中学，在大木桥路，离我当时住的襄阳路蛮近的，穿过肇嘉浜路就到了。那时候我读书不太上心，只好到这所中学。

姜纬：美术小组具体做些什么呢？

陆元敏：有一个艺术学校毕业的老师，平时教教我们，画画什么的。那个时候正好派上用处了，搞宣传，画领袖像，老多事情，老忙老积极的。我们这个美术小组有个像组长那样的头头，比我大几岁，吕敬人，现在是有名的设计师了。

姜纬：后来68年就去崇明农场了。

陆元敏：当时有一半人留城里，家里人总以为我可以留在城里，没有想到分配去插队落户了。我记得父亲还去学校争取留城里，结果领导讲，那么你们想怎么办？父亲就说如果实在不行，就回我们老家浦东川沙。幸亏没有去，否则可能后来没有那么快回城。有个朋友是学校的一个小领导，他说还是去农场比较好，他帮了忙，我们可以挑选一个农场，所以就去了崇明。

姜纬：感觉农场比偏远的农村好过一点吧？

陆元敏：实际上农场是蛮艰苦的，半军事化管理，什么事都集体行动，管理蛮严的，没什么个人自主的余地。

姜纬：你在农场做些什么？

陆元敏：一开始就是种地。种棉花和水稻。棉花还可以，种水稻是真的苦。水里面弯腰干活，插秧什么的，还有虫，崇明倒没有蚂蟥，但是有另外的虫，也咬人的，我是怕虫的，踏进水里不晓得下面有点啥，真的痛苦。但好处也是有的，我睡眠不太好，有点神经衰弱，到了农场，每天体力活，睡觉踏实了。

姜纬：难以想象你是怎样熬过来的。

陆元敏：好在没过多少日子，会一点美术就又有用处了。发生了珍宝岛事件，就把我调到场部去了，当时有个政宣组，我就在这里面。事情都是兼着做的，画画，又做电影放映员。画画是一阵阵的，随形势任务的，电影放映几乎每天晚上都有的。那时最大的娱乐活动就是看电影了，农场有许多连队，所以是连轴转的。电影拷贝放在自行车上，放映机是当天连队用拖拉机来拉的。都在露天看电影，散场以后，我收拾电线什么的，地上非常脏，再回自己住的宿舍，蛮辛苦的。

姜纬：你对于美术的兴趣，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陆元敏：小时候常常在墙上涂涂画画。大概是小学四五年级时，弄堂里有个老头，戴顶贝雷帽，家里布置的有点情调，自称是画家，贴布告要招学生，结果只有我一个人报名。他拿了一本费新我编的《怎样画铅笔画》算是教我了。上中学了，对连环画产生了兴趣，也有临摹。

姜纬：你在农场几年？

陆元敏：算起来有八年。这八年的经历感觉特别丰富，现在八年是一眨眼，我退休都已经十年了，不知不觉时间就过去了。

姜纬：我知道你对文艺的兴趣比较广泛，喜欢音乐，看到过你拉小提琴、大提琴，这个兴趣是什么时候产生的？有老师教过吗？

陆元敏：也是在农场期间。第一年是劳动，想锻炼身体练肌肉。后来有一阵风气，许多人学乐器。开始是小提琴，几乎是自学的。拉琴了，就对锻炼身体不积极了，呵呵。我花了18块买了小提琴，一个月的工资。复兴中路一家琴行，排队买，人手一只提琴盒子，好像人人拎了一只金华火腿。当时兴致高，晚上又怕影响别人休息，所以常常会到羊棚这种没人的地方去拉。

姜纬：那么画画还是在继续？

陆元敏：是的。过了一两年，贺友直来了。他是刚刚解放，他单位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让他到几个地方的农场去，崇明，还有黑龙江。每个农场挑选人，让贺友直辅导画连环画，也是为了宣传的需要，连环画传播量大。我们农场有两个人跟他学习，我是其中之一。巧了，黑龙江的农场里，是吕敬人跟着他学。

姜纬：贺友直是连环画大家，《山乡巨变》当年太有名了。

陆元敏：是有名气的。他是教我们整个过程，从挑选人物模特开始，所以我也居然有过好像导演选角这种经历，到连队食堂里去挑选，觉得谁合适就记下来，再带到场部。然后就速写，作为将来连环画的一个人物的形象。其实想想，连环画里面的人物，就是几根白描线条，用不着像选电影演员那样复杂的。

姜纬：但不管怎样，当时总归是学到了一个创作过程。

陆元敏：没错，速写，还有写生，贺友直是有真本事的，看一眼就记牢了，后来再画出来，活灵活现。他有许多速写送给我，后来全都丢了，蛮可惜的。

姜纬：我觉得这样的学习，可能对于你以后拍照片有作用的，怎样从日常生活中去敏锐感受，还有提炼，还有快速的取舍判断。

陆元敏：是有作用的。贺友直的方法是生活化，真的来源于生活，所以有灵气，而且他头脑清晰，晓得要什么，不要什么。

姜纬：你跟随他学了多长时间？

陆元敏：有几个月。后来我被借调到青年宫，就是现在的大世界，那里放电影缺人手。青年宫应该和农场有关系的，好像都是团市委的下属单位。73、74年这个阶段，我被借到青年宫，就回到市区了，有时间到长乐路的人民美术出版社单独请教他。有时他还到我家里来指导。我学他的笔法，学得蛮像的，出版社的人也分不清楚了。再后来我在人民美术出版社出过一本连环画《雏鹰》，宣传农场先进人物什么的，署名是农场集体创作，不突出个人的。

姜纬：这本连环画的文字脚本是谁写的？

陆元敏：文字好像是王周生写的，也有可能是别人写她的事迹，我记不准确了。她当时也在东风农场，属于培养对象。回城后她到了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写过一本长篇小说《陪读夫人》，蛮有名的女作家。

姜纬：农场真是藏龙卧虎。

陆元敏：是蛮奇怪的。当时农场里另一个拉小提琴的，傅星，后来当了作家，现在好像在《萌芽》杂志当主编。政宣组的组长叫蒋丽萍，后来当过中学老师，做过记者，再后来是上海作家协会的专业作家，比我小几岁，故世比较早，十年前就去世了。还有一个，沈善增，也是68年到东风农场的，他后来也是作家，前几年去世了。最早写我照片的评论文章是这两个作家写的，同一个农场出来的战友，发在《人民摄影报》上，哈哈，那时候还不认得摄影评论家。

姜纬：有意思，农场出了好多个作家，这跟生活的深刻体验有关。

陆元敏：应该有关系的，不甘心，靠自己奋斗，艰苦的生活状况，应付各种各样情况，这些都是磨练人的。再加上本身心思敏感，农场生活会放大感受，像收集到仓库里面，后头的创作过程中一点点拿出来，就是好材料。

蒋丽萍文章

沈善增文章

姜纬：你是什么时候回城的？

陆元敏：1976年。之前借调到青年宫，他们有意留下我，我就向农场领导提出申请想上调回城。其实有些人到农场三年后就开始逐渐回城了，我是前后八年才正式回城，到市政研究所上班。

姜纬：怎么会到了市政研究所？

陆元敏：那时候市区一些单位会到农场招人。市政研究所想要一个拍照的，觉得放电影应该跟摄影有点搭界，胶片什么的，好像一样的。其实那时我还没有拍过几张照片。拿到通知，我觉得蛮巧，建国西路离我家近的。

姜纬：你在市政研究所具体拍点什么呢？

陆元敏：就是市政建设方面的内容。比如早期的人行天桥，市政改造，整个建造过程需要照片记录，还有某条道路出现了裂缝，也要拍下来作为档案。

姜纬：当时使用什么照相机？

陆元敏：海鸥DF。那时候，单位把相机看作非常贵重的东西，平时锁起来的，有任务时才可以用。单位还有暗房，海鸥放大机。我在单位有个师傅带着的，所以严格讲自己也不能算是摄影师，是摄影助理，更加不能随意使用照相机了。

姜纬：自己想拍点什么就难了。

陆元敏：我老是想拍点自己的照片，没有办法，心里有点不舒服，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后来自己一咬牙去买了一台海鸥4B双镜头反光照相机。所以觉得在市政研究所没什么劲，就想办法调到别的单位去了。

姜纬：那是什么时候？是普陀区文化馆吗？

陆元敏：1982年，还不是普陀区文化馆，当时去了吴淞区文化馆，这个区1980年新成立的，后来没几年，吴淞区和宝山县合并成宝山区，那么就自然而然到了宝山区文化馆。吴淞区文化馆这几个字还是程十发题的，老灵的，后来并到宝山区，成立宝山区文化馆了，再请他题字，他只写了“宝山”，可能年纪也大了，字的样子不太一样，拼接起来气息完全不对了。

姜纬：后来怎么又去了普陀区文化馆？

陆元敏：当时的问题是离家里越来越远了，吴淞区文化馆在张庙，还不算太远，毕竟是新的单位，新照相机，专门建了暗房给我一个人用，蛮感动的，也蛮开心。在吴淞区文化馆两年，有个读大学的机会了，上海师范大学有专门为文化系统单位干部设立的课程，第一年学素描等比较基础的，第二年主要是学国画。就此眼高手低了，哈哈，以前还对油画、连环画蛮有兴趣的，读书以后，晓得多了，兴趣反而没有了。我们这批同学倒是一直保持着联系，两年时间朝夕相处，还时常外出写生，也像是一起旅游，费用都是单位出的。吴淞区文化馆连我在内有三个人读书，两个读完就到别的地方去了，一个去了上海美术馆，一个到国外搞设计，只有我回文化馆工作了几年，也算对得起单位了。

姜纬：你刚才说吴淞区没几年就合并到宝山区了。

陆元敏：是的。所以88年就到了宝山区文化馆。这就真的远了，上下班时间太长，每天挤进挤出公交车要花几个小时，吃不消了，就想调单位。有一个农场的朋友在文艺出版社当个领导，开始想到这家出版社去，但没有摄影师这个岗位，朋友问我愿不愿意搞设计，我一想，等于要重起炉灶，算了。就在这个时候，普陀区文化馆有机会了，那里搞摄影的人出国了，位子空出来了。

姜纬：蛮巧的，好像成心让给你的，那是什么时候？

陆元敏：1989年。我摄影创作正式开始就是这一年。因为之前，要么没有多少机会使用照相机，要么去读书了，要么大量时间耗费在上下班路上，总归安定不下来。1976年到1989年的十几年时间，讲起来也是做摄影的事情，但没拍什么像样的照片，别人问到这个，我自己也有点讲不清楚，哈哈。

姜纬：因为到了兰溪路的普陀区文化馆，每天上下班都要经过苏州河，《苏州河》照片就是这样拍出来了。

陆元敏：对的。相比宝山，兰溪路近了，还有一个原因，可以骑自行车了，这对于我拍照片太方便了，假如乘公交车的话，不可能随时随地拍照的。到普陀区文化馆等于是成全了我，这个单位是调对了，一直做到退休。

姜纬：单位调动在当时是比较困难的事情。

陆元敏：老难的，从市政研究所想调到吴淞区文化馆，拖了老长时间，一直打电话问情况，常常打不通，打通后对方老是讲还没有定，我甚至想放弃了。后来买了一模一样的电话机当纪念品，现在挂在家里的墙上，看到就想起那段经历。

姜纬：你在单位里拍工作照片多不多？

陆元敏：不多的，那时候文化活动比较少。讲起来也无聊，单位里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哪一个区领导到单位里看某个节目了，需要拍照片了。问题是领导经常调动的，等这个领导调走了，这些照片就根本没用了。还有就是区里面有个摄影家协会，每个区都有的，我后来当了会长，徒有虚名当了很多年，哈哈。现在是搞得好了，我蛮惭愧的，我爱人讲我只晓得自己拍照片，不晓得搞搞群众活动。

姜纬：我到普陀区文化馆找你联系一篇稿子还是要照片，来过的，你还带我去参观过暗房。

陆元敏：你来的时候已经建了高楼，下面是商场，文化馆在楼上，原先是平房，最早是为曹杨新村配套的。兰溪路以前是比较冷清的，只有一家百货店，后来商店越来越多，热闹了起来。单位待我是不错的，那时候已经不需要黑白照片了，还给我配置暗房。

姜纬：你以前对我讲起过，父亲的单位就在苏州河那里，你小时候去过的，有这个记忆，每天上下班经过苏州河时，“辰光停牢了”，之所以拍苏州河，这应该也是一个原因。

陆元敏：我父亲的单位在苏州河那里，带我去过好几次，用电炉烧咖啡喝，记忆最深的是还有饼干吃。小时候的事情大部分印象模糊了，好像是在山西路那里，一路上有许多小店铺、小摊贩，很杂乱。还有一个记忆，就是我的姐姐，嫁到苏州河旁边去的，就是现在的中远两湾城那里，我父亲还为此不开心。那时候，苏州河渡口很多的，后来就少了，到我拍照片时只剩下三个了。

姜纬：现在很多人知道苏州河的历史，发生的故事，但是我小时候，反正觉得跟苏州河没什么关系。

陆元敏：如果不是从小就生活在那里，或者在那里工作，不会没事跑到那里去的。苏州河现在是整治过了，以前比较脏乱差，水是黑的。

姜纬：上下班都要经过苏州河是关键因素，从照片看，内容是非常丰富的。

陆元敏：我上下班可以经过两座桥，曹杨路桥，武宁路桥，这两条路线我是交替走的，这就可以看到不太一样的东西。有时候中午也会去拍点照片。

苏州河，1991—1993

姜纬：许海峰给我看过几张照片，你在苏州河旁边拍照，其中一张推着自行车上桥，还有一张在河堤边寻找角度。

陆元敏：讲起来，拍苏州河的开始阶段，不是我一个人去拍，我和陈海汶、袁仁曦、王耀东、顾铮、许海峰他们几个人一起去拍过几趟，也没有找到自己的方法。我当时用的是尼康相机，蛮好的，就是不大顺手。正好91年参加一个影赛得奖了，奖品是海鸥DF－300，实际上是从美能达引进的产品。照相机这个东西也蛮奇怪的，跟用的人好像有缘分的，不是好不好的问题，而是顺手不顺手的问题。有了顺手的相机，拍起来有劲道了，感觉完全不一样。这台DF－300就特别顺手，跟苏州河一拍即合，再买了一只35毫米的定焦镜装上去，称心了，拍出来的照片，觉得就像画报上的照片一样了。

姜纬：画报？什么画报？

陆元敏：家里唯一的一本外国旧画报，我母亲在里面夹鞋样什么的，可能因此才留下来的。画报里正巧有一个专题，蛮多照片介绍欧洲的一条河，跟苏州河蛮像的。

姜纬：有参照了。

陆元敏：80年代拍照片都挖空心思追求新奇特，越奇怪越好，我得这个奖也是用超广角拍的，当时的潮流觉得这样才艺术。画报上的照片蛮平实的，一条河的景致，一些生活的景象。我觉得35毫米定焦镜拍出来的照片，倒是和画报上差不多，看上去也蛮适意的。这个镜头要想怪也怪不了。那时候也不是受到什么大师的启发，就是自己想拍拍看上去不太艺术的照片。

姜纬：80年代，甚至到90年代初，信息的渠道内容和现在相比是闭塞的，不对称的，所以那些年的潮流，也是特殊原因造成的。

陆元敏：我是更加孤陋寡闻，没有看到过多少外面的世界，完全跟着感觉走，能依靠的就是自己和周围的生活。后来比较集中看到外国摄影师作品，就是通过阮义忠的两本书，《当代摄影大师》和《当代摄影新锐》。现在看上去印刷粗糙，但当年印象蛮深的，而且因为粗糙，我觉得别人的照片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好嘛，我跟他们也蛮像的嘛，哈哈。

姜纬：这种“误读”有意思的。我想起了何多苓“误读”安德鲁•怀斯的故事，但这样也可能歪打正着，这就是有趣的地方。

陆元敏：要是当时印刷精致的话，我倒哎呀，觉得自己不对，可能对自己打击大了。这听上去好像是在为我自己寻借口，哈哈。

姜纬：阮义忠那两本书为当时许多中国摄影师开了一个窗口。

陆元敏：确实是这样的，他是有功德的。巧的是后来阮义忠到上海来组稿，通过李媚介绍，我的照片在他主编的《摄影家》杂志上发表了，这是我第一次在正儿八经杂志上发表照片，看到以后自己也吃了一惊，这是我的照片？

姜纬：是哪些照片？

陆元敏：可能他考虑到杂志的丰富性，发表的是我广角镜拍的那些照片。实际上，对我来讲，一开始用广角镜拍照片是蛮重要的，当时我觉得最难的是经常一个人出去拍照，不认得别人，老是害怕端起相机对着人拍，广角镜就可以在老远拍到人，还可以盲拍，把相机放在比较低的位置瞎按快门。

姜纬：但是后来《苏州河》里面有些照片，离拍摄对象也是蛮近的。

陆元敏：因为广角镜拍多了，胆子有点大出来了，觉得别人好像也没有凶巴巴的样子，没有想象中那么吓人。而且苏州河这地方，人人都忙着做事情，没有心思顾及旁边是不是有人拍照片，反而是特别安全的地方，自由自在，不像在弄堂里拍照，容易被人盯住，问我做啥。

苏州河，1991—1993

姜纬：外国摄影师里面，你最喜欢哪一个？

陆元敏：科特兹。他的风格平实，不是那种弹眼落睛具有冲击力的照片。他也在城市拍照，让我觉得自己以后也可以达到这样子，也能够在这种环境里拍照，有亲切感。

姜纬：中国摄影师不大有人喜欢科特兹的。

陆元敏：我那时也不了解科特兹究竟好在哪里，只是感觉亲近，他不会让人崇拜。做出惊天动地的事情，出生入死的摄影师，才会让别人崇拜，像尤金·史密斯。科特兹不是那样的摄影师。寇德卡有两张照片我也蛮喜欢的，一张抬手看手表的，还有一张拍自己的脚搁着，其他倒不怎么喜欢，包括拍吉普赛人的，好当然是好的，就是离自己蛮远的，只能讲是崇敬，不是亲近。

姜纬：你最早看到的印象深刻的摄影展览是什么？

陆元敏：杜瓦诺的展览，我记得是1983年。看了以后心里面痒痒的，就跟单位申请买一只镜头。当时觉得杜瓦诺拍人这么生动，肯定是从远处拍的，标准镜肯定不行，那时候不懂。

姜纬：讲到拍人，《上海人》系列有一些在家庭环境里面拍的人物，我知道这些人都是你的亲戚、朋友、同学、老邻居，非常熟悉，状态就放松了，打动观众的也正是这个原因，很亲切，没什么隔阂。

陆元敏：这要讲到我去农场的前一阶段，不去学校了，没书、没电影可以看，没啥乐趣，同学要参军了，进工厂了，我也要下乡了。几个要好的同学借来一台破相机，约好到人民广场、外滩、外白渡桥拍照留念，真是开心，那些照片在以后的农场里一直在身边陪着我。后来拍《上海人》的初衷，只是想拍点留念照，自己觉得开心，摆在一边，也不会去投稿，投了也没用，没多少人觉得好。

姜纬：等到一个时代真的过去了，这些照片的价值就出来了，人的样子，家庭环境，穿着打扮，就这样过去了。时代吞没的，由照片来保存。

陆元敏：这里面有的人后来故世了，有的人家的房子也拆掉了，我自己的家也搬过几个地方，变化蛮大的。有时候看看这些照片，也有点感慨的。

上海人，1990—2000

姜纬：《上海人》和《苏州河》应该是同一个时期拍的吧？

陆元敏：基本上同时期拍的。《苏州河》大多数是91年到93年拍的，跟上下班路线有关系的，后来有段时间我家搬到了真光路，离单位近，不会绕到河边去了，就不怎么拍了。《上海人》时间长一点，前前后后拍了将近十年，想拍点跟别人不太一样的，没有什么艺术性的照片，没有更多的想法。我后来看到植田正治的照片，也蛮喜欢的，以前没有机会看得到。但是没有看到也有好处，自己就这样拍了，如果看到，可能就会受影响。

姜纬：没有什么干扰，在自己熟悉的范围内拍照片，日常生活的细节和气息反而饱满，才打动人。

陆元敏：那时候有人讲我的照片蛮灵的，就是没什么意思，哈哈，好像总归要有意思，要有意义。倒是有几个作家觉得我照片蛮灵的，让我也有了一点信心。有一次，好像是《人民摄影报》牵头组织的，日本《朝日相机》杂志在北京挑选中国摄影师的照片，我拿了一些《上海人》照片也去了，到那里一看，别人拿出来的照片都太好了，我太难为情了。结果杂志出来，我的照片用了最多。

姜纬：你这一路走来，总有非常适时的鼓励出现。

陆元敏：总体来讲，我觉得自己运气特别好，要不然就可能完全两样了。所以凡是有机会，我总归跟别人讲，投稿或者评比落选了也不要灰心，不要轻易放弃。

上海人，1990—2000

姜纬：你加入过当年的“北河盟”吗？

陆元敏：没有。我是“北河盟”结束以后，才认识他们几个的。

姜纬：所以“北河盟”对于你没有什么影响。

陆元敏：当时他们已经有蛮强的个性意识了，我还懵懵懂懂。我开窍比较晚，我记忆特别深刻的是1989年，讲好和一个宝钢的影友到周庄去拍照，就这一趟，突然之际开窍了。这个朋友还迟到了，我等了他一会，要是他那天没有来，我也不会去了，就可能开不了窍。我拍了一张一个老头在墙角落撒尿的照片，自己觉得也蛮好的嘛，蛮轻松的，不要去想有什么意义。从此以后，我一直按照这样的思路去拍照片，到今天也是这样。

姜纬：这蛮神奇的，就这一天，就发生了，从此奠定了思路。

陆元敏：完全放下了，不去追求意义什么的，也不去追求明确的目标，得不得奖也无所谓。后来黑白或者彩色，各种镜头，实质上一直是这个思路。就好像回到刚刚拿起照相机拍照的时候，真的开心，看什么都觉得新奇，为自己拍，也不吃力，用不着再去想对不对，别人会怎么看。

姜纬：你之前讲1976年到1989年没拍多少像样的照片，但我认为，这十几年也没有浪费，是在逐渐积累，周庄那一天是水到渠成了。

陆元敏：我也不是看了一本什么书，或者听别人讲了什么受到启发，就是自己慢慢积累，自己去想明白，没有这些年，可能就到不了那一天。

自拍像，1990

姜纬：你这么多年不断在尝试新的拍法。2003年，我在海上山艺术中心策划过你的《联体》作品展，胶卷的前一张和后一张，有关联的画面。后来你又玩过微型侦探相机，虬江路市场淘来的，没办法对焦，照片也放不大。前几年又用老的电影放映镜头拍照片，这种镜头没有光圈，照片四周一圈黑乎乎的。你讲城市在变化，光线在变化，照相机也在变化，足够好玩了。

陆元敏：以前还搞过立体照片，还自己放彩色照片，帮朱钟华就放过蛮多的，也用过LOMO相机和一张底片三只镜头轮流拍的相机，反正没有玩过的，就想去试试看，这些过程其实最兴奋，感觉蛮稀奇的，我尽可能保持这种心情。

姜纬：你对摄影方法的广泛兴趣，是不是和其他兴趣有关？比如音乐，家里客厅有一台钢琴，农场时喜欢上小提琴，后来又拉中提琴、大提琴，哥哥又是专业的演奏家，这种文艺兴趣的多样化是触类旁通、相互影响的吧？

陆元敏：我哥是音乐学院出来的，进了上海交响乐团，我在农场期间回城探亲的短暂时间，他也教教我拉琴，后来他是首席大提琴，我嫂子也是交响乐团拉小提琴的。要讲影响，不是直接有什么影响，潜移默化可能是有的。我有时候走在马路上，听到弄堂里传来练琴的曲调，马上就会打动我，回忆涌上来了。

姜纬：你平时经常听音乐吗？

陆元敏：有时间就听听，基本上固定一些唱片，范围不大的，反复听一段时间，再换几张。

姜纬：古典音乐？

陆元敏：是的。前段日子翻出来一张CD，是我买的第一张CD，在音乐学院旁边的商店里买的。那时候也不太懂，不晓得价格，结果两百元一张，硬着头皮买了下来。不过质量确实好，版本也好的，海菲兹的经典。我当时看见封面上有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三只琴都印在上面，哈哈，这灵的呀，现在也觉得买对了。

姜纬：小说对你的摄影创作有影响吗？我记得《繁花》还是你讲起的，我再去找来看的。2013年在鲲鲤画廊做你个展时，还特意跟金宇澄打招呼，也用了“繁花”这个名称，后来在马勒别墅开研讨会，把他也请来了。

陆元敏：小说对我有影响的，小说也是记录人的生活和心灵，有时候看了一本好小说，就会有坐不住的冲动，写是写不过作家，那么就想快点出去拍照片。以前只有鲁迅的小说可以看到，但一知半解，现在看就不一样了，真正能看懂一些了。中国作家最好的还是鲁迅和张爱玲，而且这两个人的好，不是一般的好，其他作家来比较的话，根本不是一个级别的。张爱玲是越看越觉得好，《封锁》里面上海的市井，全是画面感，就想拍成照片。她后来的《同学少年都不贱》，对人性的刻画，过去家境身世差不多的女同学，到后来再见面，那种微妙复杂的心理波动，人生的沧桑，看过就不会忘记，别人是写不出的。

姜纬：讲到画面感，《上海人》里在室内的人物照片，画面感就蛮强的，像电影定格一样，有几张因为有点逆光，面孔都看不清楚了，但气息到位。

陆元敏：照片和电影有点类似的，好的电影画面基本上是打过光的，拍照片就难了，好的照片画面，是接近打光的那种质感。照片难拍，也就难在这里，这点倒不太听别人讲起，我是有感觉的，光非常要紧。瓦尔达拍电影，几十米的电线伸过去，电线能够到的地方就可以拍，到不了就不拍了，所以光是多么重要。

姜纬：你喜欢看电影的，而且胃口蛮大的，从东欧小众文艺片，到《变形金刚》，都会看，有点海纳百川。

陆元敏：电影是喜欢看的。最近看了一部芬兰电影，《奥利最开心的一天》，真喜欢，喜欢到看看睡着了，醒过来了又看，还是老灵的。枯燥是实在枯燥，就是生活在进行，没有什么跌宕起伏，只要眼睛一张开，还是觉得灵的，连得下去的。一个小镇上的拳击手，别人都期待他去参加比赛，去打败美国的一个狠角色，结果真正打的时候，两个回合就被击倒了，他最开心的一天，原来要打十几个回合，两个回合就解脱了，他的女朋友也根本不在乎输赢。电影讲的是1962年的事情，拍成黑白片，像纪录片，老电影一样，其实是2016年拍的，但还原度真的好，不仅仅是场景服装，更多是气质上的还原度。我们的电影拍以前的事情，一看就是装出来的。我到现在看过的反映知青的电影，没有一部是满意的，都是戏剧化，不是真正的生活，实在看不下去。

姜纬：电影太多了，好电影也多的，看是看不完的。

陆元敏：有时候也懒得去费力气寻找，我拿大概有几十部自己觉得最好的电影碟片归拢在一起，可以反复看，真正好的电影也看不厌的。

姜纬：欧洲的文艺电影，有些确实比较枯燥，有时候看看特效大片也蛮好的，调剂一下。

陆元敏：是的，有种电影是有营养的，看了让人激动，想去拍照片。有种电影没啥营养，看看热闹也蛮好的。总归都有存在的价值。有人讲，因为有文艺片，所以好莱坞大片也不敢太乱来，美国有些电影也蛮文艺的，他们晓得也有人懂的。

姜纬：再讲讲摄影，你从什么时候开始不用胶片，用数码方式拍照的？

陆元敏：好像是2006年或2007年，那时候买不到胶卷了。别人给了我一台LOMO相机，这下子好了，我从来没有一年消耗那么多胶卷，大概有500多卷，因为成功率蛮低的，拍坏的片子多。当时我手头的闲钱比以前多了，可以买400度胶卷，对我来讲，400度的胶卷已经是老好了，比100度贵蛮多的。

姜纬：我记得你一直用乐凯胶卷。

陆元敏：乐凯。400度胶卷的感光度高，100度其实蛮难拍的。我每次买，总归是20卷，不会买太多，这样心里觉得开支不算大。不知不觉拍了这么多，再要去买，突然之际市场上没有了，我当时还开玩笑讲，都给我买光了，哈哈。

姜纬：当年拍《苏州河》也不可能一年500卷。

陆元敏：是的。我记得以前好像是《中国青年报》有一篇文章写我的，一年拍了50卷胶卷，哈哈，不晓得是讲我拍得多了，还是拍得少了。

姜纬：乐凯没有了，有没有考虑用其他牌子的胶卷？

陆元敏：从来没有考虑过，当时想可能是暂时断档，过段时间还是会有的。所以我就开始用数码相机了，普通的数码相机。一用就回不到胶卷了。乐凯后来真的蛮长时间没有了，再后来又出现过，但是价格不对了，以前400度胶卷只有七块多一卷，已经觉得蛮贵了。

姜纬：你觉得胶片和数码拍出来的照片有区别吗？

陆元敏：有区别的，胶片有特殊的味道，但我真觉得也无所谓。曾经有一个日本摄影师问起我，胶片和数码拍出来的照片有什么样的区别，有什么感受，我想了一想，我讲浑身轻松，人一下子松弛了，他倒觉得奇怪了。以前我一直纠结看别人用胶片比我灵，出来的照片到底是灵的，我比较粗糙，数码一出现嘛，就平等了，哈哈哈。

姜纬：同一条起跑线了。

陆元敏：我为啥冲印照片比较粗糙，就是急于想看到，药水都根本没有调好，别人考究点的是今天药水调好，稳定一点，到明天才冲片子，我那时候顾不到这些的。有时还会把胶卷剪断，还会缩短点时间，等不及看。数码相机就方便了，马上就能看到。

LOMO作品，2005—2006

姜纬：最近十几年，你拍彩色照片比较多，以你的具体感受来讲，彩色照片和黑白照片有什么不同吗？

陆元敏：我觉得是一样的，该拍啥还是拍啥。我是2010年退休的，之前一二年已经不怎么拍黑白照片了，更多的时间是在放以前的照片。我那时候意识到真正自己的照片，都是黑白的，除了为单位拍过一点彩色照片，还没有自己的彩色照片。

姜纬：从那时候起，开始拍自己的彩色照片了。

陆元敏：彩色和黑白，我也经常转来转去的，并没有盯死一种。三四年前，看了一部加拿大的黑白电影《我的温尼伯》，把现在的情况、老照片、家庭纪录片串在一起，灵的不得了，一下子又吊起了拍黑白照片的念头。

姜纬：前段日子郑知渊展览开幕，晚饭后送你回家的路上，你也讲到最近看了捷克电影《捷克列车员》，第一遍看不懂，恨死了，连看四遍，还在网络上查信息，终于看懂了，这又吊起拍黑白照片的兴致了吧。

陆元敏：哈哈，前两天和几个朋友去三林塘玩，蛮失望的，没啥可拍的，结果回来仔细一看，倒有几张蛮灵的。中午跑到人家院子里，一条狗隔着铁栏杆扑上来，像这种拍黑白就对了，彩色没有这种力道。以前拍黑白是迫不得已，彩色总归解决不了冲片子的问题，第一步就不行。现在不存在这种问题，所以也不会刻意去回到黑白。

姜纬：该拍啥还是拍啥，这句话是关键。

陆元敏：在三林塘时，有朋友讲起《在身边》的封面，讲我以前拍的黑白照片蛮经典的，怎么这次封面用了一只脸盆的照片，普通的破旧脸盆，好像随便啥人都能拍的。其实这种样子的搪瓷脸盆，还放在磨石子的水斗里，都是记忆。我自己觉得还蛮经典的，用了一只模仿老镜头的标准镜拍的。

姜纬：近些年你看到的拍彩色的摄影师，印象比较深的是谁？

陆元敏：有一个叫索尔·雷特的，看了他照片后觉得蛮好的。前两年在当代艺术博物馆看鲍得里亚的彩色照片，也灵的，他的照片放大了，那种蹩脚相机的缺点全出来了，反而有另外一种比较亲切的味道，可能是精致的照片看了太多的关系吧。我总归感觉数码拍出来的颜色太新。我从来没有看到过调出来的色彩是适意的，我不喜欢后期过分调整色彩，像有意褪掉蛮多色彩，我不接受这种做法。照片我没有研究，电影到最后的字幕里面有调色师，电影调色彩我觉得可以，就是不晓得为啥，照片这样就不接受了。

姜纬：就是讲，彩色照片的色调，拍到怎样就怎样，自然一点。

陆元敏：是的，加饱和，褪饱和，我都不能接受，不要硬劲去调整。

姜纬：像索尔•雷特，还有以前其他拍彩色的摄影师，照片的色调就是胶片带出来，就是这样的调子，并没有刻意做过。

陆元敏：这就像古董的包浆，硬劲去做出来总归味道不对了。

姜纬：陆老师，你拍了几十年照片，应该讲付出也蛮多的，你收获了什么？

陆元敏：收获蛮多的，最大的收获是如果不拍照片，我可能就是一个不大出门的人，因为拍照，我认得了蛮多朋友，理直气壮可以出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