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论】气候大会还有必要吗

试想有两个国家：

第一个国家在150年前开始工业化和城市化，并在50年前跻身世界上最富裕国家行列，在随后的半个世纪里，该国出生率持续下降，人口老龄化，污染严重的制造业外移，但依靠此前积累的财富、少数高水平的制造业和快速增长的服务业，国民仍然维持着世界上最高的生活水平。

另一个则是世界上人口最多、年龄结构最年轻的国家，大多数国民生活在缺少电力、自来水、基础医疗服务和交通设施的农村，当该国政府实施鼓励投资政策的时候，顺理成章地吸引了越来越多的跨国企业，在该国从事出口导向的制造业。这些投资提升了该国的GDP，但也造成了严重的工业污染。

要让这样两个国家在减排问题上达成一致，障碍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前者有意愿也有能力，但后者既没有能力也缺乏意愿。这一困境就是联合国气候大会的缩影。

对那些期待各国政府在巴黎气候大会上达成划时代协议的人们来说，他们不得不面对的现实是，气候谈判的主要障碍并没有消失。尽管中国和美国宣布了史无前例的减排计划，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鸿沟仍然难以愈合。

接下来的问题是：气候大会——也即《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国谈判机制——是否还有必要？1992年，该公约制定以来，已经进行了21次缔约方谈判。目前谈判的总体目标是把全球变暖幅度控制在2摄氏度以内。

由于温室气体排放有显著的外部效应，而承担气候变暖后果的国家往往不是排放量最大的国家，23年来，环保主义者和深受极端气候之害的小国迫切渴望形成强有力的国际机制，要求各国政府特别是排放大国削减排放量，提供资金和技术，帮助小国和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危机。

这类机制似乎有现成的范例，比如，同为联合国框架下的国际原子能机构。这个机构的目标是促进人类和平使用核能，同时对核技术扩散的趋势加以管制，保证《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得到遵守。这个机制首先基于美国和苏联等大国的意志，其次基于自愿和谈判，因此有现实的约束力——除非像朝鲜这样，自外于国际社会，才能选择退出。

但全球变暖和核扩散有一些根本不同。首先，在1960年代，拥有核武器意味着国际政治格局的巨大变化，但秘鲁或菲律宾遭受飓风袭击，根本不能让大国领导人有同样的紧迫感。有关气候变化的科学研究也没有提供充足证据，让普通人产生与核战争类似的恐惧，从而推动各国内部的政治进程。而传统能源的生产、运输和消费关系到全球各地数以千万计工作岗位，在新能源提供足够替代岗位之前，能源政策的重大变化始终投鼠忌器（石油生产国和跨国石油企业的政治游说反而是相对次要的问题）。

的确，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确对伊拉克和伊朗的核设施进行了旷日持久的检查，但没有哪个国际机构有足够的资源，对各国的温室气体排放进行持续有效的监控。排放大国不会受到国际制裁，因为排放往往是全球贸易的后果之一。

但气候大会踌躇不前，并不意味着减排就失去了动力。欧洲在削减排放和新能源技术发展方面，始终处于领先状态，而美国和中国也加入了自主减排的行列。如果中美两国能够执行2014年达成的减排协议，特别是中国能够照时间表达到排放高峰，并在2030年之前将非传统能源的使用比例提高到20%，全球减排的前景就会相当光明。何况，在巴黎气候大会之前，已经有158个国家提交了各自的减排方案。

回到文章开头的一幕，中国曾是第二种国家的典型。目前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排放总量超过美国和欧洲的总和。但随着时间推移，其国内因素中的减排动力不断增强，从而改变了其在全球变暖问题上的立场。驱动中国转变能源政策的关键有二，其一是国内严重的环境危机，其二是传统经济增长方式已经明显乏力。

对气候大会这样的谈判机制而言，由于中国的角色即将被印度取代，谈判障碍始终无法扫除。但好消息是，中国的转变终究会在印度上演。等待需要时间，但除此之外，似乎也没有更好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