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登·怀特：任何形式的乌托邦式的梦想都是对文明的一种威胁｜纯粹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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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学科的保守本质

构成人文科学的核心学科——历史、文学和艺术批评以及哲学——与它们所研究的主题一样古老。但是只有在文艺复兴以后，人文科学才成为一门独特的研究领域，有自己独特的研究目的、研究方法和文化功能。当时人文学科脱离所谓的神学，和各种形式的社会实践比如政治和经济活动一样，从中世纪时期宗教强加于它们身上的桎梏中解放出来。直到文艺复兴以后，学者们才能公开地致力于研究文化这一特别的人类创造的产物，同时摒弃源自古旧思想的认识，即把世界上的所有看作仅仅是一个更基本的形而上学和宗教现实的附带现象。当然，原始宗教的残留影响持续到现代时期，但到了19世纪中叶，世界完整的启蒙之理论依据已经确定，人们已经有足够的理由相信世界上所有的人类起源并非自然秩序的一部分。因此，历史、批判和哲学可以继续以一种激进的方式来把文化日益世俗化，也就是说，通过在人类理性、意志或想象本身来寻找每个文化产物的根源，而无须通过设想每个“精神”层面的创造都是可以“解释的”，来假定任何本体的存在。

人文学科在全球文化启蒙的过程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它的最高成就体现在19世纪的社会科学上。但是它们在这个过程的参与掩盖了它们实际操作时典型的保守本质。尽管人文学科与萌芽期的社会科学共享一个共同的无关宗教的或反宗教的态度，它们在其固有的政治方向上同样具有反乌托邦思想。作为人类思维、理性和意志的产物之研究者，人文主义者对乌托邦思想深表怀疑，因为它常常支持并授权一个给定的艺术家和思想家，对当前的世界在社会分配上提出质疑。遗传或社会力量已经给予他们够多，但人类竟敢梦想需求更多的本事，正是对这种梦想的反对，使得人文主义者声称自己是介于社会和文化事件之间的权力调解者。人文主义者把他们的文化角色定义为监护和批评。在他们看来，他们的任务是在新旧之间进行调解，在“生活”和“思想”之间，在“想象”和“现实”之间，在文化的生产者和文化的消费者之间进行调解。一句话，他们在天才和公众之间——天才引领公众寻求秩序、指引和时尚来实现自己的乌托邦思想——进行调解。

19世纪末，人文主义者丧失了一个特殊的保护自己的位置，介于以马丁·路德和吉罗拉莫·萨佛纳罗拉（Savonarola Girolamo）[注]为代表的宗教反对派，以及由马基雅维利和霍布斯为代表的激进的世俗主义者占领的位置之间。当然他们的守护神是伊拉斯谟，他是继蒙田之后的另一人，其讽刺的态度保证了其个人诚信度，让他们能看到每一个问题所有的角度，但最终在公共领域屈服于无政府状态并将它作为唯一的权威。这种讽刺态度被美化为“超然”，以此名义化解了普通民众和精英集团之间的紧张关系;假装在回顾的时候才发现的文化和社会之间的不可调和的紧张关系，又证实了这一理想的超然态度之正确性。因此，人文主义者采取典型的中间立场，在“艺术”和“生活”之间、精神和奎托斯(力量)之间，躲进自己的乌托邦式的梦想里面，美其名曰“文化自治”。因此，晚期的伊拉斯谟追随者及讽刺大师诺斯洛普·弗莱才如此区别两种批评——一种总是“涉及过去的文化”之“历史的”批评，和另一种“仅涉及未来的文化”之“伦理的”批评——而只有保证“及时和目前的文化自治”这份“自由”，才可以消除它们之间的区别。

[注]吉罗拉莫·萨沃纳罗拉（Girolamo Savonarola，1452-1498）是一位意大利多明我会修士，从1494年到1498年担任佛罗伦斯的精神和世俗领袖。他反对文艺复兴艺术和哲学，焚烧艺术品和非宗教类书籍，毁灭被他认为不道德的奢侈品。他以其严厉的讲道著称，他的讲道往往充满批评，并直接针对当时的教宗亚历山大六世以及美第奇家族。萨佛纳罗拉因施政严苛而被佛罗伦斯的市民推翻，以火刑处死。图为Fra Bartolommeo创作的吉罗拉莫·萨沃纳罗拉像（1498年）。

在我看来，我们最近听到许多人所谓的人文危机源于人文主义者意识到“自治文化”受到攻击，不仅来自政治左翼和右翼，而且也来自文化本身，来自其中那些以自治为其创造性的活动之必要前提的艺术家和思想家。政治光谱无论极“左”还是极右，艺术、科学和哲学时常需要投身、关注或者更普遍的说法是具备“社会责任”。传统学术界所声称的超然，知识分子的理想是“自由浮动的”，科学家“公正无私”的概念，以及为艺术而艺术的观点——这些都只不过意味着维护特殊社会群体的特权罢了。现代艺术的创建恰恰需要摧毁艺术与生活的区别，恰似现代社会思想是为消除社会思想和社会实践之间的差别，而这种差别在以前被认为是不可避免的和无法消除的。大众教育的普及和大众媒体的支持，艺术和思想方面的大众观众群兴起，并且以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数量和力量，催生了一个新的文化需求。这种新的文化消费者拒绝承认任何可以决定艺术或思想是否合法的权威；同时质疑：一个无论在社会实践上，还是在思想和表达上，都认为自己的意见是权威的观众群，会需要一个特别的知识分子群来监护和批评自己。

可以随意称呼这个新的观众群：流行、年轻、身体、毒品或者不靠谱——事实是，它构成一个大型的、富有的和日益强大的阵容，与前卫艺术家联手共同怀疑艺术的标准，以及和乌托邦式的激进的思想家一样漠视我们一直精心培养的历史意识。这意味着，由于这个新的观众群的产生，其对随意的、直接的、暂时的、非结构化的以及即兴的推崇，前卫者在其传统的攻击人文学科的两大实践功能即监管和批评方面，有了一个重要的新盟友。因此，人文学科的危机意识，处在革命的风口浪尖这样的危机感，就再合情不过：人文学科不得不面对在它们最有价值的实践上丧失抵押品赎回权。难怪，尽管所有的证据指向相反，人文主义者应该摇身一变扮演最雄辩的捍卫者，他们坚称：一个真正的文化和社会革命不仅不受欢迎，它同时也是不可能的。

2

传统批评的代表

今天的人文学科划分，彼此之间以及在自己和前卫的艺术、思想之间，在于我们所见证的全世界的文化动荡是否是革命性的，如果是，是否革命代表了文明的进步或倒退的力量。富有创造力的艺术家和社会激进分子没有怀疑革命的必要性，他们相信无论结果如何，都比它所取代的更好。一些社会学家认为流行文化是一场革命运动，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真正的大众文化运动，其发展潜力与破坏潜力一样强大。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的观点已经变得广为人知，将流行文化置于更大的背景即文化和电子技术之间的辩证关系之中，并且相信文化革命的到来预示着意识到有必要创造一种新的团体。甚至人文学科内部也有前卫者，或者至少是自由主义者，他们遵从创造力的原则，愿意鼓励前卫者和其观众群，清除传统形式的繁文缛节——不是因为他们相信繁文缛节可以被清除，一个真正的非形式主义的文化公约可以实现，而是因为他们认识到至少从19世纪早期开始，前卫者为了实现自己的愿景，一直宣称反对艺术和文学。这与其说是与传统分道扬镳，不如说是对它的进一步发展。

但总的来说，这些自由主义批评家不构成人文学科中的多数，且由于革命的加剧或至少从咖啡馆走入大学，他们的名声已经下降。自由主义批评家往往加入更大的人文传统主义者派别，后者即使继续研究当代的前卫者，也坚决地反对他们，一直认为当前在艺术和社会思想上的激进主义对文明而言有百害而无一益。

因此，对极权主义的经验和恐惧，以及对传统人文文化的忠诚，在过去的一代激发了令人印象深刻的传统批评。这一重要传统的代表人物分别是艺术理论领域的贡布里希（Ernst Hans Josef Gombrich，1909-2001），文学史和批评领域的埃里希·奥尔巴赫（Erich Auerbach，1892-1957）以及在我称之为科学的批评领域的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1902-1994）。他们并不构成一个正式的学派，但他们的影响力在整个人文学科无外不在，任何在他们所耕种的领域继续耕耘的人都难免步其后尘。在我看来，人文学科占据了我们所处时代文化和社会批评领域，而他们是上一代这一领域最优秀的代表。

这一传统的批评和历史分析代表着一种倾向：试图在西方艺术和文学领域为自然的现实主义提供一个明确的保护，以及在现实的艺术、自由人文主义者的社会原则和人文道德之间，维护重要的历史联系。它认为，与非西方的古旧的文化停滞产生对比的是，那些在西方文化中使得进步发展成为可能的价值观，现实主义作为一种艺术和文学与此价值观毫无二致，这一论题已经被广泛讨论，也被如此沉重地证明，探讨它可能有助于阐明当前前卫者的革命姿态的具体性质，以及抵抗革命将如何导致人文学科目前的危机意识。与前卫者一样，现实主义的捍卫者认为，更多的是对当前文化革命的参与，而非攻击传统、某种认知、某种理性，甚至书本文化。革命固然包括攻击，但意义比这更深远。它还包括攻击那种在社会上把艺术中的现实主义与自由主义相结合以及在科学上把艺术中的现实主义与进步发展相结合——即虚构的真实，在绝对的概念确定性和混乱的未加工的数据之间，有一个朦胧地带，这种临时确定的感觉，使我们对现实的知识有可能有序和递增式发展。前卫的艺术和激进的乌托邦式的社会思想所攻击的是虚构这一概念；正是因为他们如此的攻击，使得他们比过去的前卫者们和更激进的革命者们还要激进。

无论我们强调的是传统还是形式这个词，前卫者都不是简单地反对传统形式。前卫者们自己说，他们不是代表一个修订的旧的——况且他们坚称他们不会被其同化——而是一种全新的文化和社会经验，这使得他们相信可能和实际之间的差距，迄今为止一直不衰的虚构性，最后可以被消除。这种乌托邦式的梦想他们用物质情境来证明，至今为止推动艺术家和远见卓识者最后妥协到使用破裂的人性这一概念，这种缺乏之情形，不再被视为人类不可避免的条件，因此不再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对文化创造力和创新的限制。

这个意义上的文化和社会物质情境反映在反抗二者的语言本身，不仅体现在它们目前的形式上，更是反映在人际关系的具体形式上。激进的作家大谈文学语言的死亡；画家创造自我毁灭的艺术品；剧作家梦想没有对话的剧场；舞蹈家设想没有动作的舞蹈；作曲家孕育没有声音的音乐；社会评论家谈到终于可能真正超越历史的存在和灾难的出现以及为团体的利益而解散社会，等等。到处我们都发现，偶然胜于设计，身体优于精神；相对于语言和结构而言，动作、图形、随机、偶然等等更胜一筹。

对无形式的渴望，它是否也预示着混乱的出现？如巴克明斯特·富勒(Buckminster Fuller)所提出的，它是认真的乌托邦还是讽刺的世界末日？人文学科的保守派深知前卫者对形式的攻击不是一个简单的艺术形式或知识体验；对他们而言，是有关进步的文明本身的命运。他们都倾向于看到当代公认的艺术和思想先驱，从毕加索到罗伯特·罗森伯格(Robert Rauschenberg)，勋伯格(Schoenberg)到约翰·凯奇(John Cage),阿尔托(Artaud)到阿仑·雷乃(Alain Resnais)，乔伊斯到娜塔莉·萨洛特(Nathalie Sarraute)，叶芝到艾伦·金斯堡(Allen Ginsberg)，弗洛伊德到诺曼·布朗(Norman O. Brown)，从马克斯·韦伯到赫伯特·马尔库塞(Hebert Marcuse)，都否定了现代文明中社会和艺术以及思想上取得进展的原则。新先锋派代表们攻击的世界观产生了一种文化，既科学(因此有序)又人文(因此开放)——这一文化是由没有声音的音乐所创造。社会评论家终于可以宣称可能真正超越历史的存在和灾难的出现，一方面是希腊式的超越忧心忡忡的野蛮的世界，另一方面是对古老的高等文明的压抑的神话形式，如古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

3

虚构；模仿；开放社会

根据贡布里希、波普尔和奥尔巴赫的观点，现代的、开明的和进步的文明是靠一套道德和思想的义务来支撑的，希腊人首先设想以人文的传统现实主义为自己的表达形式。所有三个批评家相信这些义务源自一场真正的情感革命，一场被贡布里希称为“希腊奇迹”的革命，它在中世纪遭到反对，但在15至19世纪的西欧被再次提出和改善，其方式使任何进一步的情感革命都变得不可能或不受欢迎——不可能是因为现实的传统似乎拥有抵制激进的变革之能力，不受欢迎是因为如果发生任何激进的变革，因为意识本身的本质之缘故，它将退化到更早的、幼稚的、野蛮的或陈旧的富有想象力的压迫形式。

贡布里希在其具有影响力的著作《艺术与错觉：图画再现的心理学研究》中指出，希腊奇迹首先包括发现了临时真理的可能性，发现了虚构的可能性，接近现实的可能性。发现虚构的现实这一领域创造了一种独特的人类心理空间，它介于神话想象的僵化策略——即导致埃及的法老崇拜和封闭社会的奴隶制，和可怕的可能不受控制的想象世界——即囚禁了人类思想使其冥顽不化的世界——之间。

贡布里希把这一虚构的可能性与叙事结构化时间相联系，由此产生了重要时刻这一概念。艺术家——画家、雕塑家或作家为确定那一刻研究的对象之间的关系，专注于这一瞬间，而不必应用普遍解释原则或绝对的因果关系概念。也就是说，从古希腊开始到19世纪末，现实的艺术一直满足于小心不断地印证某种假设，一方面通过应用权威的感官知觉，另一方面通过传统记录的已经安全的操作模式，来印证某个领域如何被建造，以及什么可能占据这个所定义的感知领域。能够提出一个固定的时刻，可以反过来通过假设它之前或之后的时刻，帮助建立一个具体的历史意识。在艺术领域，它最终会占领透视结构或自主的空间——一个可以通过实证发现占据其中的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的空间，而不是如神话的想象所需要的那样通过应用一些恒久的先验原则如永恒和无限。叙事时间和透视的空间这两个概念，加上历史意识，解放了神话寻找永恒和绝对真理的想象力，将其纳入更平凡，对人类更有利、可控的信息收集之范畴中；同时，它保证理性蕴含原则使得新领域的信息可以与旧的、在传统中比较成型的信息相结合。

《艺术与错觉：图画再现的心理学研究》

[英] E·H·贡布里希 著，杨成凯、李本正、范景中 译，邵宏 校译

广西美术出版社，2012年版

但希腊奇迹的意义远不止如此。现实主义的胜利在于掌握和培养了错觉这一技术，并且发现用虚构的方式在人类期望或希望的现实情况和实际发生的现实情况之间做调停。正是文学上使用小说，艺术上使用控制幻觉，科学上使用临时图式(或假设)——使用临时的或可能的，来替代必要的或不可避免的概念——才使得每一代的艺术家、思想家和科学家新构建的每一个现实，能够更加精确地理解外部世界的本质，从而使得在现代西方文明语境下，实现目前人类所能达到的对外部世界的把控。

（1）传统的智慧和知识，（2）小说，假设或临时模式，（3）感官知觉之间的相互作用，使得思想和想象力不再凌驾于感官之上。这种感官在古代世界的古老文明中使得人类成为自己幻想的奴隶，与此同时，它也瓦解了行使在原始文化思想上的感知权力。如贡布里希所洞察的那样，我们这个时代的前卫艺术对人文科学或现实文明是一个威胁，正是因为它同时否认传统思想以及感官知觉的权威，如此的否认摧毁了“虚构”在促进人文文化禀赋上所起的调停作用。对他而言，这三重的否认无论其背后的乌托邦意识如何宏伟，也无论其认识现实的动机如何可以理解——试图完全征服现实，直接而纯粹地把握它，把它从纯虚构的真理以及临时的概括之约束中解放出来——它都是对文明的攻击。贡氏认为，它可能导致回归到神话时代以及产生极权社会，因为一旦神话统治天下，就会引发极权，一如出现在德国的纳粹主义那样。

奥尔巴赫也是同样的看法。在他的权威著作《论摹仿，西方文学的现实表现》中，他表明，西方文学的主要成就是充分地发展了模仿的潜力，模仿即一个动作的现实再现，或口头模仿。奥尔巴赫认为这一成就是文学进步的产物，它从未加工的和过度加工的直觉中解放出来，在神话思维中濒临灭绝。贡布里希重视现实主义绘画，与之相比，奥尔巴赫认为在文学现实主义的发展中基督教思想起了更为重要的作用。但二者对西方文学的最重要的成就的结论是一样的：不断变化的社会和自然环境与人类意识之间的相互作用产生了历史现实主义。在所有的文学传统中，只有它，通过尝试不同的文体小说、不同的现实的概念，以及哪些范式能够决定不同的研究对象之间的本质关系并生成可以理解的研究领域，促进了西方文学的进步。在奥尔巴赫看来，文学现实主义的历史是一个故事，在解释社会和心理问题时逐步消除神话力量，以及凭借自己的实力培养社会、自然和心理力量来理性理解历史内部的力量。在他看来，所有这一切加起来，才逐步把历史领域作为暂时区域，在此人类有他合适的栖息地，正如他在自然中有适当的空间栖息地和在一个内部分化的社会有适当的精神栖息地。倘若你如乔伊斯那样，放弃历史框架——那真是惹火烧身。

《摹仿论：西方文学中现实的再现》

[德]埃里希·奥尔巴赫 著

吴麟绶、周新建 译，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

最后来看看波普尔。经过长时间的艰苦努力，他指出：无论是面对自然还是社会，科学都不提供绝对真理——这表明，真正的科学方法是归纳的，它的策略是生成一次性假说，目的在于合法地建立扩张的、然而又是更加优雅和全面的一套假说用以陈述现实的“真正”的本质。对他来说，西方科学比如贡布里希的西方艺术和奥尔巴赫的西方文学之所以取胜，是因为它们在研究自然或社会时，不再寻找最终真理和绝对知识，同时又谨慎控制地逐渐缓慢地把现实纳入其中。波普尔认为，正是这种主动放弃寻找绝对确定性的欲望才保护了西方文化免于陷入极权主义。当人们建立在每一个概论的终极的暂时的本质之信任崩塌时，才产生极权主义。正是因为无法接受暂时真理，才产生了马克思和汤因比的历史哲学之谬误，并导致了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主义等主义的暴行。

《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全二卷）》

[英]卡尔·波普尔 著陆衡 等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

对于这些伟大的批评家来说，思想和艺术领域的现实主义与开放社会紧密相关；倘若如20世纪许多前卫的思想家和艺术家那样放弃现实，将不可避免地丧失一个能够促进有序发展、安全进化和增加人类对世界的控制的文化。出于这个原因，对这三位权威人士以及其他人道主义者来说，前卫者们似乎太沉溺于某种要么是疯狂的动机要么是犯罪的意图之中。事实上，波普尔在其《历史决定论的贫困》和《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中，认为每一个激进的社会理论都是错误和犯罪。他甚至认为社会科学试图预测未来的社会变革也是一个错误；对他而言，这只不过是伪装成科学的预言。他认为所有的历史哲学——所有形而上的概论——只不过是伪装成智慧的某个人的心血来潮。因为我们对社会知识能期待的最好结果是暂时真理，我们最有权要求社会的是渐进变革。他总结道，自由、零碎的计划，现在被称为“微调”的社会机制，是唯一可以想见的负责任的科学的政治纲领，任何形式的乌托邦式的梦想都是对文明的一种威胁。

所以，贡布里希和奥尔巴赫对艺术的批评也是一样。他们两人都认为塞尚之后的绘画以及普鲁斯特之后的文学没有多大的意义。贡布里希不赞成立体派艺术家，因为他们试图阻挠知觉而不是改进它。奥尔巴赫发现乔伊斯和卡夫卡令人不安，因为对他们来说，探索内心已经取代反应外部现实。无论之前的文学运动如何推崇想象力来对抗理智和理性，传统总是引领它们的方向；现在知觉让位于心灵并为它所俘虏，心灵本身从传统的控制中得以释放。奥尔巴赫暗示：过去的三千年辛辛苦苦构建的外部世界突然崩溃；知觉不再能限制想象力；虚构的意义被消解——现代人濒临主观愿望这一深渊的边缘，使得他最后必须再次成为神话的奴役。

英国艺术史家贡布里希（Ernst Hans Josef Gombrich，1909-2001）

当然我并不是说，人文学科全部是由这三个伟大的批评家或他们之中的任何一个所主宰。但毕竟他们的态度在人文学科很有代表性。贡布里希、奥尔巴赫、波普尔比他们的许多同行更具备哲学自觉意识，而因为经历过纳粹主义，他们对人文学科和某一社会学科之间的关系的理解更有自觉意识。无论在事实或理论的特定点上与他们的同行有何分歧，在人文学科，他们与大多数评论家和学者有许多共同的基本假设，这些假设正同时经受前卫者们和新的公共群的攻击。一个假设是艺术领域需要的是进化，而不是真正的革命。其结果是他们相信传统的权威仍然可以控制一个被算作创造性的进步的思想和艺术。对这三个批评家来说，有关现实本质的新假说，既定的传统既充任其原始资料，同时对于那些不想简单地哭泣或呻吟的艺术家或思想家而言，也是决定他们个人心理定势的决定因素。

这并不是说他们在文化或社会态度上是保守派。事实上，我一直试图说明，在文化和社会上，他们了解和欣赏实验和创新的重要性。就像我说的，他们认为不言自明的是：西方文明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有能力变革却不至于陷入无政府状态，它有能力抵抗鲁莽的变革而不至于发展到极权主义。但这意味着对他们来说，也是对大多数人文主义者来说，一个可以被接受的艺术和思想领域的世界观，最终需要与现实再现中先前获得的知识战略相调和。也就是说，对他们而言，可以被视为艺术、科学或者社会理论的，原则上必须是可以被现实主义传统吸收的知识，比如逻辑蕴涵或技术一致性。

这意味着必须排除所有的乌托邦式的愿景。因为现实主义是世界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决策产物，它阻止对现实的乌托邦式的攻击，延缓任何形式的思想和行动，它们凭着头脑发热来相信事物应该如何如何。在他们看来，现实主义是一个社会的文化表达，因为这是技术创新，所以可以期待它在某些时间克服缺乏之情形和将人类分成不同的阶层，但这不能代表这种真正富裕的乌托邦式的境况可能真正实现。因为西方社会的经验一直是分层次地分布特权和责任，思想领域的现实主义必然包含自然和社会结构内部的分化和等级制度，即使它认识到这些层次的内容已经随着时间和空间的改变而改变并且可能变得更开放，也就是说，在特定情况下富裕的境况会有更多内部的变化性。

然而，问题的关键是：既然允许知觉来发现世界和语言来再现世界，艺术和思想还需要等级吗？如果不需要的话，那么我们也许能够理解当前艺术家对艺术，作家对语言等的攻击；我们基本上可以展示乌托邦炮制艺术的内容，将前卫的艺术与当代社会运动的激进派别连接起来。

英国科学哲学家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1902-1994）

4

分等级 vs. 并列结构

奥尔巴赫、贡布里希和波普尔在20世纪新的艺术和思想上看到了否定，不仅否定看待现实的一种方式，而且也否定这样一个现实，即看待现实的方式以发现和反映为目的。对现实主义的否定还在于否定把外部现实看作是内部无限可分的，只在理论上而非实践上可以统一的。简而言之，现实的形式与在西方发展起来的艺术和知识传统具有相同的反映和渐进的征服等属性。现实和以反映(mapping)现实为目的的文化传统都具备句法的性质，我的意思是说，原则上讲，现实和唯一可能解码它的策略都被看作是同质的分等级的。

句法这个词有两个词根，结合在一起表示“安排在一起”。语法学家使用“句法”这个词来指代某些语言的规则，在其中这些语言元素被定义以及以特定的可接受的组合被安排构成句子。但是句法策略这一概念的内涵远不止此：语言学惯例按照主次策略生成组合规则。重要的一点是，语言学策略允许增长词汇和演变组合概念，因此会出现新的反应内容；但它要求，无论语言的内容是什么，这些内容都会按照等级层次被组织在一个从属和主导的关系中。这种语言策略同样可能在文化比如希腊文化中盛行，它们是动态分层的。也就是说，在任何给定的时间是分等级的，但正如它们的语言，其内容是不断变化的，有从属和主宰之分的。奥尔巴赫使用句法这一术语来描述荷马的文学风格，进而把句法(分等级)文化的胜利当作文学现实主义进步发展的标志。这与波普尔的观点如出一辙：他称赞西方的开放社会，贬抑亚洲的现代极权主义的封闭社会。就是说，与那此只有与生俱来的特权或者坚持抽象的或假设永恒的选择原则的社会相比，他设想的理想的社会是对天才开放的，在其中只有个人的才能才会被赋予应得的特权和责任。

但是句法这一术语——无论语法学家如何使用它——有助于我们理解前卫的艺术、流行文化以及目前的社会反叛之革命本性，以及先进的前卫者们与以往的前卫者们相比到底有多大的创新性。当前的艺术反叛，一如当前的社会革命，既反对在世界的表现和组织上分等级，又同时反对如此(以等级秩序)对社会的构建。

这个时代创新的艺术家和思想家所反对的是一个分等级的组织方式，那种要求把现实分为从属和主宰的意识。反抗艺术中的透视法和文学上的叙事学，恰如反对历史意识，它反映了这样一种情绪：等级模式的关系不再是认识或者表现社会的必须方式。

奥尔巴赫本人告诉我们，语法学家有一个词可以用来描述当今世界正在发展着的文体惯例，他们称之为并列结构。在图像和感知方面，并列结构原则上试图抵制任何等级制度，并且parataxis的词根意思保证了它们“并排排列在一起”——也就是说，不加选择地，通过简单的依次罗列，可以称之为横向共处的民主国家。如您所见，并列结构这个术语可以用来描述何为即兴音乐;它肯定适用于偶发艺术、流行艺术、新浪潮电影技术以及新小说(反小说)。它代表了一类文体惯例，以理想的方式表现世界，它已经超越了等级制、从属和主宰、悲剧冲突和精神匮乏。前卫者对以新的文体惯例代替旧的并不感兴趣，也不试图清除我们愿景中令人厌倦的偏见，从而把社会和文化重建为另一个从属和支配的结构。

20世纪前卫者实际上设想的是一个最终去掉等级的世界，无论开放还是封闭，因为这两个模式假定下的情形、物质短缺的情况，不再是一个悲剧的必然性情形。前卫者们认为：社会和文化实践变革不会以新的替换旧的一代精英而告终，也不是以新的体制来代替旧的特权位置——无论是特权空间地位(如绘画和雕塑中的透视图)，特权的时间(如旧小说和传统史学中的叙事艺术)，社会中的特权地位，意识中的特权区域(如保守即正统的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特殊的身体部位(如性知识坚持认为“自然”的生殖系统)，或文化上的特权地位(假定某些“品味”更优越)或政治上的特权(假定某种“智慧”更优越)。

人文学科的践行者了解并列结构风格，他们对之心存恐惧，并非因为他们否认“批评”的必要性。事实上，奥尔巴赫将它们与陈旧或神话统治的文化相联系，也把它们和西方思想和艺术领域的危机相联系，当需要先验的确定性或宗教的慰藉，或者仅仅是需要对正式的学科感到一点点排斥，而反对占主导地位的现实的传统时——比如公元4世纪的罗马，17世纪的西欧，当然还有我们自己从一战到现在这一时期。也许他们说的是正确的，他们相信以前所有并列结构最终不过是不痛不痒，至多是为新的句法规则做铺垫，恰如当风格主义侵蚀了文艺复兴时期的形式主义而产生新古典主义一样。简而言之，在思想和艺术上的并列结构在西方文化中，至少从文艺复兴时期之后是倒退和位居其次的。把以前所有风格主义运动视为表现不完全压抑的宗教情感或反映神话相信命运或宿命，可能是正确的，我们现在还是如此。但——同样——很可能是并列结构这一概念的历史功能不足以理解当前的文化对传统、虚构、感知和所有这些组合的反抗，这一反抗在其悠久的历史中支撑了现实主义。原因是：并列结构本质上是一个公共的风格，而不是一个社会的；它在本质上是民主、平等的而不是贵族和精英的，并列结构在20世纪艺术和思想的重生并不代表重新退回神话时代或产生新的极权主义，而是最终造就一个统一的人类，需要这样的意识改变。

当代前卫艺术和乌托邦思想中，尽管有很多奇异的甚至是病态的思想，其最大的优点是——从乔伊斯和叶芝到雷乃、罗伯·格里耶(Robbe-Grillet)、凯奇、摩斯·肯宁汉(Merce Cunningham)、塞缪尔·贝克特，等等——似乎都能够接受并列结构意识：即一个线性分离的语言而不是一个叙事序列，一个无透视的空间，未完成的高潮，无须像过去意识鼎盛时期那样需要任何神话的确定性。这可能表明现在的前卫是可以接受一个之前人们最终作为希望的事实——也就是说，物质匮乏的条件不再是不可避免的，我们终于准备好进入一个乌托邦世界，在那里，神话、宗教、上等的品位与情感，都不能够声称有权定义艺术或生活“真正的”目标是什么。

从开始写这篇文章时通过与卫斯理安的同事交流，特别是与弗兰克·科莫德、诺曼·鲁蒂奇、维克多·古热维奇的讨论，我深信将奥尔巴赫与贡布里希和波普尔归为一类掩盖了情感倾向因素的差异，三位思想家都带着这种倾向在现代想象中审视对抗现实主义的到来。我承认，与波普尔和贡布里希相比，奥尔巴赫倾向于带着更多的同理心去看待这种反抗的天启因素。这是因为他对于意识领域变革的创造性可能有更为充足的意识(特别是关于黑格尔哲学)，不论是从形式化一致性角度看还是从对这种一致性“超越策略”的抵抗来看。然而，因为该篇文章意在描绘人文主义批评中中立传统文化先入之见的特征，因此三位思想家才能够被归为一类。由于对20世纪先锋派设想的种种革命尝试怀有同情心，奥尔巴赫被当作该传统的右翼代表。对我而言，他使用的情况分析在实质上似乎与波普尔和贡布里希所运用的归为一类。（作者注）

《叙事的虚构性：有关历史、文学和理论的论文（1957-2007）》，

[美]海登·怀特 著，马丽莉、马云、孙晶姝 译

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

海登·怀特（Hayden White，1928-2018）当代美国著名思想史家、历史哲学家、文学批评家。他广泛吸收哲学、文学、语言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构建了一套比喻理论来分析历史文本、作者、读者，揭示意识形态要素介入历史学的种种途径。怀特主导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后历史哲学领域中的语言学转向，并将历史主义思想带入文学批评领域，成为跨学科研究的典范。

（本文原题为：《批评的文化：贡布里希，奥尔巴赫，波普尔》，选自《叙事的虚构性：有关历史、文学和理论的论文（1957-2007）》，文 / 海登·怀特，译 / 马丽莉、马云、孙晶姝，转自公众号：和鸣记）

# 不践约书

张炜 著

《不践约书》是茅盾奖得主、当代著名诗人作家张炜的重磅最新长诗力作。该作品虽然以诗歌为表现形式，以爱情为呈现线索，但实际上已经超越传统意义上的诗歌概念和边界，作家调动人文、思想、历史、哲学、文学、艺术等综合手段，以强大的精神背景和调动超出常人的写作能量，打造出的一个具有巨大冲击力的复合性文本，可以视为其代表作《古船》《九月寓言》的另一种呈现方式。

# 大地上的事情（增订版）

苇岸 著；冯秋子 编

苇岸最新、最全、最严谨增订版本，由苇岸生前挚友、著名作家冯秋子受苇岸家人委托，历经数年整理、选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10月倾力呈献。新增苇岸遗著：散文、随笔20篇、诗歌22首、书信1封、译文2篇，共计45篇（首）；此外，延用的苇岸《后记》，附录的《苇岸生平及创作年表》和《苇岸作品的后续传播》，对于记录苇岸生平和研究苇岸及其创作，提供了更为全面、准确和翔实的史料信息。

# 泥土就在我身旁：苇岸日记（上中下）

苇岸 著；冯秋子 编

苇岸日记从1986年1月1日记至1999年4月6日入院接受治疗止。1年为1辑，三册日记共14辑，总量近80万字，加上附录《苇岸书信选》《苇岸生平及创作年表》《苇岸作品的后续传播》等，全书总量90万字。他的日记多有对于大地道德信念、切身体验的自然与人文进程的叙述，及与作者交往的不同年代作家，他们的阅历、观念、创作状况和个人意趣，所处时代影响下的文艺现象，亲历半个中国的旅行见闻，阅读过的诸多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类著作。

# 春之祭：骆一禾诗文选

骆一禾著；陈东东 编

骆一禾，一位被低估的诗人、编辑和批评家。《春之祭：骆一禾诗文选》是由骆一禾的代表诗作、诗歌评论、书信等汇编集成。精选收录骆一禾代表性短诗59首、中型诗14首、“祭祀”系列诗9首、长诗《世界的血》，诗论及创作论6篇，诗歌评论5篇，书信7篇。从诗歌到文论，从评论到书信，全面立体呈现诗人的精神世界及其所处时代的文艺风潮。

# 戏出年画（上下）

王树村 著

本书为美术史论家、民间美术收藏家王树村所著，收录了江苏、安徽、福建、四川、山西、河南、陕西、天津、河北等十省市最为精美的戏出年画，全面展现了各地的绘画风格、曲目及表演特色。在体例上，本书以“说戏”“说图”“细部欣赏”三种文字层次，深入戏出年画的精髓，表现出中国民间文化博大的内涵。

# 曹雪芹的遗产：

作为方法与镜像的世界

计文君 著

《红楼梦》是一部小说，更是一份珍贵的曹雪芹的遗产。

著名实力派女作家、文艺学博士、红学专家计文君，10年潜心研究之作。被著名作家李敬泽称为“小说家里最懂《红楼梦》的”，被著名作家李洱誉为“红学”研究最高成就。

# 曹雪芹的疆域：

《红楼梦》阅读接受史

计文君 著

《曹雪芹的疆域：<红楼梦>阅读接受史》作者计文君以《红楼梦》为研究主体，从文化物种获取生存度的角度，勾勒了《红楼梦》从诞生到今天的传奇“经历”。本书为《红楼梦》研究普及读物，既有学术研究著作的逻辑性阐述，亦有生动有趣的表达，对中学生接受《红楼梦》原典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 仁慈江湖

樊国宾 著

《南方周末》专栏作家樊国宾用汪洋恣肆的文字、博大广袤的渊博学识、精深通达的哲学思想，给我们带来了一场精神与灵魂的对话。

李敬泽、张宗子、朱又可、多马等联袂推荐。

# 夜晚灼烫：凝定的时间肖像

黑陶 著

作家张炜、散文家冯秋子联袂推荐，“新散文”代表作家、“诗人散文家”黑陶以独特而富有诗意的写作和具有高度辨识度的语言风格，拓展散文写作疆域，表达来自时光深处的记忆和“父性”江南的面孔。

# 彭程作品系列

彭程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纯粹“彭程作品系列”共包含三部，分别为《大地的泉眼》《心的方向》《阅读的季节》，是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评委，新散文代表作家彭程最新自选集。彭程的文字从容、宁静而诚挚，散文书写中的一股清流，写作风格凸显质朴的美学和深刻的内涵。

# 碗和钵

庞培 著

《碗和钵》是一本跨界表达的散文作品，分为“碗”与“钵”两部分，从人们日常生活器具碗和钵谈起，论及艺术家杨键水墨画作品“碗”“钵”系列，通过庞培、杨键两位艺术大家的思想对话与交流，通过文学和艺术作品的相互阐释和表达，揭示碗和钵形象的象征内涵及其背后的哲学逻辑。

# 悬铃木咖啡馆

半夏 著

著名作家半夏最新小说力作。悬铃木咖啡馆是一个城市百态观察的据点，如果不来这里熏染点人气，就无法让生活继续……一间讲述市井与情感故事的咖啡馆，讲出了一城的精致与忧伤——如万花筒般折射出大千世界、人间百态，堪称昆明版的“人间喜剧”。

# 日月西东：从苏州到马德里

荆歌 著

著名作家莫言、李洱推荐，著名江南才子型作家、文人、书画家代表人物——荆歌最新力作，该书表达范围穿越亚欧大陆，以文学+艺术为切入角度，描述苏州和马德里两座城市隔空对望的不同景观、切身感受和思考，一东一西，世态人文、风土人情，风貌尽显。

# 意象的帝国：诗的写作课

黄梵 著

作家、诗人黄梵潜心力作，揭秘创意写作，教你如何轻松学会写诗。王鼎钧、欧阳江河、灰娃联袂推荐！作家、诗人黄梵以文理兼顾的思维、四堂课的形式，总结其授课和创作经验，探究出适合汉语语境、自成体系的诗歌创意写作理论。

# 张爱玲传（修订版）

张均 著

张爱玲，一个人的传奇人生折射出一个复杂的社会变迁。文学评论家於可训、文史学者陈子善、《百家讲坛》主讲人彭玉平诚意推荐！中山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张均在大量张爱玲文本资料的基础上，以时间为轴，将张爱玲的个人生活与文学生涯对称而陈，全景式探究其冷观人世喧闹、深谙生命哀伤、谨遵内心真实的完美主义追求。

# 云上

赵波 著

70后女作家赵波以个人成长经验直接书写，高度关注个体生命的内心世界，强力书写现代物质文明挤压之下所产生的种种孤独感与荒诞感。深入当代都市生活的前沿，以灵动、微妙、细腻而又丰富的个人化叙事方式，大胆袒露内心的隐秘，坦率而真诚地直剖内心。

# 灰烬的光辉：保罗•策兰诗选

保罗·策兰 著；王家新 译

《灰烬的光辉：保罗•策兰诗选》由著名诗人、翻译家王家新教授精心编选和翻译，由约360首诗和部分策兰的获奖致辞、散文和重要书信集结而成。本书既充分展现了策兰一生创作的精华，又是王家新多年来翻译和研究策兰的心血结晶，对于策兰译介和中国当代诗歌的创作和翻译都具有重要意义。本书所附录的策兰获奖致辞、散文和书信，也为我们展现了一个痛苦而又卓异的诗歌心灵。

# 在乌苏里的莽林中（上、下）

[苏联]弗·克·阿尔谢尼耶夫 著

西蒙 译

影响著名作家张炜数十年创作、感人至深的自然主义“隐秘经典”，俄罗斯著名旅行家、地理学家阿尔谢尼耶夫通过实地考察，精心呈现100多年前乌苏里地区的特有风貌，处处可见作者对大自然的敬畏、热爱，人类如何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的思想。

# 问题之书（上下）

[法]埃德蒙·雅贝斯 著

刘楠祺 译；叶安宁 校译

法国诗人、作家埃德蒙·雅贝斯《问题之书》首次中译本，一部“不属于任何类型，但却包罗万象”的跨文本作品。透过声光闪烁、意象与联想交织的诗化外壳，雅贝斯注入的是“寻根”式的思考和将自己献祭于被遮蔽的“无限”场域里进行“精神”再创造的“书写”求索的内核。纯粹译丛“埃蒙德·雅贝斯作品系列”代表作。

# 相似之书

[法]埃德蒙·雅贝斯 著

刘楠祺 译；叶安宁 校译

作品被列入西方正典，法国著名思想家埃德蒙·雅贝斯著作“埃德蒙·雅贝斯文集”之一《相似之书》中文版首次面世。共分为三卷，分别是“相似之书”“暗示·荒漠”和“不可磨灭·不能察觉”。书中充满了雅贝斯式的哲学思索，从语言到文学，从宗教到传统，焦虑与困扰在作者灵魂的拷问中不断明晰、坚定。纯粹译丛之“埃蒙德·雅贝斯作品系列”重要作品之一。

● END ●

纯粹好书

“”系列丨杨先让· 丨扬之水·定名与相知丨王学泰作品系列 “水浒”识小录丨丨王树村·戏出年画丨半夏· 悬铃木咖啡馆 与虫在野丨黑陶·“” 丨燎原主编系列诗集 海子·神的故乡鹰在言语 昌耀·我从白头的巴颜喀拉走下丨自然主义译著系列 毛罗·科罗纳 貂之舞 山林间 劳伦斯·安东尼 格雷厄姆·斯彭斯 象语者丨张清华·海德堡笔记丨庞余亮·半个父亲在疼丨闻中·吉檀迦利丨张锐锋·卡夫卡谜题丨萧耳· 锦灰堆美人计 樱花乱丨计文君· 曹雪芹的遗产 曹雪芹的疆域 化城喻丨于赓哲·唐开国丨朱夏妮·新来的人丨丨周晓枫散文系列·河山 收藏 斑纹丨聂晓华·生别离丨丨汉声·松阳传家丨苏七七·光与真的旅途：电影笔记二十四则丨茅野裕城子·韩素音的月亮丨布鲁诺·舒尔茨·鳄鱼街丨埃德蒙·雅贝斯 门槛·沙丨江子·去林芝看桃花丨刘可牧·七千里流亡丨荆歌·日月西东：从苏州到马德里丨庞培·碗和钵丨赵波·云上丨 更多纯粹好书&相关资讯请查看公众号下方菜单栏

原标题：《海登·怀特：任何形式的乌托邦式的梦想都是对文明的一种威胁｜纯粹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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