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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旗下的地狱:日军如何在全球制造战争罪行
12月9日,“日本远东战争罪行学术研讨会”在南京民间抗战博物馆召开。研讨会由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北京华章同人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南京民间抗战博物馆共同主办。
研讨会上,来自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江苏省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江苏省委党校等学术机构的20余位专家、学者共聚一堂,围绕重庆出版集团引进出版的《日本远东战争罪行丛书》,讨论如何从全球视角做好抗日战争史料的搜集、整理和出版、传播工作。
会议现场丛书出版填补国内研究空白
此次,重庆出版集团出版的第一批《日本远东战争罪行丛书》共四本,分别为《地狱航船:亚洲太平洋战争中的“海上活棺材”》、《不义之财:日本财阀压榨盟军战俘实录》、《太阳旗下的地狱:美军战俘修建缅泰死亡铁路秘闻》、《樟宜战俘营:1942—1945》。
这四部著作作者皆为国外研究日本战争罪行方面的专家,四本书构成一个证据链,首度向中国读者介绍了二战中日本在中国以外地区制造的战争暴行,有力驳斥了日本右翼分子否认战争罪行的无耻言论。
本套丛书由民间学术团体季我努学社组织集体翻译。季我努学社以“揭露日本战争罪行,讴歌中华民族脊梁,为国内二战史研究积累史料”为组织目标,成立四年来,一直在整理近代史料,尤其是抗战史料。本次出版的四本书是季我努学社与重庆出版社合作的《日本远东战争罪行丛书》的第一阶段成果。
《日本远东战争罪行丛书》第一批成果研讨会上,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主任张宪文教授首先发言,他从学术研究的角度肯定了这套丛书填补国内研究空白的价值:“我们学术界研究了这么多年抗日战争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但是从国内来说,研究的范围还比较狭小,比如日本侵略者对亚洲人民,特别是东南亚人民的伤害,过去我们关注得很不够。虽然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是我们史学领域中,特别是世界史领域里面重要的方面,但过去我们受世界史研究欧洲中心论的影响,比较关注的是欧洲,对欧洲了解比较多。后来对美国也做了研究,而对于亚洲地区特别是日本在二战期间犯下的罪行了解不多。我们在对这段历史史料的掌握上很薄弱,所以我认为这套丛书的出版很有意义。”
南京师范大学张连红教授则从大学评价体制问题出发,肯定了这套丛书的翻译工作,因为翻译这套书的作者基本都是年轻人,他们还愿意去做一些学术翻译工作。“现在大学里的老师都知道,大家几乎不会做翻译工作,因为在大学评价指标体系里面翻译不算什么,对于评职称没有帮助,所以没有什么人去做学术翻译,但翻译这个工作很不容易,史料翻译比研究工作更难。”
“地狱航船”与“不义之财”
研讨会上,季我努学社的四位代表夏静、范国平、程世利和李天逸分别介绍了这四部著作的主要内容。
《地狱航船:亚洲太平洋战争中的“海上活棺材”》的作者是格雷戈里•F.米切诺(Gregory F.Michno)。他出身美国海军世家,是美国著名海军史专家,美国北科罗拉多大学历史学硕士。二战期间,日军为了弥补国内男性劳力的不足,大规模征用盟军战俘充当奴隶劳工。这些战俘被日军在占领区的各地运来运去,哪里有需要,就被运到哪里。在运送战俘的过程中,日军动用了大批船只。这些船只就是在西方世界臭名昭著的“地狱航船”(Hell Ship)。
海军情报局208-J号,示意图、船体说明书以及地狱船图片,包括巴西丸、西里伯斯丸、英格兰丸、法国丸、长门丸、泰晤士丸、梅田丸。这本书深度揭露了日本的战争罪行,详细描写了日军违背国际战争法的基本原则,残酷虐俘、杀俘的种种细节,还写了生存绝境对人性的考验——既有同伴间互相帮助,也有自相残杀。
复旦大学历史系硕士生夏静对“地狱航船”的罪行做了三点总结:“一个是极端狭窄的空间,换气不充分,这些战俘只能待在船舱和煤库。第二是他们吃的东西是发霉的食物。第三点是日本方面拒绝在船上挂红十字的标志,所以其中很多船只是被盟军误击沉的。还有很多战俘会想跑走,但日军关闭升降口,一旦发现逃走战俘他们就会击毙,战俘落入水中也会打死。”
1944年9月15日,鲣鱼号上的船员在救助乐洋丸上的战俘。《不义之财:日本财阀压榨盟军战俘实录》主要研究日军在本土、台湾、朝鲜、中国东北等地大量使用白人战俘和平民充当奴隶劳工的战争罪行。它不仅对日本使用白人战俘的规模和死亡率进行了概括和分析,更难能可贵的是作者能够精确到具体的日本公司,用专章分别对三井、三菱等日本财阀进行揭露,结论是日本公司利用白人战俘和平民积累了大量“不义之财”。此书作者琳达•格特兹•赫尔姆斯(Linda Goetz Holmes)是美国著名记者,被誉为“当代约翰•托兰”,日本战争罪行和纳粹战争罪行研究专家。
复旦大学历史系博士生范国平在会上重点介绍了日本三菱财阀大量使用白人战俘充当奴隶劳工的情况。三菱在沈阳有大型军事综合体,他们在沈阳召集了很多美国劳工,现在沈阳也有盟军的战俘纪念馆。由于731部队在沈阳有基地,所以很多战俘在回忆中都说日本医生用羽毛在他们鼻子底下笔划,很多战俘因此感染细菌。
“三菱会派一些医生,他们对其中一些战俘进行药物注射,很多战俘死亡。日本医生不允许战俘掩埋尸体,必须经过解剖以后掩埋,战俘推测这是为了进行细菌武器实验。还有的医生号称给战俘注射的是‘马尿’,但战俘们推测也应该是一些测试细菌的药品。”
战俘们修建缅泰死亡铁路,正在放置由三菱公司提供的木质枕木。缅泰死亡铁路与樟宜战俘营
《太阳旗下的地狱:美军战俘修建缅泰死亡铁路秘闻》的作者是凯利•E.克拉格(Kelly E. Crager)。他是德克萨斯农工大学历史系访问学者,档案馆越南口述档案整理委员会主任。在参与得克萨斯大学口述历史计划的过程中,他有机会接触到“失落的营”中的幸存者,并完成了这本《太阳旗下的地狱》。本书还原了美国陆军36师131野战炮兵团第二营和美国海军“休斯顿”号被俘官兵修建惨无人道的缅泰死亡铁路的全过程。
嘉兴学院教师程世利介绍了日军驱使战俘修建缅泰铁路的罪行。缅泰死亡铁路是1942年日军为了战略目的而修建的连接泰国曼谷到缅甸仰光的铁路。这条铁路全长415公里,大概是宁波到南京的距离,但它中间要穿越一个山脉还有泰国曼谷的平原,中间修筑了600多座铁路桥,每一座桥都有6-8个桥墩,工作量非常大。
“最主要是日本人让俘虏修筑铁路的工具非常原始,所以有美国战俘回忆说日本人修筑铁路是用一把铲子和一个篮子,工具简陋可以想象。同时它的工作环境非常恶劣,中间要穿越热带雨林,不可避免受到痢疾、溃疡的困扰,同时俘虏受到日军的虐待。”
根据统计,英国大约有3万多人参与了修建铁路,死亡率23%;荷兰有接近2万人,死亡率15%;澳大利亚3千人,死亡率23%;美国有668人,死亡率19%,这些人主要是战俘。后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审判时,对缅泰死亡铁路的判词有4千多字,这比南京大屠杀的判词都长,是东京审判提到日军暴行中最多的判决词。
泰国北碧府痢疾病房环境,休斯顿号上的幸存者约翰•W.维斯卡普绘。新加坡樟宜战俘营,是二战期间日军在东南亚地区所建立的最大的战俘营。它是作为日军修建缅泰死亡铁路的中转基地的身份而存在的,关押在这里的战俘被陆续送去修建缅泰死亡铁路,这里成了他们的中转站。《樟宜战俘营:1942~1945》即为讲述这段悲惨历史的著作。
本书作者海沃斯(R.P.W.Havers)是英国皇家陆军军官学院讲师,二战史研究专家,美国富尔布赖奖金获得者。他查阅大量的档案资料,包括收藏于英国伦敦的公共资料办公室和澳大利亚堪培拉的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的大量政府档案,还包括大量战俘撰写的档案资料、回忆录和日记,记录了各国战俘是如何密切团结、有组织地与日本看守抗争的。
南京大学历史系硕士生李天逸介绍说,樟宜战俘营是日军二战期间在马来半岛建立的最大战俘营,据统计,1942年2月底囚禁了45000多人。“樟宜战俘营是日军在二战期间非常有特点的一个战俘营,因为它有非常优越的战俘营设施。这里原来是英军现代化程度很高、条件很好的要塞,因为英军在新加坡之战中没有太大抵抗就投降,所以这个战俘营就延续了之前的建制。高级军官享受一人一间的营房配套设施,应该说是非常不容易,这种待遇比起‘地狱航船’狭小的空间简直天堂般的享受。”
战争爆发前樟宜建筑群中宏大精巧的住宿建筑。尽管如此,但战俘营内的食物供应非常短缺,于是日军要求战俘自给自足,战俘们得到这个消息非常惊讶,但也无可奈何。“一开始他们靠自己携带的补给品坚持两个月,后来就利用要塞的场地,开始自己种植土豆、番茄这些一些基本的蔬菜,甚至还养起了猪,有的还养了类似于老鼠那样的啮齿类动物。然后在战俘营内还产生了黑市,战俘们可以在其中进行商品交易。”
值得一提的是,1962年出版了一部反映樟宜战俘营的小说《鼠王》(King Rat),作者是曾经在战俘营内生活过的克拉维尔(James Clavell),他把自己的亲身经历写成了小说,后来这部小说也被拍成同名电影,之所以叫《鼠王》是因为他饲养啮齿类的动物供给其他战俘食用。
电影《鼠王》,又译《黑狱枭雄》,1965年。会议最后,主办方代表、重庆出版集团副总经理、北京华章同人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建军女士向学界发出倡议,表示要与学界密切合作,进一步加强出版与学术研究的结合,把《日本远东战争罪行丛书》持续、深入、广泛地做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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