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东亚（十四）〡清俄碰撞：欧亚相遇中重塑“中国”

清初顺治、康熙两朝，安全形势十分严峻。在南方，先有南明政权的抵抗，继有三藩之乱及郑氏政权对峙海上；在西北，则有准噶尔汗国以伊犁为根据地强势崛起，并向南向东扩张，与清竞争对南疆、藏地及漠北（喀尔喀）蒙古的主导权。与此同时，另一个日后被认为有全球史意义的冲突在黑龙江流域发生，这就是由俄罗斯东扩所带来的清俄碰撞。这几方面的争夺相互纠缠影响。清俄战争虽规模不大，但欧亚两大帝国的相遇及其后的制度安排，为传统东亚世界秩序增添了新的因素。

和清相似，俄罗斯在成为沙皇国后，在意识形态上也自诩中央帝国。在罗曼诺夫王朝建立之前，俄罗斯的势力已开始越过乌拉尔山。1578年，一支840人的哥萨克雇佣兵在叶尔马克•齐莫菲叶维奇（Yermark Timofeyevich）率领下东侵，于1582年攻陷西伯利亚汗国，标志俄国正式拓殖西伯利亚。其后，俄国不断沿着主要河流向东推进，一边向当地住民收取贡赋，一边建造据点。到1647年，俄国人在鄂霍茨克（今天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的北部）建立堡垒，这是他们在太平洋沿岸建立的第一个据点。此时距离叶尔马克攻取西伯利亚汗国，仅过去65年的时间。

俄罗斯的扩张，最初并非以扩充领土为目的，而是受经济利益，特别是皮毛贸易的刺激。叶尔马克率领的哥萨克并不直接受雇于沙皇，而是受雇于斯特罗加诺夫商业家族，以沙皇的名义进行商业拓殖。在16至18世纪，对貂皮、水獭皮等名贵皮毛的需求，是早期全球贸易网络形成的主要动力。这跟当时的小冰期导致全球变冷有关。（甚至有说法认为，气候变化也解释了明末灾害频繁、饥民叛乱及游牧政权南侵。不管这种联系是否真的如此直接，该时期欧洲市场对皮毛的需求确实因气候变化而急剧上升，以致名贵皮毛有“软黄金”之称。努尔哈赤也因垄断和明的皮毛贸易而迅速积累起财富。）

随大航海时代而来的对美洲的开发，以及俄罗斯对西伯利亚的拓殖，其背后很大一项动力都是获取新的皮毛产地。北美和西伯利亚迅速成为两个最重要的皮毛来源地，串联起全球性的供销链条，其中获益最大者就包括荷兰和俄罗斯。皮毛利润对俄罗斯这个农业国尤其重要，历史学家阿兰•伍德估计，在彼得大帝财政改革前，该项利润占到俄国全国收入的10%。对此有学者甚至估计得更高。

另一方面，从皮毛贸易中获利并不是欧洲国家的最终目的。该项收入的很大一部分，被用于前赴后继的地理探险，其目的是绕过阻断了传统欧亚商途的奥斯曼帝国，寻找通往东方（印度、中国、东南亚）的新的贸易通道。与西欧国家的海上探险不同，俄罗斯的陆上东扩可谓一石二鸟，既收获皮毛，也开辟商路。

在对西伯利亚的殖民过程中，俄国势力拓展到中亚、蒙古草原和东北亚，与当地族群，特别是通古斯人群和蒙古部族，既有冲突也有融合，初步奠定多民族帝国基础。到1650年代，俄人进入黑龙江流域，劫掠向清纳贡的达斡尔等部族，从而开始了和清帝国30多年的争夺。与此同时，俄国亦屡次试图和北京建立商业关系，但因双方在黑龙江流域的分歧而未能达成。到了1680年代，康熙终于平定了三藩之乱并将台湾纳入版图，可以腾出手处理北方边扰。他几次派兵围攻雅克萨和尼布楚城，最终迫使俄人坐到谈判桌前。

1689年8月，俄国代表费耀多罗•戈洛文伯爵，与清方代表索额图、佟国纲在尼布楚第一次会面，谈判划界及归还逃人等事宜。除了部分交流是用蒙古通译外，主要的谈判是在俄方的波兰翻译Andrei Belobotski和中方的耶稣会士（葡人徐日升、法人张诚）之间，以拉丁文进行的。

不少研究都指出此次谈判的对等性：两个帝国都没有将对方纳入自己奉行的等级次序中，从谈判方式、手段、语言，乃至座位，都务求平等。更为重要的是，清俄谈判双方的人员组成都是国际性的，俄方有俄罗斯、哥萨克、蒙古和波兰人，清方则有满、蒙古、汉人及欧洲传教士。谈判过程颇为艰巨，双方时常强硬，也都有妥协，但所依据的谈判精神，是当时在欧洲才出现不久的国际法原则。两位耶稣会士对此起关键作用。

最后，促成双方最终达成协议、并以条约形式确立边界的因素，是欧亚大陆的多边地缘博弈：俄罗斯在西边仍然有波兰等强敌威胁，无法投入更多资源在黑龙江流域；清则面临准噶尔在喀尔喀蒙古的扩张，不愿同时与准部和俄国为敌。

9月7日，清俄签署《尼布楚条约》，划定边界，并规定人员往来原则。俄退出黑龙江，但保有贝加尔湖以东的领土，还获得与清贸易的权利。

在美国学者濮德培（Peter Perdue）看来，《尼布楚条约》不是一项双边合约，而是由多种因素、多边博弈而达成的。对东亚到中亚的地缘格局而言，清俄定约、通商，建立合作关系的直接后果，就是进一步挤压了准噶尔蒙古的生存空间，使得准部后来很难再在清俄竞争中获益，最终在清、俄、准三边博弈中出局。

对中国而言，《尼布楚条约》是第一次与欧洲国家按照国际法原则、以对等方式谈判达成的平等条约。更为关键的是，以今天眼光看去，《尼布楚条约》大概是最早明确使用“中国”一词来指代大清的国际法文件。这里的“中国”显然不仅指中原，而是包含蒙古和东北在内的整个清帝国。虽然俄方代表以“博格达汗”，即蒙古人对清帝的称呼，来指称康熙皇帝，但清方所代表的，绝不是清帝国下的蒙古（或东北）部分，而是整个国家。

这样一份文件，最初却并非用汉语写成。《尼布楚条约》以拉丁文、满文和俄文为正式文本，拉丁文是基准。满文本中没有使用Daicing gurun（大清国）这个词，而是Dulimbai gurun，这是汉语“中央之国”的直译。关于领土划分，条约用语亦是某处某处“属中国”。另外，条约（拉丁和满文本）中还规定要使用拉丁文、俄文和“中文”（满语Dulimbai gurun i bithe）镌刻界碑。翌年碑成，一面是拉丁文和俄文，另一面则有满、汉、蒙三种文字。历史学家赵刚指出，这说明清方所指的“中文”，不是单一文字，而是包括了满、汉、蒙三语的复数中文。

虽然在条约签订之前，清在与俄的（满文）通信中就已频繁使用“中国”一词，但在国际条约中，以多语言文本将“中国”概念固定成包含满蒙汉诸地域的国家，《尼布楚条约》是首例。

1689年之后，无论在满文还是汉文文献中，“中国”和“大清”越来越成为可以互换的概念。可以说，清的多元帝国构建，最终表现在对“中国”一词的重新塑造上。这首先是大清对自身认同的改变：这种转变在入关前的多边互动中就已经开始，到了康熙时代，“大清”已经明确等同于“中国”。同时，这更是中国概念的一次大的演化：其外延远远超出了明代中国，其内涵则容纳了汉满蒙藏等政治文化体。清对“中国”的这种诠释，一直保持到其结束的那天。宣统的逊位诏书，就写明了“仍合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现代“中国”概念，正来自于清所塑造的中国观。

塑造了现代中国的清朝，并不是一个欧洲意义上的现代民族国家。这一“矛盾”也体现在签订《尼布楚条约》的行为中。以条约方式确定边界和规范人员往来，一般被认为是主权国家体系的专利。但《尼布楚条约》签约双方都不是所谓现代民族国家。汪晖认为，这“证明国界概念、主权概念（包括相互承认的主权）以及贸易准入问题均不是‘海洋时代’的特产，也不能被看作是民族/国家的排他性特征。”

从世界史角度看，《尼布楚条约》算是最早的现代条约之一，条约文本经由耶稣会士，很快就传递到了欧洲。这是否提示我们，清代中国不但没有自外于“现代”条约体系，反而很早就是其中一份子？我们当然可以说，它只是特殊历史条件下的特例，并非中国已经“现代”了的标志（这里的“现代”是狭义的欧洲意义上的）。但主权条约制度能够被纳入清主导的“天下”制度，这不是正说明，所谓的“现代”和“非现代”之间，民族国家和传统帝国之间，其实并不存在一条清晰的边界么？

1727年，清俄双方又签署了《恰克图界约》等一系列条约，确定了北部边界、准许俄商在北京贸易，并开设恰克图边市。恰克图及买卖城成为沟通欧亚的重要商业口岸。由全球贸易刺激下的自由贸易体制，亦引入清俄关系之中。而早在1684年，清朝便已开放海禁，允许私人在东南沿海从事对外贸易。这些对外制度安排不同于传统的朝贡，令宗藩制度主导下的“天下”，展现了更为多元和灵活的面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