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尔文与华莱士：进化论为何没有产生版权纠纷

作为进化论的提出者，查尔斯·达尔文的盛名享誉世界。现在英国流通的10英镑背面的图案就是查尔斯·达尔文的头像。达尔文在结束“贝格尔号”的环球航行后，通过二十多年的认真研究，在1859年发表了震动世界的《物种起源》一书，系统地提出了基于自然选择的进化论学说。《物种起源》问世之后，立即在英国引起了激烈的论战，反对者通过各种方式来打压这个新兴的学说理论。面对来势汹汹的攻击，达尔文和他的支持者胡克、赖尔、赫胥黎等学者坚定地捍卫着自己的主张。最终一百多年的科学进展证明了达尔文的基本理论是正确的。直到现在，达尔文的进化论还为生物科学的发展发挥着巨大的作用，继续造福人类。

在有关达尔文进化论学说的故事里，博物学家赫胥黎在1860年“牛津论战”中为进化论所做的铿锵有力的辩护一直为后人熟记。身为达尔文好友的赖尔和胡克，长期以来为《物种起源》一书写作提供的帮助也被世人称赞。然而，达尔文和阿尔弗雷德·拉塞尔·华莱士的故事却鲜为人知。1858年，年轻的博物学家华莱士提出了和达尔文的自然选择观点大体一致的理论，给正在潜心著述的达尔文带来了巨大困扰。后来，二人又在关于人类大脑进化问题上展开了争论。尽管如此，达尔文和华莱士却因此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这也体现了一个英国绅士应有的风度和高尚的学术品格。

达尔文在1837年结束了环球航行之后，带着收集的大量材料回到英国，开始研究物种起源的问题。在二十多年的研究过程中，达尔文一直在为自己的物种起源推论做细致的材料准备工作，而没有正式动笔著述。尽管赖尔曾经提醒过达尔文，为避免别人抢先发表这一理论，达尔文应该尽快写出著作率先发表。可是达尔文却认为在物种和变种这一问题上，涉及的研究范围实在太广，他需要经过充分的考证才能撰写作品。

就在达尔文对物种起源的理论进行探讨时，华莱士也在思索着物种的问题。这个21岁的年轻人“对大自然之美、和谐与多样性的强烈喜爱……对人与人之间的正义也有同样强烈的热情”。1856年，华莱士在《博物学记录》发表了一篇《论支配新种引进的法则》，初步表达了自己对物种问题的见解。赖尔在阅读过这篇文章后，立即和达尔文讨论。但达尔文并没有对华莱士的这篇论文予以较多关注，他只是在自己的《博物学记录》上潦草地写道，它“没有什么新东西”。尽管如此，两人还是很快就取得了联系。当时远在马来群岛的华莱士正在为达尔文收集一些物种的材料，这对达尔文在国内的研究事业提供了很大帮助。在后来两人的通信往来中，达尔文对华莱士的鼓励和帮助一再表达谢意。在相关问题上，华莱士和达尔文也进行了探讨。达尔文称赞华莱士的标本采集工作，鼓励华莱士提出自己的理论。达尔文的一些指导和见解无疑支持了华莱士的研究工作，给这位年轻学者巨大的信心。与此同时，达尔文也逐渐认识到他与华莱士在很多想法上都是相似的，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得出了类似的结论”。但这并没有促使达尔文加快写作《物种起源》的步伐。他依然认为这一主题将包含大量的事实，要想将自己的观点细致地展开，并最终出版著作，至少还得两年的时间。

1858年6月，达尔文收到华莱士从马来群岛寄来的信件。在这封信的附件里，华莱士比较系统地阐述了自己对物种起源的观点，并请求达尔文将附件论文转交给赖尔过目。华莱士提出的基于自然选择的进化机制，与达尔文的观点十分相似，甚至连华莱士使用的一些术语都是达尔文正在撰写的书目中的部分章节标题。达尔文在阅读了这封“残酷的”书信后，按照华莱士的要求把论文寄给赖尔，并附上了一封悲怆的信件。在信里他对赖尔说:“我从未看到过比这件事更为显著巧合的了，即使华莱士手中有过我在1842年的手稿，他也不会写出一个较此更好的摘要来！”（其实两人观点的存在许多重要差别，只是达尔文当时并没有发现。）虽然达尔文认为自己的创造会被粉碎，但他还是建议华莱士发表自己的观点。赖尔在读完达尔文的信件后，知晓达尔文目前的窘境。于是他提出了一个解决办法，就是达尔文和华莱士联合宣布他们的发现。对于这个方法，达尔文小心翼翼地接受了，因为他担心别人会认为这是剽窃之举。在后来的一段日子里，达尔文不断地写信给赖尔、胡克和华莱士，向他们诉说自己的苦恼。他急切地想证明自己在1844年就写了初稿，而且没有抄袭华莱士的东西。他在信里说：“现在我很想把我的一般观点的概要用十几页的篇幅予以发表，但我以为这样做是不光荣的……我宁愿把我的那本书全都烧去，也不愿使他或别人说我的行为是卑鄙的。”最终，在1858年7月1日的林奈学会上，达尔文和华莱士的论文被一起发表，赖尔和胡克对此做了相当清楚的情况说明。华莱士在随后的书信中对达尔文的这种做法表示赞赏。华莱士认为，能够与达尔文这位著名的博物学家一起发表论文是他的荣幸。尽管如此，达尔文还是感到不安和愧疚，他在回信中向华莱士保证“绝对没有做任何事情使赖尔和胡克采取了他们认为是公正的行动”，并对华莱士宽容大度的品质表示感谢。此后，达尔文开始加快写作进度，最终在1859年11月出版了《物种起源》一书。

林奈学会事件后，达尔文和华莱士的关系并未受到任何负面影响。《物种起源》出版后，达尔文将自己的书寄给华莱士，并写了一封信。在信里，达尔文十分谦虚地表示自己这本书没有太多的新东西，但仍希望能得到华莱士的评价。在信的末尾，达尔文还建议准备回国的华莱士申请“皇家学会”的基金。但在1869年，两人在人类大脑进化的问题上产生分歧。华莱士认为人类大脑的进化是受一种更高的精神力量的指引，与自然选择的关系不大。此时的华莱士在自然选择的理论世界里已经排除了人类意识的作用，走向了一种唯灵论。达尔文在他们往来信件中说道：“我希望你不会太彻底地谋杀你和我的孩子，”明确表示不赞同华莱士的观点，但这并没有影响两人结下的友谊。华莱士依然坚定地认为自己是一个达尔文主义者，为此他专门写了一本著作，而这本书的名字就叫《达尔文主义》。同样，达尔文不仅仅在学术上和华莱士经常进行交流，还在生活上对华莱士施以援手。华莱士出身贫寒，常常遇到资金紧缺。达尔文说服英国政府支付华莱士一笔不菲的年金，最终解决了华莱士的生活困境。

达尔文坦诚地承认进化论是他和华莱士共同的“孩子”。而华莱士在1887年则回忆到：“当我回国之后，我完全没有预料到达尔文已经抢先在我的前面那么远了。现在我可以诚恳地说，正如多年以前我说过的那样，我高兴如此；因为我并不热爱著作、试验和详细叙述，而达尔文在这些方面是杰出的，缺少这些，我写的任何东西都无法取信于世。”

达尔文和华莱士作为19世纪英国杰出科学家的代表，他们成功的原因不仅仅在于物种起源理论的重大学术成果，更重要的是他们两人所体现出的高尚学术品格。假如达尔文当时利用自己的学术地位打压华莱士，独占进化论成果；或者华莱士强行要求先发表自己的手稿，那么尽管会取得暂时的成功，可是他们在科学发展史上的地位就大打折扣。相反，正是因为达尔文和华莱士两人在学术研究上的绅士风度和高尚品格，才给进化论这一伟大学说增添了更多光彩，成为科学佳话。

参考书目：

[英]阿德里安·戴斯蒙德，詹姆斯·穆尔著，焦晓菊，郭海霞译：《达尔文》，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1年。

[英]F·达尔文编，叶笃庄，叶晓译:《达尔文自传》，辽宁：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