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历史》前副主编沈永兴：追忆与齐世荣先生的交往

12月3日早晨约八点左右，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响个不停，我潜意识里猜测有不祥的事情发生。果然，电话是首都师范大学梁占军教授打来的，他告诉我齐先生已在临晨六时许不幸病逝。听到这一噩耗，有些发蒙，不知何因，手机断了二次，等第三次接听我才确信这是真实的。

大概在11月24日，我接到北师大张宏毅教授的电话，说原来约定在元旦与齐先生的聚会不能成行了，因为齐先生因病住进了中日友好医院，据他女儿说病情比较严重，意识己不大清楚，也不认识人了。本来我俩想马上去医院看望，但她女儿劝阻说，去了他也不认识人，再加上张宏毅身体不好，一直患重感冒，只好打消去探望的念头，祈望他平安康复。后来的几天我总感到心神不宁，忐忑不安，于是在11月27日发微信给梁占军询问情况。梁教授那时参加完台湾辅仁大学举办的学术会议后，又在外地出差。他回复说：“齐先生情况不大好，待我星期六回京后再去探视。”却没有想到12月3日他来电告知了这样不幸的消息，我感到非常突然，难以置信。

齐世荣，世界史学者，1926-2015

今年5月下旬，在保利大厦一家酒店，齐先生与我、张宏毅还有李铁城等人一起聚会，相谈甚欢。齐先生看上去身体很健康、神采奕奕、思路清晰，还送我们每人一本他翻译的《蒙古近代史纲》。这样的聚会几乎每年都有，成了惯例。去年7月在首都师大举办的纪念第一次大战一百周年的学术讨论会上，齐先生亲自出席，还送给我一本他著的《史料五讲》；8月又在离齐先生家不远的东四十条东口的香满楼相聚。今年7月他又亲自出席了首都师大举办的纪念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的学术讨论会，并且致词。我们大家都相信以齐先生这样健康的身体，活到百岁不成问题，却想不到相隔短短几个月，他被病魔击倒了。齐先生的辞世，不仅使我失去了一位良师和忘年的益友，更重要的是，世界史学科尤其是世界现代史和现代国际关系史学科失去了一位开拓者与奠基人。

三十余载忘年交

我认识齐先生是在1978年前后，我当时住东城干面胡同15号，齐先生住在遂安伯胡同东口，两条胡同紧挨着，相距仅百米之遥，所以有时我便去他家看望，聊聊天，也谈到所里或史学界的情况，那时我正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史》的写作，有些疑难问题便请教他。

有一次我问他：十月革命后影响扩大到欧洲，德国和匈牙利都发生了革命，那西方是否干涉了匈牙利革命？具体表现在哪方面？齐先生不愧是现代史专家，耐心回答了我的问题，还开了二本参考书。后来我与齐先生的交往就越来越多，原因不仅是住得近，主要还在于：其一，我与齐先生搞同一个专业，即世界现代史，或称20世纪史；其二，同在一个研究会工作，即世界现代史研究会（后合并为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会，但仍分开活动），齐先生长期任会长，我任副会长，学会工作接触较多；其三，我在《世界历史》杂志工作很长时间，齐先生一直任编委。我们交往长达37年之久，从未中断，虽然他是前辈，年长我15岁，但忘年之交和友谊一直延续至今。

大概是在1980年，我与齐先生一同去郑州大学参加一个学术会议，那时社科院副院长于光远为促进学术研究，鼓励成立各学科的研究会，所以在这次会上有人提议成立世界现代史研究会筹备会，并推举齐先生为会长，记得陈显泗、戴可来、唐希中教授都出席了此次会议。会后郑大还派一位学考古的老师陪同我们去考察少林寺，那时该寺相当破旧不堪。与此几乎同时，华东几所大学在苏州开会，同样成立了世界现代史研究会，由靳文瀚先生任会长。我向所领导汇报了有关情况，领导认为有同名的两个学会，并且同样挂靠在世界史所是不符合规定的。后来就派科研处长冯修蕙同志参加了在兰州召开的会议，将两个会合并为一个世界现代史学会，由靳文翰任会长。过了几年时间换届选举，齐先生就当选为会长，并连任几届，直到2000年由张宏毅接任会长。

由于学会工作的关系，我与齐先生接触就更多了。我几乎参加了世界现代史研究会举办的所有年会，2000年前的许多会议都是由齐先生领导并主持的。由于齐先生威望很高、领导得力，所以这个研究会办得很好，有声有色、学术气氖很浓、学术质量较高，会员人数多达三四百人，还先后举办过多次青年学者讲习班。

学会和讲习班的活动培养出不少青年学者。即使因年龄关系卸任会长后，齐先生仍关心学会工作，对学会的人事安排、会议主题等都提出过很好意见，每次会议，他都亲自写来贺信。2006年李世安教授接任会长，我与姜桂石教授任副会长，姜还兼任支部书记，齐先生特意嘱咐我说，你过去负责过《世界历史》，有编辑经验，要办好《世界现代史通讯》，要把好关。所以每期通讯出版前，我都让秘书长芮信寄给我仔细审定。《通讯》一直坚持出版，到现在已出了40期。这与齐先生关心也是分不开的。

2010年齐世荣先生在“历史研究与历史知识社会化和社会进步”研讨会上

批评种种不正学风

我与齐先生交往的另一个领域是在《世界历史》。我1980年被调到编辑部工作，那时有三个杂志，除《世界历史》还有《世界史研究动态》、《外国史知识》，我先参加《外国史知识》的筹办工作，后来负责《世界历史》，1983年任编辑部副主任，1985年任主任，1986年又任副主编，齐先生一直是杂志的编委，还有马克荛、李纯武、郑异凡等老先生。

记得每次开编委会，齐先生都会提出一些有见解和建设性意见，有时也会不客气地提出批评，指出杂志的缺点和不足，他支持杂志的工作，不仅推荐好文章，还自已写稿。据不完全统计，不算《动态》上的文章，仅在《世界历史》发表的就有10余篇。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一篇文章是《书评不要八股化》，他严肃批评了一些书评文章中八股式的套话——先说一大堆好话，该书有什么什么优点或突破，然后在末尾说一些不痛不痒的，“当然，书中不免也有瑕疵与疏漏，但瑕不掩瑜”之类的话，正是切中要害，入木三分，至今言犹在耳。

在一次编辑部与南京大学历史系联合召开的《遵循学术规范，加强学风建设》的讨论会上，齐先生又针对性地指出了种种学风不正的情况，毫不留情地予以批评。他厌恶个别学术界行为不端，四处钻营、吹嘘自己，妄图在学会谋取一官半职的人，并称之为“苍蝇”。

那一段时间因工作原因，与齐先生接触较多。大约在1987年至1992年之间，我住在东总布胡同，与齐先生家离得不远，每年春节期间，我都邀请齐先生来家做客，他慨然应允，除聊聊学术界情况外，还听听他的看法和意见。我一般会自己下厨，炒几个上海本帮菜，如腌笃鲜、熏鱼等招待，颇受好评，但他最喜欢的却是一道武汉菜珍珠丸子。有时在聚会时，他还不时对张宏毅等人说起此事。1993年我搬到芳城园后，他也来过两次，还在方庄金鼎轩聚会过一次，在场的有张宏毅、李世安、芮信和我，主要是商量研究会的工作。

重视学科建设，热心提携后学

齐先生对培养青年学者十分重视，认为学科的队伍建设是根本，没有一支高水平的队伍，这门学科就谈不上发展，故而对青年学者鼓励呵护有加，受其教诲、栽培、提携帮助者不在少数。他本人培养的硕士和博士生有数十人，其中有一些已经成为世界史学科中某些分支的骨干和学科带头人。他亲口对我说过，在他的学生中，武寅、徐蓝、沈志华是比较满意的。（对沈志华的培养，沈在《东方历史评论》写的《哀悼恩师，追思先生》中己有详细描述，这里不再赘述）去年在首师大召开有关一战史的会，他也称赞梁占军会议组织得好。

沈志华与齐世荣先生

有人往往看到齐先生严格的一面，其实他也有和蔼可亲的一面。记得在1999年，南京大学历史系钱乘旦教授邀请齐先生和我参加他的博士生许洁明老师的博士论文答辩，也许是听到齐先生这样的权威专家参加她的答辩，所以感到有些压力和紧张。我得知这一情况，便走到宾馆隔壁齐先生房间，告知了这一情况并询问他对论文的看法和态度，以便笫二天答辩时口径能一致些。齐先生当即对我说：“我看过了，她的论文写得还不错，你打电话告诉钱乘旦，让她不必紧张，平常心对待。”可见齐先生的呵护之心。记得那次参加答辩的还有杨豫、沈汉、陈晓律等教授。鲁静可能是齐先生的关门弟子，几年前，齐先生请张宏毅和我参加答辩，虽然齐先生也指出论文的一些不足，但态度仍是很和蔼的。

还有一次是在北大百年校庆历史系举办的学术会议上，齐先生在发言概述了世界史学科发展的历史过程，并对青年学者寄予巨大希望，对钱乘旦、武寅这样的青年学者大加鼓励。我所有一位学者名叫陈祥超，在齐先生的督促和鼓励下写了一本书《墨索里尼与意大利法西斯》，齐先生曾多次在不同场合说，陈祥超是国内笫一位用意大利原文材料写出书的人，给了这本书很好的评价。

70岁以后出了20多本书

毋庸置疑，齐世荣先生的主要贡献体现在他对世界史学科建设的重视和他本人的学术成就上。作为新中国第一代世界史学者，他是世界现代史和现代国际关系史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他的学术成就是多方面的。他与吴于廑先生主编的《世界史》六卷本早已成为各高校的通用教材；他自已还主编了一套《世界史》四卷本。

先生尤其重视史料，故而主编了《世界通史资料选编》现代部分和当代部分各3卷。他对二战中绥靖政策深有研究，见解独到，且有开山和引领作用。记得1995年，他在《求是》杂志发表了一篇《中国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的文章，影响较大，这也是他在参加第十六届国际史学家大会上发言的主要内容，引起了广泛重视。他还主编了《20世纪的巨变》，很有时代性和现实意义。齐先生成果丰硕、著作等身，不少文章中都有介绍，在这里不必赘述。但他老骥伏枥、笔耕不缀的精神更值得学习。有一次他亲口对我说，他在70岁以后的著述最多，出了20多本书。此话并非虚言，这几年他送我好几本作品，直到病倒前还在看书稿的清样。这是一种“小车不倒尽管拉”的奋斗不息的精神，实属难能可贵。

齐世荣先生近著《史料五讲》，2014年出版

在学术上，我与齐先生有过一次难忘的合作。大约1990年代初，他还在首都师大校长任上，有一次他打电话给我，要我与胡国成去他家一次，说有事商量。我俩便骑车到前门西大街他的家中（那时他住在前门），在客厅里他说了他的想法，希望编一本工具书，题名为《世界五千年纪事本末》，希望我们跟他合作，帮助完成这本著作。我们俩愉快地答应了。中午便一道在前门西大街著名的鲁菜馆泰丰楼吃饭，点的有红烧海参和乌鱼蛋汤等。此后我们两人便做了分工，定出选题，然后按地区或年代、国别，约了几位较有水平的学者分头组缟或写稿。稿子完成后汇集起来，由我们二人审阅和修改并定稿，完成后再交齐先生最后过目审定。

这部书纵跨五千年，横涉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字数达220多万字，内容相当纷繁复杂，题目本来也可叫“大事纪要”或“大事要览”，但之所以叫“纪事本末”，齐先生有一个解释：因为它本身就是一种史学体裁，南宋袁枢就著有《通鉴纪事本末》。齐先生说：“这种体裁，以纪事为主,把历史上的大事，详其首尾，予以表述；优点是文省于纪传，事豁于编年。”

这本书的编辑出版经历了许多波折，先是胡国成调到美国所工作，后来就换了高教出版社的王方宪同志，我们三人算是副主编；其二是出版遇到团难，本书历时约10年，找过几家出版社都不行，负责古代部分的张广智还多次询问我为何拖这么久？由于部头较大，二百多万字，若无补贴肯定赔本。但最后还是由齐先生找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那时已是2005年了。

齐先生知识渊博，涉猎广泛，涵盖中外。他虽搞世界现代史，但对中国史毫不外行。在聚会或聊天时，他经常会说一些掌故趣事。有时他会谈起一些老一辈史学家如向达、杨人鞭、齐思和、陈寅恪、周一良等一些轶事，听来很有趣。我曾经建议他把知道的和经历的事写出来，编成书出版，他笑笑说，现在还没有空，等以后有空再写，可惜现在己经不可能了。

齐先生也很念旧，即旧情旧友都记于心。今年7月，在首都师大召开的纪念抗日战争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的学术讨论会时，他特意嘱咐梁占军邀请一些搞现代史已退休的老专家，张宏毅、徐天新、李巨廉、王斯德、姜桂石、张象等悉数到会，聚集一堂，合影留念，叙谈甚欢。这些老先生也积极参会，争相发言，各抒己见。

如今，先生突然驾鹤西去，让人感叹不已。回忆起与先生三十多年的交往与友谊历历在日，先生之教诲言犹在耳。如今有这么多同行、同事、学生深切缅怀和追思先生，足见先生之厚德。

最后以一首拙诗以此缅怀。

辛勤耕耘六十载，

桃李芬芳溢满天。

著作等身传后世，

后继有人应无憾。

2015年12月8日于北京

（本文原题《一位开拓者、良师与忘年交一一追忆与齐世荣先生的交往》，标题与小标题为编者所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