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富汗女性经历的，远不止战争、童婚和虐待（下）

【编者按】

据新华社报道，当地时间8月15日，总统加尼已离开阿富汗。阿富汗塔利班发言人当天晚些时候宣布，塔利班已进入首都喀布尔。喀布尔街头目前已经开始用油漆刷掉女性露出面部的广告。

妇女在阿富汗的处境一直极为艰难，“罩袍”是她们每日固有的穿着。《罩袍之刺》里，笔者原老未数次往返阿富汗，采访六位阿富汗女性。还真实的阿富汗女性处境。“人们对于阿富汗的印象，似乎只有战争、童婚以及对女性的虐待。是的，以上皆为事实，然而事实不止于此。”

下文经授权摘编自原老未作品《罩袍之刺》第三章

不婚主义者（下）

《罩袍之刺》一瞥

一个人的野餐

她索性站起身，往更高处又跑了几步，她把双手拢在嘴边，想用尽全身力气地大喊，却喊不出，停了几秒又把手放了下去。

喀布尔是全国警察最多的地方，却也是爆炸最频繁的地方，塔利班已下台十余年，仍然时不时发动一些针对政府机构、官员住所和使馆区的攻击，尤其是冰雪初融的春天，他们会在此时下山，发动全球皆知的“春季攻势”。

即使身处动荡不安的喀布尔，迪巴仍努力像和平地区的中产阶级一样生活，除了吃得有机健康，她每天还会在室外以5公里的时速健走几个小时。迪巴总是以公寓为起点，再随机向某个几公里之外的目的地疾步行进，比如金顶议会大楼、达鲁阿曼宫、喀布尔大学或者伊斯兰经学院。伊朗政府援建的金顶议会大楼是这两年袭击者的最爱，几起爆炸后，官员们把上班的交通工具由汽车改成了直升机，武装分子也迅速转移了目标，把攻击的地点由他们的办公室改成了住宅。

沙伊德对迪巴这种如同自杀一般的健身方式表示强烈反对，他用难得的极其认真的语气问她:“Jaan，每个人都知道现在局势如何，你还要天天在外面步行几个小时，你就不想想豪拉1知道了会是什么心情?”

迪巴淡淡地说:“即使我告诉你不会再去，但你真的在意过我每天都做了什么吗?”

国家安全部门收到线报，一辆装满炸药的汽车停在市区的某个角落，准备第二天开到金顶议会大楼附近引爆，此时议会大楼附近已对所有车辆戒严，警察也在全市范围开始排查。第二天清晨，迪巴还是决定步行十余公里，去绿色新城后面的小山坡野餐，沙伊德曾经答应过带她来这里，什么也不干，就两个人静静地坐一天。但一年年过去了，这个承诺似乎只有听到的人才记得。迪巴把苹果、葡萄、石榴和椰枣，还有一瓶用藏红花、玫瑰露冲泡的营养水放入挎包里，她要在走之前，独自完成两人的约定。

路过喀布尔河(现在的“那臭沟”)时，迪巴感觉到贴着挎包一侧的衣服湿漉漉的，她这才发现水瓶没拧紧，整个包都湿透了。她皱着眉把水果袋和水瓶取出来，然后把包冲着河水倒翻，“扑通!扑通!”河中溅起两道水花。

“我的手机!两个!”两部手机同时掉进了水里，她的A牌手机总是低温时自动关机，迪巴又买了一部H牌手机。

看见一个女孩在河边久站，不多时就围上了好多男人，有个趿拉着开胶球鞋的中年人听迪巴讲了事情的经过，二话不说就脱下鞋子准备下桥去捞。

两个小孩站在旁边小声嘀咕:“等这个女人走了，咱们下去，捞到了你一个我一个。”

中年人爬上了桥，不知道从哪里找出了一根绳子，将一头拴在一块和手机差不多重的石头上。他将石头扔进河里，水一下就把绳子冲了好远。他摇了摇头，围观的人在一旁说着风凉话:“水这么急，手机早就冲到巴基斯坦喽。”

迪巴虽然心急，但听到后还是扭开头笑了一声。她向围观的人借手机给沙伊德拨了电话:“Jaan，我干了蠢事。天啊!我把两个手机都掉进河里了。”

“杯子漏水，我想把挎包里的水倒出去，却忘了手机也在里面。”“中年人在用和手机差不多重量的石头测试水流会把手机冲到哪里去。”迪巴无精打采地说。“别再教育我了!丢手机的人又不是你!”

迪巴冲着话筒喊了一句，不耐烦地挂了电话。

其间，那位热心人又跑到桥的另一侧用脚在河床上摸索了半天。这时他放弃了最后的努力，爬上了桥，把挽到膝盖上方的裤脚放回，套上袜子，穿上了鞋。迪巴看着这个好心的中年人，如果捞到手机的话，他还能得到一些钱，两天的饭钱就解决了。唉，不怎么幸运的他，更不怎么幸运的迪巴。

“谢谢叔叔Jaan。”虽然难过，迪巴还是礼貌地道了谢。

她略加思索，反正回家也是一个人，还是继续向山坡行进吧。七拐八拐后她来到了达鲁阿曼大道，一辆军用皮卡从她身边开过，轮胎带起一阵尘土，她皱了皱眉头。双向车道全部戒严，每隔一段，路边就坐着一位荷枪实弹的士兵，一辆辆驾着机枪的皮卡横在路中央，路两侧的行人并不比平日少，他们和迪巴一样，没有被紧张的氛围影响，他们神情平静，似乎对此早就习以为常了。

达鲁阿曼大道的尽头是达鲁阿曼宫，这里距迪巴要去的小山坡还有一半的路程。近一个世纪以前，阿曼诺拉国王为了阿富汗的“现代化”，请法国和德国的建筑师设计了这座极富新古典主义风格的宫殿。它曾是国内第一批有中央供暖和自来水系统的建筑，曾是喀布尔大学的医学院，曾被焚烧成一片废墟，也曾被苏联人、游击队战士、塔利班和美国人先后占领过。经历了几十年的战争，它终于成了几堵残壁空壳，门前的野草肆意生长，一片翠绿围住了废墟，再加上这里已是郊区，空气里的煤烟味小了许多，迪巴抬起头看了看天，继续向山坡走去。

“绿色和平新城”这名字，无奈地表示了喀布里对战争的厌恶。此处海拔比市区高出几百米，新城的尽头就是山脚，迪巴走过施工中的现代公寓楼，走过五颜六色的别墅外墙，她曾想过嫁给沙伊德以后，两人在这里买上一块地，由她来设计一栋喀布尔最棒的房子，不要顶灯，就像外国人那样，多弄几个落地灯，房间的角落安上吊灯;会客室摆上最好的手工地毯;顶楼的小露台上放两把摇椅和一个矮几。

迪巴在山坡上选了一处喜欢的位置坐下，对面山头上停着一辆坦克，一个头系黑白格围巾的士兵在坦克周围踱来踱去。她俯视着笼罩在喀布尔上空的淡黄色的烟雾，试图透过它找到男朋友工作室的位置，往左......往左......再往上点......应该就在那附近，她略带忧伤地看着那里，有点后悔刚才在电话中朝他发脾气，可她也没想过道歉。

“快让我离开吧，去一座没有爆炸也没有他的城市，我一天都不想再等了。”迪巴将头深深地埋在双腿间，周围的空气好像越来越稀薄，直叫她的呼吸都成了一件最累最苦的事。她索性站起身，往更高处又跑了几步，她把双手拢在嘴边，想用尽全身力气地大喊，却喊不出，停了几秒又把手放了下去。

迪巴盯着沙伊德工作室的方向看了好一会儿，又抬起头看了看天空，云彩像被人用手拨开似的，天是如此湛蓝清澈，“若不是丢了手机，这本该是美好的一天。”

三年前的初识

这些男孩就像其他年轻人一样混夜店、泡酒吧、抽大麻，和很多女孩做爱。可是到了该结婚的时候，他们总是会第一时间回到阿富汗，选一个亲戚或父母好友的女儿，毕竟这里盛产待价而沽的处女膜。

《罩袍之刺》一瞥

我第一次见到迪巴，是在2013年的秋天。

那天晚上我随着人流走出喀布尔机场的大门，费了一番功夫才从一大堆停得歪七扭八的汽车中找到了来接我的那辆。驾驶室的男人是沙伊德，一个赫拉特朋友的表亲。沙伊德和我用英语沟通，语速飞快地向我介绍坐在副驾的女孩:“这是迪巴，我的女朋友，我的Boss(领导)兼我的秘书。”路旁的街灯忽明忽暗，那女孩扑哧笑出了声，我只隐约看到她穿着一件蓝灰格子的棉布衬衫，头巾下的侧脸棱角分明，其余部分浮浮沉沉，晕染着没入阴影看不清楚。

初次见面，我礼貌地向沙伊德表示感谢，他一副不当回事的样子:“刚好顺路而已。伙计，是你运气不错。我们才从警察局出来，花了很大一笔钱才把迪巴的一个朋友保释出来。”

沙伊德听上去心情很好，讲到兴奋处还会像孩子一样手舞足蹈，他的英语中不时夹杂着几个达利语单词，不过他没有跟我解释其中任何一个的意思。迪巴话却不多，我以为她只是和一般阿富汗女孩一样羞涩，便用达利语问好后，再没主动和她交谈。

那是我第一次来阿富汗，有满肚子的问题想向当地人请教。但沙伊德似乎总是特别忙，每天早晨我出门时，他们的卧室门还紧闭着，而我回来时他已经离开了。大部分时间中，屋里只有我、迪巴和一个打扫卫生、做饭的老人。

我在那里借宿了五晚。前两天，迪巴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卧室内，只有需要拿东西时才出来，碰到我时也是寥寥数语，没有和我进一步接触的意思。

直到第三天傍晚，我去厨房打水，她独自坐在一把三角凳上，面前有个泡着红豆、鹰嘴豆、椰枣、红枣的盆，迪巴神情专注，小心地把豆皮一点点地从豆子上剥下来，一个接着一个，无比耐心。

“还有那么多豆子呢，我来帮你一起剥吧。”她抬头笑了笑，算是默许。

“这些豆子剥完干什么?”我好奇地问。

“我要的是这些豆皮，用它们煮水特别有营养。沙伊德一忙起来就不管不顾的，从来不记得吃饭。”

原来是慢热的人。

迪巴从不轻易相信别人，当她不相信时，她不喜欢说话。她在一旁冷静地观察着我，直到那天晚上，才慢慢地把自己坚硬的外壳打开了一个小口子。

迪巴的祖父是阿富汗北部昆都士省一个部落中的毛拉，颇有名望，受人尊敬。他先后娶了4个老婆，一共生了14个孩子(最小的老婆甚至比长女还要小两岁)。祖父除了要求所有子女都去经学院学习《古兰经》外，还给男孩们请了家庭教师，教授他们达利语文学，让他们学会读书和写字。至于女孩，老人家认为她们需要的知识都在《古兰经》里了，他坚定不移地认为，念了书的女孩就会像城里的女人那样，很容易产生疑问，而疑问让这里的男人不适、愤怒甚至恐惧，她们终归是要嫁人的。

在他看来，他为所有人都做了最好的安排。

迪巴的帕代尔是祖父与发妻的次子，在刚够得着书桌的年纪，他就把头整日埋在书本中读个不停。从波斯诗集、阿富汗野史、各种自由思想，到文学、宗教和艺术，广有涉猎。这个爱好使他成为全家第一个戴近视眼镜的人，还让他早早地在心里立下目标——他要去看看书里描述的那个无与伦比、精妙有趣的世界。

祖父为他16岁的儿子挑了一个老婆，这个岁数当时已算成年，他认为儿子对异性有了渴望，于是帕代尔就这样和堂妹结婚了。几个月后，他带着新婚的妻子离开了这个庞大的家庭，前往100多公里外巴尔赫省的首府马扎沙伊夫独自谋生。

3000多年前，信奉多神尤其是火神的雅利安人穿过阿姆河，将巴尔赫定为王国都城所在地。巴尔赫位于马扎沙伊夫西北23公里处，这个如今看上去很不起眼的小镇，在古时极其辉煌。琐罗亚斯德在巴尔赫将拜火教传播于世，至今这里依然是拜火教圣地;巴赫利卡（巴赫利卡，又称波利(Bahallika)，与提谓(Trapusa)并称佛祖最早的两位皈依弟子。）带着佛祖的8根头发，在这里建造了一座佛塔，公元7世纪阿拉伯人入侵时，也因这里极其悠久的历史，盛赞巴尔赫为“世间城池之母”(Umm Al-Belaad)。

数千年来，拜火教、佛教、伊斯兰教的教徒们在这里坐而论道，巴尔赫的洞窟壁画，有被称为“佛陀玛兹达”（佛陀玛兹达，意为佛祖与阿胡拉·玛兹达。阿胡拉·玛兹达是古波斯宗教，特别是拜火教中地位最高的神。）的火焰铭文，在当时的诗歌中，又有着入“就像纳瓦精舍”一样美丽的供电这样的明喻。直到1220年成吉思汗策马屠城，此地千年繁荣戛然而止，整个地区的经济文化中心才转移至马扎沙伊夫——在这之前，那儿只是个供过

路客歇脚的小村落罢了。

在当时塞尔柱王朝时期，当地的一位毛拉（毛拉，穆斯林对老师、先生或学者的敬称。）禀明苏丹艾哈迈德·桑贾尔，先知的堂弟和女婿阿里托梦告诉他，当年为了避免敌人的亵渎，阿里的追随者秘密地将他的遗骸放在一头白色的母骆驼上，这头骆驼向东不停地奔跑，最终力竭而亡的地方，就在巴尔赫附近。苏丹听完，马上下令在阿里托梦描述的地点——也就是当今的马扎沙伊夫盖了一座内有阿里衣冠冢的圣祠。1220年，巴尔赫被成吉思汗屠城，这座圣祠也没能逃过一劫。两百年后，帖木儿帝国的苏丹胡赛因·巴以克拉在人们口口相传的位置上，又盖起了一座清真寺——著名的马扎沙伊夫蓝色清真寺。虽然世界上大部分穆斯林认为阿里的灵柩安放在伊拉克中部的纳贾夫，但仍有许多人前来朝圣，一年四季，络绎不绝。

马扎沙伊夫是阿富汗北方最大的城市，和保守的昆都士不同，因为多元的民族背景，这座城市非常开放。在迪巴父母年轻时，成百上千的信徒围绕着阿里的衣冠冢席地而坐。男人坐在一侧，女人坐在另一侧，她们有的穿着茶达里，有的披着茶杜尔，还有的只用围巾松松垮垮包住头发。人们虔心祷告，祈求罪行被宽恕，祈求心愿可以实现。清真寺外的小花园里，也有不少朝圣者坐在草坪上，三三两两地交谈，与此同时，身穿着短裙和尼龙丝袜的摩登女郎背着皮包从他们身旁走过，人们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穿衣打扮，没有人会跳出来对他人的着装加以指责。

这几年网上流传着一组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阿富汗街景照，照片里的女人很多都穿着短袖和短裙，于是很多人认为，是丑陋的战争让曾不知茶达里为何物的阿富汗女人最终穿上了它。然而，除却喀布尔、马扎沙伊夫等大城市，在20世纪70年代的阿富汗大部分地区，女人们依然披着茶杜尔，穿着茶达里和沙瓦尔卡米兹。

“我的玛代尔不能读书，也不会写字。可是帕代尔说他最感谢安拉的一件事，就是当自己为是否过早结婚而犹豫的时候，安拉帮他做了正确的决定。”迪巴说到这儿，嘴角弯弯，不知道心里是不是想起了沙伊德。

“爱情看似美好，但却带来麻烦。”哈菲斯几百年前就用鹅毛笔把这句话写在了羊皮上，但无数人依然为它奋不顾身。像所有刚开始分享秘密的女孩一样，迪巴给我讲起了她的恋爱史，而且还着重说了一个生在德国的阿富汗裔纪录片导演。二人相识于喀布尔的一个艺术展上，他对与众不同的迪巴一见倾心。迪巴最初觉得他“才华横溢，举止得体，看上去十分尊重女性”，两人相处愉快。直到有一天，他说:“国外的那些女孩，和你一样有才又迷人的，都不是处女，所以她们都不是我结婚的对象，你才是。”

“我也不是。”

导演陷入了长时间的沉默中，像一截干掉的丝瓜一样瘫在沙发上，整整三个小时没有和迪巴说话。迪巴不明白，一个在柏林成长生活了30多年的男人，为什么骨子里还是阿富汗男人的那一套思维方式。

这个像截干丝瓜一样的导演消失了一周，再次出现时，他对迪巴说:“我仔细想了想，还是愿意娶你，虽然我的家人反对自由恋爱，但为了你，我愿意‘Fight for it’(为此而战斗)！”

迪巴眯起了眼睛，忍不住讥讽地回答:“抱歉，这里有更重要的事需要我，我没时间和你为这种事而战斗。更何况，你自己在全世界和不同国家的女孩上床，又有什么资格要求我是一个处女？你愿意娶我，可你是否问过我愿不愿意嫁你？”

沙伊德的出身没有那么高贵。他的帕代尔在内战时外出被流弹击中，被邻居发现时已奄奄一息，抬回家的当夜就死去了。悲痛的玛代尔只能带着他和另外三个儿子北上喀布尔投奔亲戚。那家人虽然给了他们孤儿寡母一间小屋，却终日冷言冷语，把这个可怜的寡妇当成用人使唤。沙伊德6岁就开始在大街上讨生活，他能吃苦，也不喊累，擦皮鞋，卖经书，给馕铺打下手，什么挣钱多就干什么，小小年纪尝尽人情冷暖，他发誓要早日挣够钱从那个夺走玛代尔笑容的屋子里搬出去。

他没上过一天学，却可以说一口流利的英语，还会一点儿阿拉伯语和法语，他用在街头学会的生存法则，在游击队、塔利班、外国人和新政府官员身边走着钢丝周旋。

14岁时，他租了间小房子，把笑容重新带回了玛代尔脸上。如今三个弟弟都在私立学校读书，两个成绩好的还申请到了带奖学金的外国大学。

沙伊德有很多朋友。只要他不工作，几乎每个晚上都会和一大帮朋友在一起，他总是向迪巴撒娇，要她陪自己去参加聚会，迪巴有时去，有时不去。沙伊德的朋友中有些是极其虔诚的信徒，有些不是;有一天祷告5次的塔吉克人，也有一天祷告3次的哈扎拉人;有从国外回来的阿富汗移民，也有儿时在街头认识，现在一起出人头地的伙伴。迪巴说沙伊德是个很没有安全感的人，时刻需要有人在身边，也许因为年少时的经历，他待人格外慷慨，“只要朋友张口，只要他有”，迪巴微笑着耸耸肩，“不知道借了多少钱出去，也从不主动催他们还。”

她一说起沙伊德就笑，笑出了眼角的皱纹，笑得眼底的爱意都涌了出来，她看上去就像任何一个沉浸在爱情中的女人，是那么幸福和满足，沙伊德对她来说，是她的整个世界，是她暗暗决定一起白头到老的爱人。

“道德犯罪(Moral Crime)”的界定很模糊，离家出走(即使是受到家暴)、自由恋爱，“ZIINA”，乃至被强奸、被迫卖淫的女人，都可以因“道德犯罪”不经庭审直接被判处最高5年的刑期。

她后来还提起了达雅，那个沙伊德托了不少人，才花钱保释出来的朋友。

大概三个星期前，达雅与几个朋友在一家涉外餐厅吃晚饭，每个人都喝了酒，她亦有些醉意。离开时，一个刚认识的男性朋友说自己太醉不能开车，请求达雅先送他回家，再把车子开回她自己家。

达雅同意了。但车子发动没多久，那个男人就在后座上说起了各种下流话，接着开始毛手毛脚。达雅惊慌起来，酒彻底醒了，她边骂着那个男人边准备把车子靠边停下。男人撒起了酒疯，竟掏出一把匕首，先对着自己前胸划了一刀，又高声尖叫着把刀伸向她的脖子。一番混乱后，车停了下来。达雅的胳膊上被划了一道很深的口子，流了很多血。

路人报了警。警车与急救车先后抵达，警察大概看了两人伤势，以男人伤重为由把达雅铐了起来，直接关进了巴达巴格中心监狱。达雅自觉这件事不怎么体面，也以为警察在查明原因后会很快把她放了，就没有给任何人打电话求救。看守所的人查验了达雅的贞操。

当他们发现她不是处女时，事情开始往更坏的方向发展。狱友告诉她，看守所根本没有足够的女警察，而且管理层大多是男人。

“他们把我们的名字写在一张纸上，压在桌子的玻璃板下，搞清楚哪些人不是处女后，再选出漂亮又年轻，最好是文盲的‘下手’。这些人难道没有姐妹吗?如果有人这么对待他们的姐妹，他们会怎么想？”

达雅被狱友的话吓坏了。她家境优沃，看着白白嫩嫩的，任谁都会觉得是个年轻漂亮的女孩儿。她被脑海中浮现的画面吓得腿软，一位好心的女狱警把电话借给她，但她不敢将此事告诉马扎沙伊夫的家人，于是打给了迪巴。

沙伊德人脉广，虽然他和达雅并不熟，但还是马上开始为她走关系，迪巴也因此被允许前去探视。巴达巴格中心监狱中的女人，白天分组打扫卫生，其余大部分时间都坐在院子里。迪巴去看过达雅三次，她几乎和每个女囚都聊过天——有些人真的有罪，贩毒、杀人或参与制造炸弹，更多的人是因为“道德犯罪(Moral Crime)”。它的界定很模糊，离家出走(即使是受到家暴)、自由恋爱、“ZIINA”（达利语，指婚姻之外的性行为。），乃至被强奸、被迫卖淫的女人，都可以因“道德犯罪”不经庭审直接被判处最高5年的刑期。一些收了钱的警察，甚至可以将没有任何“过错”的女人以“道德犯罪”的名义收监，哪怕是通过“贞操检测”的处女。

有个脸上带“卡尔”刺青的部族女人哭着对迪巴说:“我每晚都祈求安拉，如果死对我更好，那就让我死吧，我明明什么都没有做过。”迪巴回家后，在沙伊德怀中哭了很久。这时永远嘻嘻哈哈的沙伊德没有试图逗笑她，也没给她擦眼泪，只是亲吻着迪巴的头顶，轻声鼓励她尽快将关于巴达巴格的故事整理出来，让更多人知道那里发生着什么。

被收监后的第15天，在沙伊德的帮助下，达雅走出了巴达巴格中心监狱的大门。而那些没有钱也没有门路的女犯人，得不到足够的食物，也无人探视，她们终日坐在那个几十平方米的小院子里，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重获自由。

二手名牌扫货记

这些二手货曾经的主人不详，它们可能是被某个中产阶级家庭淘汰的，也没准儿是哪个出了车祸的倒霉鬼的。几个男人在箱边来来去去，按品相和品牌给货物分类，可以被送入那几十个房间的，都是挑出来的品牌货，无论真假，反正大部分人也看不出来。

纪录片《阿富汗：没有结束的战争》剧照

沙伊德和迪巴都很喜欢名牌。

那些国际品牌至今也没有一家在阿富汗开过分店，但这挡不住阿富汗人追求时髦的热情，他们通过Youtube网站跟随时尚，学习潮人的穿搭，可在喀布尔找到“潮人同款”的概率，比让男人也穿上茶达里走上街的概率还要低。夏瑞诺区的那几个“购物中心”里面卖的都是杂牌鞋，也许没见过世面的人会觉得很高级，但迪巴连去那里的兴趣都没有。

比起崭新的杂牌鞋，迪巴、沙伊德和他们的朋友们更喜欢去市区

的二手市场碰运气。一天，沙伊德的朋友穿着一双九成新的“踢不烂”

登山靴，他说这是经过一番讲价后，花了2300阿富汗尼买到的。“兄弟们，二手市场新来了一批货，骆驼、踢不烂、还有猫牌，这可真是让人毛骨悚然的名字，但它们的鞋真漂亮，不是吗?”那位朋友抽着美国香烟，拿着美国手机，穿着美国靴子，即使连护照都没有，却对美国品牌如数家珍。

迪巴说也想去市场看看，沙伊德马上腾出一天时间，开车陪迪巴去市中心购物。去市区的路上会经过一些政府机构和各国使馆，他们的围墙外竖着一排高大而厚重的水泥墩子，使路过的人们看上去像一个个小矮人。每一个路口边，都停着一辆皮卡，上面站着手持机关枪的士兵。迪巴看着窗外喃喃自语:“Jaan，我们用铁丝卷围起的小院，种着玫瑰的后花园，只不过是自欺欺人罢了。”沙伊德握住了迪巴的手，用拇指轻轻地摩挲着她的手背。

二手市场在阿卜杜勒·拉赫曼汗清真寺对面的小巷里。清晨四五点开始，这里已人声鼎沸，晚上天快黑透时才会安静下来。这是一栋苏联占领时期所建的四层简易楼，呈凹字形，每层均匀排列着十几个差不多大小的房间。楼前空地上摆了一些巨大的纸箱，里面是精明的阿富汗商人从世界各地的二手贩子那里批发来的旧衣服和鞋子。这些二手货曾经的主人不详，它们可能是被某个中产阶级家庭淘汰的，也没准儿是哪个出了车祸的倒霉鬼的。几个男人在箱边来来去去，按品相和品牌给货物分类，可以被送入那几十个房间的，都是挑出来的品牌货，无论真假，反正大部分人也看不出来。而那些杂牌子或者破损比较严重的，则被另一批本地小贩买走，过不了多会儿，就会出现在达利亚河另一侧街边的平板推车或地面铺着的塑料布上。那里是另一个世界，是迪巴和她的朋友们同样不会涉足的购物场所。

沙伊德跟着迪巴，穿过那些纸箱子和散落一地的打包带，随便走进一间没有那么多人的小屋。房间面积不足5平方米，靠墙的架子上紧紧地码放着各式各样的户外鞋，不过都是单只。客人如果挑中了，店主才会从只有他知道的地方，迅速地找到另一只递过去。他们的眼神都像鹰一样，很少有人能从他们的眼皮底下偷到东西。 达利亚河另一侧的路边摊市场

沙伊德和迪巴对视了一眼，二人对架子上真假混卖的“踢不烂”露出心照不宣的笑容。迪巴试了几只鞋，不是偏小就是上脚丑，又或是品相不好，沙伊德在一旁耐心地向店主问价，还时不时地转头为女友提意见。过了一会儿，沙伊德发现了一只深灰色的麂皮高帮靴，橡胶鞋底擦得干干净净，像全新的一样，他赶忙捏着鞋头递给迪巴，得意又顽皮地眨了下眼睛，一番讨价还价后，老板拽下一只塑料袋，将鞋装在里面递了过去，他们只花了1800阿富汗尼。

二人在一楼又逛了一圈才上了二楼，楼梯拐角处的商铺门口，一个看上去十分机灵的伙计主动向他们搭话:“祝您平安。你们是在找什么特定的牌子吗?”

“添柏岚。”伙计听罢一脸严肃地点点头，示意他们在原地稍等。沙伊德俯身将两个胳膊撑在栏杆上，打趣说他决定牺牲一下，用自己比迪巴大4码的脚帮她好好撑一撑新鞋，让她穿得更舒服。大约5分钟后，伙计再次现身，表情认真地递给沙伊德一双黑色的、像已被穿了500年的老式男皮鞋，一股怪味儿，皮面像砂纸一样粗糙，鞋帮上隐隐可以看到“踢不烂”的商标。沙伊德看着鞋哈哈大笑，迪巴也在一旁捂着肚子，边笑边艰难地对那个伙计说:“谢谢你，但我想买的是靴子。”

两人谢过仍试图把老式皮鞋推销出去的伙计，继续往三楼走去，沙伊德边上楼梯边笑着说:“那哥们儿真是个人才，这么快就能从楼后面的垃圾箱里把那双鞋给翻出来。”

迪巴买到了她喜欢的鞋，沙伊德也就对购物失去了兴趣。他们下了楼，一个男孩已经把沙伊德停在路边的车擦干净了。沙伊德摸出钱包，给了那个等在一旁的男孩30阿富汗尼，比正常价多了两倍。男孩看上去不过10岁，衣服并没有比擦车巾干净到哪里去，他接过钱，右手放在左胸口不停地道谢:“感谢您，好心的叔叔，愿安拉保佑您，感谢您。”

回家时他们走阿斯玛伊路。刚开过加油站时，后面来了两辆美国巨型装甲车，大概三米高，长度是高度的两倍。开在前面的那辆不停地按着喇叭，车顶的两个扩音器也传出了发号施令的声音:“所有车辆迅速避让!所有车辆迅速避让!”

和其他司机一样，沙伊德慌忙为这些美国人让出了一条路，同时嘴里咒骂着:“上个礼拜一辆小巴被这些混蛋炸掉了，里面有个孩子，是萨马尔的远亲。”迪巴没有说话，只是直直地看着前方，他们的车与第二辆装甲车相距约10米，在三车道的马路上，所有车辆都跟在沙伊德和迪巴的车后，规规矩矩地减速行驶着，也不再有人乱按喇叭。迪巴的目光，落在装甲车的尾部，那里用达利语和普什图语写了两行字——“保持距离，否则有权射击”。装甲车加速行驶过一个十字路，这两行字也随着距离的拉大，一点点地模糊，直到再也看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