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以林：1941—1945国共如何从缓和走向对抗

【编者按】

12月4日，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王奇生以及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黄道炫、金以林、汪朝光三位教授共同做客上海大学，进行了一场座谈。四位教授分别从抗战时期的国民党、共产党、国共关系及国际关系四个方面与现场听众分享了他们的研究心得。澎湃新闻记者整理座谈录音，经发言人审阅、授权，与读者分享。

从1941年的皖南事变，到1943年胡宗南准备闪击延安，两次反共高潮之间，国共关系如何？金以林教授在座谈中揭示出这一段传统党史很少谈及的故事。

在抗战相持阶段，传统党史叙述中都会提到国民党有过三次反共高潮。第一次是1939年的山西新军事件，第二次是1941年的皖南事变，第三次1943年胡宗南准备闪击延安。但从1941年初皖南事变到1943年7月流产的“闪击延安”前后两年半，国共关系如何？以往研究很少谈及，其实这一段的国共关系相当缓和。特别是1942年8月蒋介石主动跟周恩来说，要去西安见毛泽东。毛泽东听说后，更积极表示愿与蒋相见，最终由于周恩来认为时机尚未成熟，中共中央决定派林彪去见蒋，希望缓和国共关系。这一段故事，是我们以前在党史叙述中比较少见的。1943年闪击延安是个未遂事件，但到了1944年以后，随着中共的壮大，再同国民党谈判时，已不是简单地提出承认中共合法、边区合法、军队扩编等问题，而是提出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在这里我想和大家分享最近的研究心得。

1941-1943：国共两党的缓和态势如何出现？

山西新军事件，实际上是由薄一波组织的山西新军（名义上隶属阎锡山），同阎锡山的旧军发生冲突。毛泽东在处理这次事件时采取的对策是军事上坚决反攻，政治上不仅不提反对国民党，甚至都不公开指名批阎锡山，而是要“在拥阎之下反对阎”。打了这一仗后，阎锡山被迫和中共谈判，重新划分防地。甚至国民党的谈判代表张冲表示：今后“不再提八路军扩军人事归国民党中央管理”。毛泽东事后评价这次反摩擦的成绩时愉快地说：“最大的胜利就是防线的划定，现在我们党的力量可以起半决定作用。”

皖南事变同前次最大的不同是，国民党中央军攻打中共直接指挥的新四军，且中共损失惨重。以中共当时的实力，不可能同国民党彻底决裂。因此，毛泽东在处理皖南事变所采取的对策是：“政治上取攻势，军事上暂时仍取守势。”中共利用国内外的舆论共同发酵，赢得了人心，彻底摆脱了国民党军令上的限制，很快重建新四军。同时，中共只将制造皖南事变的祸首定为何应钦、顾祝同、上官云相三人，始终未正面攻击蒋介石。为此毛泽东特意致电新四军将领指示：“我们暂时不公开提出反蒋口号，而以当局二字或其他暗指方法代替蒋介石的名字。”

为什么皖南事变不久国共两党关系又会缓和，且长达两年多呢？

从国际因素来看，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国际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1942年元旦，《联合国家宣言》发表，中国加入世界反法西斯同盟，蒋介石成为四大国领袖，而苏联作为反法西斯同盟国，中共与共产国际关系紧密，国民党为了改善和苏联的关系，因此要改善和中共的关系。

那么，这一时期中共为什么也要和国民党改变关系？1941年以后，由于日军对根据地的扫荡，中共在经济上压力很大。毛泽东曾多次说，如果不出大的变化，我们工作重点是经济工作，就是要解决吃穿住行。此后，延安开展的大生产运动和精兵简政，主要都是为了解决生存的压力——延安养不起这么多公家人。共产党根据地越来越大，部队规模越来越大，1937年八路军4.5万人，到了1941年增至50多万人，这些都是吃公家饭的人。因此，中共迫切希望同国民党缓和关系。

此外另一个因素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毛泽东和中共仍认为蒋介石有投降的可能。中共党内对蒋介石不放心，特别是汪精卫投降之后，毛泽东对蒋介石对日妥协、投降的担心更大。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这个担心变小了——中英美苏成为同盟国，胜利是早晚的事。

未完成的国共谈判

苏德战争爆发后，原来亲苏的“新疆王”盛世才开始向蒋介石投诚。1942年8月，蒋介石成功收复盛世才后，到西北视察。此时由于日本占领了缅甸，中国唯一的对外通道就剩下通过新疆的中苏交通。因此，蒋介石主动同周恩来提出想见毛泽东。毛泽东也认为为缓解中共根据地的经济压力，需要改善国共关系，并多次致电前方将领，要求避免与国民党军发生冲突，还反复跟周恩来说要见蒋介石。而在重庆的周恩来对蒋介石的认识更冷静，他认为蒋介石这番举动只是暂时的需要，反对毛泽东见蒋，后来派林彪见蒋。林蒋会晤后，毛泽东还询问见面情况，仍不放弃同蒋面谈的愿望。

这次国共谈判，中共主要提了四点：一是中共合法；二是军队扩编；三是边区正式改行政区；四是中共军队到黄河以北没问题，但要等到战后再说。最初，毛泽东对和谈的期望比较大，希望借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建立，在民主的旗帜下，实现中共党政军的合法化。但蒋介石的态度是要以统一为名，收回对中共的军令、政令。

国共两党想法冲突，参与国共谈判的张治中在给蒋介石的报告中明确说，共产党的想法和我们差距太大，建议谈判能拖就拖，于是双方就从1942年下半年谈到了1943年中。

闪击延安未遂：国共从缓和走向紧张

为什么蒋介石到了1943年又有了闪击延安的计划？一个关键原素就是1943年6月共产国际的解散。当时，苏联希望英美开辟第二战场，为了向英美表示诚心，于是解散了共产国际。共产国际的解散，在毛泽东和蒋介石看来都是天大的好事。对中共来说，可以摆脱苏联的束缚，彻底实现独立自主。蒋介石则认为，没有了苏联的支持，可以乘机打击中共。

此外，蒋介石的另一个重要判断是他认为种种迹象表明，日本会在这年7月对苏联开战，这在他的日记中多次记录过。一旦日苏爆发战争，他更可以借机荡平延安。毛泽东对此也有清醒的认识，他在政治局会议上就曾明确表示：国共关系的好坏，要看日苏关系的演变。

共产国际宣布解散后的一个月，7月9日，英美联军在西西里登陆，开辟了欧洲战场。而此时日苏并没有打起来，且胡宗南的军事行动被中共侦测到以后，中共在延安组织三万人大会，公开批判蒋介石，并要求在重庆的董必武与英美苏各界紧急联系，告之中国有爆发内战的可能，借此给蒋介石施压。由于本身行动的暴露，加之同盟国的一致反对，蒋介石最终放弃闪击延安。

考察这一时期的国共关系，从宏观战略上来看，毛泽东和蒋介石的大判断大体相当，但在具体战术上，蒋介石时常犹豫不决，且意志不集中。看蒋介石1943年6月的日记，他最关心的是修订这年上半年公开出版的《中国之命运》，在这本书中他说，没有国民党就没有中国。

而毛泽东在察觉蒋介石闪击延安的计划后，不仅动员一切力量反对，还公开让陈伯达在《解放日报》批判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一书，这是自抗战爆发以来从未有过的——以往中共对蒋介石很客气。此时，周恩来和林彪正从重庆回延安，途经西安时给毛泽东发电说，国民党似没有大的动作，不必过于反对，引起不必要的矛盾。毛泽东则坚持要透过国际、国内各界力量，高调向蒋施压。此时蒋介石错误地判断中共内部有分歧，毛泽东此举是想借蒋之手杀害正在回延安途中的周恩来等人。

在具体战术上，毛泽东比蒋介石更高明。我们耳熟能详的词句如：“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成；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同国民党的斗争要“有理、有力、有节”；“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这些都是毛泽东在抗战时期总结出来的。

中共如何提出“联合政府”主张？

王奇生、黄道炫两位老师都谈到抗战的领导权问题，这个问题非常复杂。不能简单地说抗战就是中共领导的。正如胡绳所说：“抗战都是你领导的？那么蒋介石也归你领导？他错的你也要负责？抗战也有一个争夺领导权的问题。他也想领导，我也要领导。最后他的领导作用给我们限制住了。”此外，我还认为在中共党内也有一个争夺正确领导权的过程。

1941年，延安整风的时候毛泽东说，抗战初王明从莫斯科回来时，许多同志都上了他的当，纷纷做检讨。当时，我也只能坚持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这一条。直到1941年延安整风后，才彻底清算了王明的教条主义在党内的影响。1943年3月，毛泽东成为政治局主席，书记处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三人组成，书记处主席又是毛泽东，且有最后决定权。可以说直到这时，毛泽东才真正从组织上、思想上、政治上成为党的最高领袖。此后不久，刘少奇、王稼祥先后在《解放日报》上提出了“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毛泽东思想”这一概念。

此时蒋介石也从方方面面争夺对国家未来的领导权和话语权。查蒋介石1943年6月的日记，十余次提到如何修改《中国之命运》书稿。他很看重这本书，甚至要求中小学生都要好好学习。当时的最高领袖“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病重，蒋介石就修改国民政府组织法，说如果主席不能行使职权，则由行政院长代行。1943年8月1日林森去世，国民党连夜开会，通过由蒋介石继任国民政府主席一职。

国共两党经过第三次反共高潮之后的较量，共产党对同国民党的谈判不再抱有希望。特别是经过1944年的豫湘桂大溃败，国民党在全国人民心中彻底失去信心。此后，共产党同国民党的接触中，已不再简单地满足于中共党政军的合法化，而是在这年召开的国民参政会上，公开提出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这也成为1945年5月中共召开七大时，毛泽东报告的主题：《论联合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