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龑评《牛津英国史》︱一部重要学术著作新译本的遗憾

《牛津英国史》，[英] 肯尼思·O. 摩根著，方光荣译，人民日报出版社2021年3月出版，688页，138.8元

英国学者摩根（Kenneth O. Morgan）主编的《牛津英国史》（The Oxford Illustrated History of Britain），面世已经三十五年了，其间多次重印，2000年和2009年又曾修订、扩充。《牛津英国史》兼有插图版和无插图版，市面上前者居多。另外，牛津大学出版社的通识丛书（Very Short Introduction Books）中的英国断代史系列，大多分册出自这本《牛津英国史》里的相关章节，比如《中世纪英国》分册就是《牛津英国史》第三和第四章合并而成的，《19世纪英国》分册则是由《牛津英国史》的第八和第九章连缀起来的。

199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这本书在国内第一个中文译本，最初书名为《牛津英国通史》。中国读者得感谢爱丁堡大学的狄金思教授的推荐，更要感谢南京大学八位学者的联袂翻译。这些学者多是英国史方向的专家，译文比较准确，虽然各章的翻译水平参差不齐。2007年，外研社又推出一个添加注释但不带插图的英文版《牛津英国史》。似乎这些还不能满足中国读者的需求，稍后外研社策划的“英汉双语百科书系”，又大量引入了上面提到的牛津“通识丛书”中的英国断代史系列，目前已经译出其中五个历史时期的分册。外研社的各分册译本，英汉前后对照，读者用来更趁手。几位译者大多专攻英国文学，可见文史不分家。有的译本添加了大量注释，个别地方，还指出了英文作者的笔误。

考虑到《牛津英国史》是一部重要的学术著作，这些投入是必要的。而且，外研社译本的确弥补了商务版遗留下的“历史”问题。举一个例子，《18世纪英国》分册，某章节的英文标题是The Making of Middle England，商务版译为“中部英格兰的形成”，外研社的则是“英国中产阶级的形成”，显然后者更符合原意。当然，也有一些疏忽，两书都没有纠正过来。比如，十八世纪英国部分的另一标题，Industry and Idleness，商务版译为“工业和失业”，外研社是“工业和赋闲”，措辞略有变化。其实，作者朗福德（Paul Langford）在这里借用了当时英国著名画家霍加斯的作品标题，可以翻译成“勤勉与懒散”。这一部分先列举水陆交通、城乡等各方面的“改良”（improvements），再来论述贫穷、犯罪等问题以及政府和教会的应对举措，实在和“工业”没太有关系。朗福德后来将《牛津英国史》的相关部分（也就是第七章），拓展成了八百多页的著作《温文尔雅的经商之民》（1989），这本书的第四章再次使用“勤勉与懒散”这个标题，还为此配了一幅漫画版的霍加斯原作：织机旁站着两个学徒，一个兢兢业业，另一个无所事事。

旧错未纠，新错又增

近来得知，摩根主编的《牛津英国史》又有新译本面世（人民日报出版社2021年版，译者为方光荣，以下提及的具体页码，均出自这个版本，简称方译本）。赶紧购得一册，对照原著，验证自己的理解。看到“工业与闲暇”的标题，不免有些失望。接着再挑几个标题，大吃一惊，不仅没有进一步“纠错”，反倒生出不少新的谬误。方译《牛津英国史》第341页的标题，“知更鸟统治的兴起”，英文是The Rise of Robinocracy，商务版和外研社版的翻译均准确，并且添加了相关注释。Robin是当时首相的昵称，全名叫罗伯特·沃波尔（Robert Walpole），Robin之于Robert，犹如Will之于William。顺手再指出几处错误。方译本第238页的标题，“王室少数”，原文是Royal Minority，意思是“君主年幼”，指爱德华六世冲龄即位。方译本第275页，讨论伊丽莎白时代的诸种问题，其中所谓“法院贪腐的横行”，此处“法院”的英文是 court，应译作“宫廷”。方译本第109页，Bastard Feudalism被翻译成“可恶的封建主义”。这是一个学术用语，外研社的译文是“亚封建主义”，并给了注释，处理恰当。这个词指中世纪晚期的封建主义，它不再是基于土地分封的封君封臣制度，而是转变为以支付现金为条件的扈从制。不妨直译为“变种的封建主义”。

在方译《牛津英国史》中，同一个词，有的地方翻译正确，换了一处，却译错了。比如第324和325页，译者用了“乡村党派”和“乡村意识形态”等说法；“乡村”的原文是country，理解无误，但是到了第341页，却成了“国家辉格党人”。Court和前面提到的Country，都是英国十七世纪历史的重要词汇。宫廷党和中央政府相涉，乡村党和地方权力精英牵连，“宫廷”和“乡村”，“在朝”和“在野”，逐渐成为政治、心理和道德上的对立物。再来看一个例子，方译本第339页提到“《结社法案》”，到第349页变成了“《公司法》”，译者似乎没有意识到，这两个法令是同一个英文词组，Corporation Act。查理二世复辟后颁布《市政法》，其目的是要求市镇政府机关的供职人员必须采用国教的圣餐仪式。

还有一类失误，顺便提一下。方译本第315页第一段和第二段之间，译者漏掉了原书的小标题，“君主制的复辟”。更有甚者，方译《牛津英国史》472页的第一段和第二段之间，莫名其妙地插入了三行文字：

我们在非洲大地奋力前行一步步顽强行进

迈前腿跟后腿

战场上绝不后退（这段诗没头没脑）

不知道译者采用了何种版本。笔者手头的，是2009年的插图修订版，此处配搭了一幅布尔战争时英军安营扎寨的照片，照片下方，有上面的三行诗句，算是对照片的说明。编者摩根在前言中曾说，“这些插图不是孤立的装饰品，也是对关键历史事件进行解释的重要资料”。想必译者没将它和正文分开，一并翻译进来了。可即便这样，括号里的“这段诗没头没脑”，究竟来自何处？

从中世纪英国到斯图亚特王朝

我没有通读这个新译本，错误应该远远不止这些。下面以几个英文版《牛津英国史》为基础，选取其中几章来谈谈自己的理解。一部英国史，十个作者撰写，处理手法，迥然有别。中世纪英国由两位作者撰写。中世纪早期部分（1066-1290年），写法较为传统，从征服者威廉到爱德华一世，先按顺序逐个介绍。而中世纪晚期部分（1290-1485年），作者格利菲斯（Ralph A. Griffiths）以“战争”为主线，将庞杂的内容贯穿起来。这部分总共分为四节，第一节标题是：“英格兰的战争，1290-1390年”，第三节，“继续战争，1390-1490年”。如是观之，从《理查二世》到《理查三世》的莎剧，俨然就是一部“战争史”。作者在导论中解释：尽管这段时期充满动荡，但研究者不必总是按着时人的看法和感受来评价历史，“战争也具有创造性的一面，……它赋予了英国人一种敏锐的民族身份感”。果然，最后一节的标题就是，“走向民族统一”。

在2000年的“修订版”《牛津英国史》中，盖伊（John Guy）的都铎王朝部分改动最大。作者添加了六七个章节标题，将“宗教改革”和“反宗教改革”的主题，很自然地融入君主叙事中；另外，伊丽莎白时期原来是一节，现在分三个章节论述，层次更清晰。盖伊以为，历来史家评论玛丽女王，往往有欠公允。他提供了一个细节，通观玛丽和伊丽莎白两朝，火刑受害者的人数，实际不相上下。玛丽也曾试图建立一个“共识的政府”，当时未见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分化，王位也算稳定。玛丽为何失败呢？1984年版中提到的两个原因，作者已经删改，“修订版”更强调议会的作用。起初，女王试图回归天主教的举措，并未遇到多大阻碍。议会中的世俗地主，对宗教信仰不太关心，完全取消了亨利八世和爱德华六世时期的宗教立法，并重新颁布了宗教异端法。当然，他们唯一的条件是：决不归还1536年以后被没收的教会土地。玛丽女王甚至自掏腰包，为教会赎回了一部分地产。最终的冲突，也是由于大多数议员拒绝罚没八百多名外逃新教徒的地产。作者在这里强调“解散修道院”（方译本为“解散教会”，不够严谨）带来的深远影响。这一事件被某些史学家称为“大掠夺”（the great plunder）。很快，这些财富就被亨利八世散尽了，除了庞大的军事开支，主要分给了世俗地主。大宗地产的转移和重新分配，旧土地贵族的衰落和新乡绅阶层的兴起，这些因素最终引发了下一个世纪的内战。

第五章都铎王朝部分的结尾，专门添加了两个醒目的标题，“【这是】黄金时代么？”，“一个时代的终结”。作者从内政和外交等方面，指出了伊丽莎白时期的弊端：寥寥无几的岁入，混乱的地方政府，腐败的宫廷（如卖官鬻爵，出卖专卖权和垄断权等）。最严重的是税收制度的衰落，大臣偷漏税甚为猖獗。王室的土地，分封拍卖殆尽，这就迫使后来者不得不积极改革税收制度，否则无法应对任何战争。作者最后说，这些弊病也许只有等到内战和共和国时期才能得以纠正，显然是为下一章做了铺垫。

接下来的斯图亚特王朝部分，就要来回答英国革命的成因问题。通过阅读莫里尔（John Morrill）的分析，中国读者可以体味一下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以后兴起的“修正派史学”，他可是个重要的代表人物。这一派斥责辉格派宪政阐释的目的论，同时也抨击社会经济解释的机械决定论。斯通（Lawrence Stone）曾言，解释英国革命的学者，不外乎两类，一类相信它背后有或大或小的原因，另一类则认为，这纯粹是一次“交通事故”。尽管认为“交通事故”的比喻不太恰当，莫里尔还是解释道，“英国内战更多地是由于驾驶员的过错，而不是机械失修而造成的”。作者认为，对这次“大叛乱”的回溯，不必早于查理一世即位的1625年。至1637年，查理一世的权力达到顶峰，预算收支尚可维持平衡，社会政策也行之有效，“臣民对国王的忠顺程度，前所未有”。此后，国王犯了一系列的决策错误，比如，“本应该避免投入一场没有必要的战争”，却在1639-1640年两次筹划入侵苏格兰。1640-1642年，某些议员激进地解释宪法，莫里尔认为，宪政争论是极为有限的，多数人并不关心，而且由于皮姆的过激行为，有些议员已经转向支持国王的立场。也就是说，在1642年的英国社会，占主导地位的，依然是和平立场，或是中立态度。莫里尔认为：宗教是内战的根本原因，“正当大多数人惶惶不安地谋求妥协时，少数人却在热情地为了宗教而进行武装战争”。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看他的《英国内战的宗教背景》。

视线放短，转向宫廷内部斗争、政府职能以及外部战争等，这无可厚非。但必须承认，别的视角，也自有道理。十七世纪的亲历者们已经开始多角度地研究内战了。克拉伦敦伯爵认为，“大叛乱”是短期、偶然性因素导致的，霍布斯则从思想意识角度来解释，而哈林顿断言，内战源于政治结构未能适应新的经济现实。眼下，印刷品、手稿、文献资源的数字化和网络化，大大拓宽了我们对历史的认识，哪怕旧话题，也可以在新语境和新方法中加以重新讨论。

十八世纪、十九世纪部分的特色与遗憾

十八世纪的英国历史，非常复杂，朗福德的点评，精准到位。不妨举两个例子。乔治三世和首相布特，对前朝的辉格党家族怀有“个人仇恨”，故将纽卡斯尔等驱逐出政府。可这位来自苏格兰的首相，面对劲敌的反攻，居然匆匆退居幕后，结果授人以柄，造成此后二十年复杂多变的政治模式。这些分析，依稀可见纳米尔（Sir Lewis Namier）的影子，但朗福德又能放宽视野、更进一步。关于“威尔克斯事件”的历史意义，他指出，老辉格党人不惜动用一切手段来报复乔治三世，包括煽引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群众运动”，但是“如果没有统治阶级中极有名望人物的配合，与威尔克斯有关的民众动乱，就不会显得那么重要了”。

十八世纪部分，如果由两个学者撰写，将会更加精彩。克拉克（J. C. D. Clark）在《英国社会：1660-1832》一书中指出，漫长的十八世纪，英国依然是一个传统保守的农业社会，保王思想占优势，国教占主导地位，一群享有特权的土地贵族，牢牢地把持着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等命脉。此时的英国，同其他欧洲大陆的国家无甚区别，都处在“旧制度”的统治下。以朗福德为首的历史学家则指出，尽管英国社会由贵族、国王和教会来把控，毕竟“光荣革命”后的格局已经发生了变化。英国的君主立宪制，在欧洲是独一无二的，英国国教的地位，也绝非不可撼动，至少它要同各种各样不从国教的思潮抗争和对话。商业、金融和工业的蓬勃发展，创造了巨额的财富，这些必然要改变原来的等级制度，社会的流动性变大，中产阶级的作用也越来越突出。

克拉克代表了当下学界对“世俗化进程”的挑战。“旧制度”本来专指大革命前的法国。宽泛地加以解释，它既指日益衰落的中世纪封建制度的残余，也包括近代以来不断强化的中央集权制。这样看，它和朗福德笔下的“中产阶级的崛起”也不冲突。其实两者的结合，已经融入贝利（C.A. Bayly）的《现代世界的形成，1780-1914》（2004）中。贝利在第一部分论述“旧制度”向“现代性”的过渡，同时也分析“世界范围内的温文尔雅的经商之民”。当下有关十八和十九世纪的研究，民族史、帝国史和全球史之间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

在《牛津英国史》各章中，写作最为枝蔓的，要算十九世纪的上半部分，也就是，第八章：“革命与法治，1789-1851年”。作者哈维（Christopher Harvie）先来了一番史论：“法治”这样的传统，可以消解工业革命引发的后果，尤其化解那些创建新政治制度的企图；它还能“收编”或者“融合”各类社会团体（“融合”是最后一节的标题）。此处的“法治”，主要指一套创建高效政府的思想体系，它原产于苏格兰。如果作者能够比较紧密地扣住这个线索，全文就会更紧凑连贯。毕竟，政府改革是十九世纪的重头戏。1834年成立中央济贫法委员会；1839年组建枢密院教育委员会；1849年，管理消费税、印花税和赋税的三个委员会，被并入国内税务委员会；更不必说那个还要对出生、死亡和婚姻等进行调查的内务部，甚至作者开篇提及的“国家地形测量局”，这些机构统统属于近来史学家所关注的“政府管理的科学”。细心的读者会发现，在十九世纪的后半部分（也就是第九章：“自由的年代，1851-1914年”），作者马修（H. C. G. Matthew）依然是在政府革新的框架下来撰写的。他所用的章节标题十分醒目，“新的国家观念”（“国家”的原文是state，也可以译作“政府”），“新旧自由主义”、“关税改革”等等。

结语

在1984年的序言中，摩根对英国民众“浓厚的爱国主义”信心满满。在后来的修订版中，他不得不承认，英国民族特性的某些重要组成部分，已经变得相当脆弱。“走向千禧年”一节写道，“从某种意义上讲，布莱尔代替了戴安娜王妃的位置”。布莱尔曾三次出任首相，在工党历史上绝无仅有。不过，2009年版的“跋”中，已有谶音：工党的第三次大选“虽胜，却犹如失败”。2010年大选，工党丢掉了议会多数。

借助对历史的记忆来传承民族精神，这是《牛津英国史》旧序和新跋的期盼。布莱尔的接班人布朗，不仅是能干的理财家，还是个历史学博士，摩根殷切希望，他的领导将有助于加强民族团结。其实，那个“不太循规蹈矩”（maverick）的保守党人约翰逊，也曾是历史专业的学生，2008年当选伦敦市市长，摩根为之叹息不已。眼下，约翰逊已经领导英国“脱欧”，摩根一定不愿意看到，苏格兰因此而再来一次“脱英”公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