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桑走马｜天演还是进化：中日对进化论不同理解如何影响鲁迅

“天演论”何以在中国大受欢迎？

严复向中国知识界介绍进化论，他的成功取决于以下诸端：一个积弊图变的时代；直接面向西方的取向；适时的译介内容和合契的译介形式。

如果不是清末这样一个内外交困、气数骤失的局面，“适者生存”一类的警策口号就会无以耸听；如果不是直接取向西方，而继续沿着时兴的康梁日本迂回路线，也未必能卷起大波巨澜；如果没有严复“会通中西”的本领，将洋学进化论与中国传统思想巧妙糅合，并以当时读书界喜闻乐见的古文文体作为媒介，使西洋新知识的“义理”（进化论）与华夏旧学问（儒释道）的“辞章”融为一体，很难想象《天演论》会开启近代启蒙新思想的大局。

“天演论”令鲁迅脑洞大开

严复的“天演”思想，影响了整整一代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们，其中最为佼佼者就是鲁迅。《天演论》使正在南京矿路学堂就读的鲁迅脑窦洞开，开始强力吮吸“物竞天择”、社会进化等新鲜理论。鲁迅不仅自己一气把全书读了，而且马上带给弟弟周作人阅读，还很快将首篇“察变”背诵一过。

周作人回忆说，《天演论》对其兄长的影响是“绝大的”，印证了鲁迅自己后来承认的他的世界观是严氏“开拓出来的”（曹聚仁转述）。但是严复对生物进化论不感兴趣，所以他选择论述生物进化论和人类社会伦理关系的赫胥黎之作，作为底本，又大量阑入与赫氏锋镝相对的斯宾塞社会进化论言说。

鲁迅从《天演论》学到的是观察世界的哲学方法。他是在四年后赴日留学，通过学习日语，才开始真正领会进化论的科学内涵。这一过程的关键人物，就是本题的丘浅次郎（1868-1944）。

鲁迅恐怕从未见过长他十三岁的丘氏，与他同去日本留学的老弟周作人，回忆说鲁迅是在东京留学前期（1902-1904）读了丘氏的名著《进化论讲话》后，才“明白进化学说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还有学者称鲁迅在东京弘文学院修习日语的两年间听过丘氏的进化论讲座，似乎都不合事实。因为丘氏的《讲话》是在鲁迅去仙台那年才初版，丘氏也未在弘文学院开设过讲座。

笔者揣测鲁迅是在仙台医学校就读期间（1904-1906）开始阅读丘氏之书的，理由是其时鲁迅学了两年日语，勉强可以阅读专业书籍，但抵达仙台时，教他解剖学等四门科目的藤野先生回忆他“还不能充分地听、说日语”，而生物学又是他在医学校的必修科目。

笔者还有其它几条佐证：鲁迅二十年后在《热风》的文章里提到严氏“究竟是做过赫胥黎《天演论》的”，“做”字当然不是贬义，但以鲁迅强调“硬译”、即翻译以“信”为准而论，他肯定不会认可严氏的翻译本身，虽然他服膺严氏的思想。周作人说鲁迅读了丘氏的《讲话》之后就“不再佩服严复”了，可能有些夸张，但基本是可信的。而根据回忆录资料，鲁迅抵达仙台后，还在阅读带去的《天演论》，很可能他是在仙台就读的第二年（1905）才开始阅读《讲话》的。

引导他阅读丘氏这本著作以及丘氏校订的达尔文原著《物种起源》日译本的，很可能是他的业师藤野先生。何以见得？因为当鲁迅两年后在课间看到那部诛杀中国人间谍的幻灯片，决意弃医从文，离开仙台前向恩师辞别，藤野脸色“悲哀”。鲁迅为了安慰他说了一个谎话：“我想去学生物学，先生教给我的学问，也还有用的。”那年丘氏的《讲话》是日本最畅销的读物之一，肯定包括在藤野先生教给鲁迅的“学问”之中。

1933年鲁迅故世前三年，他发表了《为翻译辩护》一文，里边提到马君武（1882-1939）翻译的达尔文《物种起源》(马译《物种由来》)一书时说：“日本有两种翻译本，先出的一种颇多错误，后出的一本是好的。”他指的就是立花铣三郎和丘氏校订的两种译本。立花本出版于1896年，丘氏校订本出版于1905年。当马氏在1902年开始汉译日译本时，只能根据立花本，而立花本筚路蓝缕，错讹很多，所以鲁迅批评马氏根据的是“坏译本”、“实有另译的必要”。鲁迅可能不知道其后还有大杉荣的译本（1914），不过可以断定他细读过前出的两种日译本，甚至还做过比较研究，因此能如数家珍、判定优劣。

从“天演”到“进化”

鲁迅在旅居东京后期（1906-1909）的文章在很大程度上，是其进化论知识的点检和应用。譬如他的《人之历史》（1907）一文，根据日本学者中岛长文的对勘分析，该文资料九成来自三册日文书籍：丘氏的《讲话》（1904，引用12处）、石川千代松的《进化新论》（1892，15处）和冈上梁等所译海克尔《宇宙之谜》（1906，30处）。而其中引及《天演论》只有两处，却未有一语提及“天演”一词。其它如《中国地质略论》（1909）和《摩罗诗力说》（1908）等，也都未提“天演”一词，而一律使用日制的“进化”作为替代。

再从《鲁迅全集》中使用三个进化论有关的日制术语的频率来观察，“进化”使用101次、“生存”82次，“人为”135次，而严制的“天演”只有10次、“物竞”只有1次，“天择”也只有4次，可见鲁迅如何厚此薄彼了。

鲁迅用“进化”代替“天演”，大概本身就是为了强调由人的主观能动性（就是后来鲁迅所强调的尼采式“超人”）所带来的“进步”。而“天演”一词更倾向于一个自然的演变过程，与当时的时代标语“进步”和“革命”有违。吴稚晖在《进化论与革命》一文中就分析过“天演”与“进化”的区别，他引用日人松永俊男的说法，认为达尔文的“evolution”（进化）有“transmutation”（演变）或者“descent”（继嗣）的意义，而在斯宾塞则指有“万物进步”之意的“progress”（前进）乃至“revolution”（革命）。鲁迅正是从后者的意义上接受和理解进化论的。因为他所接受的是日版进化论，尤其是丘氏所介绍的进化论。

因此大致可以判定，鲁迅的进化论知识大抵来自日本，来自丘氏，而非严复。进化论在鲁迅不仅是一种知识框架和世界观，还是一种信仰，贯穿鲁迅的一生。根据李公木等学者的研究，鲁迅说过的“在进化的链子上，一切都是中间物”、宗教的“安心立命”效用，对“国民性”、“奴性”和“奴隶根性”的批判，论“反抗”、“看客”、“良心”、“人道”与“科学精神”、“黄金世界”与“现在”等等，皆为接过丘氏话题的申论和生发。

愤世嫉俗的乐观主义者

进化论者大抵是乐观主义者，因为他们相信生物与社会发展的终极进步性，鲁迅和丘氏也不例外，这里撇开丘氏先不论，单论鲁迅。进化论是鲁迅思想的基调，他相信未来一定胜过现在，但是他处在一个混乱甚至黑暗的时代，经常遭遇社会和人事的“退化”现象。即便如此，他说过“人类总不会寂寞，因为生命是进步的，是乐天的”。

鲁迅这种“进化论生命观”，洋溢在他的小说、散文和杂文里，如夏瑜坟上的“花圈”、闰土儿子水生应有的“新生活”、《狂人日记》里期待的“没有吃过人的孩子”、《伤逝》的“新的生路”、《野草》的“于无所希望中得救”等等。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希望》中的“绝望之于虚妄，正与希望相同”一句悖论式的口号。《呐喊自序》里的“铁屋子”譬喻，非常传神地勾勒出鲁迅的这种“希望”：“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

鲁迅一生的“大嚷”呐喊，可以说正是由他的生命进化论作为支撑，他可能觉得自己这一辈是无望的了，但是他相信生命终极是进化和进步的。这种终极乐观主义的生命观，来自他留日期间对丘浅次郎进化观的汲取。他们两位共同的乐观主义倾向，都包裹在看似悲观主义的外套之下，都受到佛教自然主义的影响。如果有所不同的话，丘氏可称为“厌世的乐观主义者”，而鲁迅则是“愤世嫉俗的乐观主义者”，或者“终极乐观主义者”，以与另一位也相信进化论、被称为“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胡适相区别。

（作者简介：赵坚，上海人，曾经就读复旦中文系的硕士博士课程，后留学日本、加拿大，长期在海外执教，留心于比较文化的研究和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