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瓦那种菜的华裔将军，如何参与开启了古巴经济改革

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改革的过程中，古巴不但起步很晚，而且还和华裔古巴人的历史传统、大胆试点和他们受中国的影响分不开。这是一段值得介绍和铭记的历史。

1991年的某一天，古巴第二号领导人劳尔·卡斯特罗把自己以前的秘书、时任古巴国家物资储备局局长也是军队后勤部门领导的邵黄将军（Moises Sio Wong, 1938-2010，正式的中文名字是邵正和）叫来，向他布置了一个特殊任务：为前来古巴的外国旅游者生产蔬菜。由于苏联东欧集团的瓦解，古巴当时失去了长达30年的外援，处于1959年革命胜利后最艰苦的时期，官方称为“和平年代的特殊时期”。为了度过这个困难时期，古巴政府不得不部分恢复革命后废止的旅游业，希望外国旅游者能给古巴带来一点外汇收入。

经历了30年严格的指令计划经济，本来是旅游天堂的古巴百废待兴，外国旅游者来了以后要什么没什么，其中最短缺的就是食品，尤其是蔬菜。劳尔要邵黄在他主管的军队后勤部门生产蔬菜，除了供应外国旅游者，今后也可以逐步满足古巴人自己的需求。邵黄接受了命令，但提出大量生产蔬菜需要搭建棚架，为此向劳尔要一些水泥、木材和其他物资。

当时古巴的体制很像1970年代初中国的情况，“促生产”需要由“抓革命”来带动，搞经济要有政治理由，哪怕是为了给人民生产粮食和生活必需品。有改革思想的劳尔是军队领导人，手上没有经济权力，只好在自己掌管的军队后勤部门开一个口子。而军队在古巴体制中政治地位特殊，可以试点，不会在社会上引起波动。

邵黄刚着手搭建蔬菜生产的棚架，就听到很多领导干部兴师问罪：“在和平年代的特殊时期，怎么可以把国家紧缺的水泥和木材浪费在蔬菜生产上？”劳尔听到这些言论后为他撑腰，说：“我听到有人在批评邵黄。这些人应该去做他正在做的工作。让他们来找我，我是蔬菜生产项目的‘教父’”。有劳尔的强力支持，邵黄顶着压力把蔬菜生产的基本设施建立了起来，由军队后勤部门的人员负责生产。

劳尔要邵黄给他一个蔬菜生产的产量估计。邵黄回答说，根据华人的经验，大概每平方米每年25公斤左右。但项目开展3年后，产量从来没有超过10公斤。邵黄认为这完全是因为生产者没有积极性，干多干少一个样。经过慎重考虑，1995年，他面见劳尔，提出在他领导的蔬菜生产中实行“承包制”。他后来回忆说：“我们要求采用一个新的报酬方法，一个和古巴当时的制度相矛盾的方法”。这个新的报酬制度有三项原则：生产者集体从蔬菜农场得到土地使用权，所有开支自理，但可以得到百分之五十的纯利润；这个百分之五十的纯利润在劳动者内部不是平均分配，而是多劳多得； 生产单位的管理者为生产负责任，报酬比最高工资再高出百分之十。

新的报酬方法实行后，第二年蔬菜生产就由上年的每平方米10公斤提高到30公斤。邵黄的干部同僚们都觉得奇怪，纷纷问他有什么秘诀。他回答说，除了“全面、持久的生产积极性以外没有别的秘诀”。现在这些“军队农民”们每天都干十个小时或更久，很多人星期天也不休息，他们的农场也不需要靠自60年代革命以来一直强制推行的“义务劳动”来帮忙。

但邵黄还没来得及为产量翻两番而高兴，就又遇到了政治上的麻烦。他的农场中报酬最高的员工每月薪水达到1000比索，而政府部长的平均工资才250比索。很多人不但就此患了“红眼病”，而且质疑改革的“方向”。中国当时驻古巴大使王成家和邵黄以及劳尔关系都很密切，他披露说：邵黄的改革在古巴引起了激烈的争论，有些人在党报上发表文章，说他在走资本主义道路，给邵黄带来了很大的压力。这时劳尔又出面保护他，说：“为什么一个农民就不能比部长挣得多？他是多劳多得，那是符合社会主义原则的。”

就在邵黄顶风而上试验承包制的时候，1997年底劳尔第一次访问中国。邵黄也参加了那次访华。在中国，劳尔走了很多城市，尤其是一些经济改革的试验区，每到一地都仔细参观，晚上和代表团集体讨论。他还把江泽民在中共十五大上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报告研读了多遍，并和中国总理朱镕基的经济顾问深入交谈。劳尔那次从中国回到古巴后，直接就去邵黄的农场视察，既是为他撑腰，也是向外表态。他回忆说：“劳尔站在我四楼的办公室里，沉思着俯视下面的蔬菜农场。通过诚实的劳动每个月挣1000比索不是犯罪——这就是劳尔的结论。他在公开场合也是这么说的。”

有人居然视给诚实的劳动者带来更多收入的改革为“犯罪”——从邵黄这番话中，人们不难听出不但是他甚至古巴第二号领导人的劳尔当时面临的压力。

可贵的是，作为古巴改革中第一个“吃螃蟹”的人，邵黄并不仅仅是一个被逼出来的实干家。他对自己试验的历史背景和理论意义有非常清楚的认识。他知道自己正在做的和古巴革命的基本经验有很大的不同，尤其是和古巴最高领导人对“社会主义”的定义不同。承包制为什么能成功？邵黄直言不讳，说这是因为向劳动者提供了物质刺激，或者叫做物质动力。

对于熟悉古巴革命历史的人来说，“物质刺激”或者“物质动力”是一个高度敏感的政治概念。早在1960年代中期，古巴就面临严重的由于劳动者缺乏生产积极性而造成的物资供应短缺。当时苏联正在讨论和试验在更大程度上落实多劳多得的公平分配原则，简单来说就是使用物质刺激。苏联的试验在很多社会主义国家引起反响，当时的中国正准备发动“文革”，把物质刺激视为资本主义复辟，作为苏联修正主义的一个重要纲领来批判。在古巴，领导集团发生了分裂，主管农业和外贸的领导人主张采用苏联模式，而主管国营工业的格瓦拉主张依靠精神鼓励和思想觉悟。这场争论很快被平息，此后，古巴虽然在国际上追随苏联，但国内的经济政策基本上和中国很类似。“物质刺激”或者“物质动力”是一个被批判和否定的原则。

了解了这个历史背景，我们就可以明白，邵黄在1990年代直言不讳地用这个概念来解释蔬菜农场的成功需要多大的政治勇气。不但如此，邵黄后来回顾这段历史时还说：所谓蔬菜农场的成功没有什么可稀罕的，“简单来说，它不过就是小生产农业罢了。全世界都不会为此大惊小怪。”明明是小生产农业的功劳，但是在古巴，却不能用“小生产农业”这个概念，而是必须用另外一个名称（官方正式名称是“有机蔬菜种植园”或者“城市菜园”）。为什么呢？邵黄说：“作为整体来说，在农业部和更高的领导那里，他们认为社会主义农业就是要发展大规模的生产，大的企业。小规模的农业生产是个政治禁忌。”

邵黄这番话点到了传统社会主义制度下农业为什么始终不能满足人民生活需要的根子，这就是对“小生产”的否定。对于个体小生产农业的否定和改造是传统社会主义农业集体化的核心，否定了它也就是从根本上否定了过去的农业政策。而在全世界，由建立在小生产和个体基础上的农业向全社会提供农产品不过是常识和常态罢了。

对于经历了中国改革过程的人来说，邵黄的话又何尝不是他们曾经熟悉的那个用“只做不说”来绕过意识形态纷争的模式的古巴翻版？

当我读到邵黄这些言论时，很自然地想到，他这些话中所指的，恐怕还不仅仅是古巴当时的农业政策，而是自苏联集体化以来传统社会主义农业经济的弊端。“小规模的农业生产是个政治禁忌”——凡是对中国改革开放前的农村政策有一定了解的人都会知道当时在农村遍地可见的一条列宁语录——“小生产是经常的、每日每时的、自发的和大量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

列宁是在1920年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时期说这个话的。一年后他用允许私有经济和个体农业的新经济政策在实践上否定了这个论断，但几年后斯大林又用集体化把小生产给否定了。

从那以后“小生产”就一直背上了和社会主义格格不入的恶名。在后来的社会主义国家，这句被从历史背景中割裂出来的“列宁语录”一直被用来作为废除或者压制个体农业的“圣旨”。中国当时所有“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政策，包括对私人饲养家禽家畜和种植自留地的重重严格的限制甚至禁止，其源头就在这里。而邵黄的话表明，他对列宁的这条语录其实完全是心知肚明的。对传统社会主义农业的反思，如果到了这个地步，可以说是非常彻底的了。

邵黄将军对农业有这样的认识又是和他的华裔背景有关的。他的父亲原籍广东增城，1895年移民去古巴，全家靠开杂货铺谋生。邵黄在上高中时参加了卡斯特罗的革命，但家产在革命后的国有化中和其他华裔的私营店铺一样被没收了。在古巴甚至整个拉美，由于较大的产业都被西方资本控制，华裔移民主要的谋生手段就是从事小规模的私营经济，和东南亚的华裔不一样。东南亚的华裔可以经营大规模贸易、原材料生产甚至金融业，所以过去一直有“南洋巨商”而没有“北美巨商”的说法。

具体来说，古巴华裔的“小生产”之一就是蔬菜生产。由于历史和文化原因，古巴的黑人和欧洲移民以及他们的混合后代没有生产和食用大量蔬菜的习惯。农业方面的主要劳动力都投入到满足国际市场需求的蔗糖生产中，其次就是热带水果，蔬菜品种很少，最常见的就是番茄和各种卷心菜。从广东和福建两地来的华裔移民利用古巴优良的气候和自然环境，在古巴本土发掘出和从中国移植进了各种蔬菜，尤其是各种中国青菜和白菜、菠菜、黄瓜和一种叫西洋菜（又叫豆瓣菜和水田芹）的短茎速生蔬菜，在古巴大量种植。

对这些菜蔬，古巴人也逐步习惯了并且喜欢食用。邵黄曾经就菠菜举例说，很多古巴人一开始对这种入口有些发涩的菜种很不喜欢，但吃过几次以后就习惯了，菠菜就成为古巴当时常见的菜蔬之一。邵黄后来还对他的古巴同事宣传菠菜富含铁质的营养价值。华裔在古巴的蔬菜种植业不但极大地丰富了古巴民族的餐桌，也使得这个旅游天堂的食谱满足了欧美旅游者的需要。

古巴华社的历史材料充分反映了古巴华人这个“小生产”的特性。在上个世纪30年代，古巴华裔人口不到2万，但却开设了1803家杂货铺，799家水果和蔬菜店，656家洗衣店，312家餐馆，此外还有数目不详的经营肉类、海鲜和茶饮的店铺。当时有一个叫曼努埃尔·张的商人经营西洋菜种植园，每天向哈瓦那市场提供1600捆（每捆重3磅）西洋菜，俨然成了蔬菜业界的名流。但是，由于总人口才不到两万，很明显这些私营店铺很多其实就是夫妻老婆店甚至一个人的摊点罢了，但它们的存在是哈瓦那经济生活不可缺少的部分，离开它们，哈瓦那这个“加勒比的小巴黎”的服务行业就完全瘫痪了。

古巴革命以后，华裔由于历史背景而形成的这个“小生产”的社会经济特征成了新政权下被改造的对象。继1960年代初华裔较大的资本和商业被没收后，1968年，当古巴发起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革命攻势”运动时，剩余的小商小贩也被一网打尽，全部国有化。自那以后，对于经历过旧时代的古巴人来说，那个曾经能够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能享用到由勤勤恳恳的华裔提供的各种各样时鲜菜蔬和各种便利服务的生活就完全成为了历史。

不要说是在1990年代，就在2010年我去古巴调查华社历史时，专门去看了靠旅馆比较近的几家菜市场，里面供应的蔬菜不仅品种稀少，而且多数看上去又黄又萎，番茄和土豆长得都是歪瓜裂枣的。不但如此，每种蔬菜瓜果还有两种价格，一种是根据家庭人口配给的，另一种是配给以外的，二者相差很大。一般来说，配给的商品每个月能满足一两周就差不多了，剩下的就看你有多少闲钱去买配给以外的国家议价商品，说得直白一点也就是国家黑市商品。古巴90年代初开始的经济改革始终受到“姓资姓社”争论的束缚，邵黄承包制的改革可以说是单兵突进，一直没有大队人马跟上，直到劳尔2011年全面接管党政大权才有了改观。

回过头来看，25年前，劳尔之所以找邵黄而不是其他人去抓蔬菜生产，并不是没有缘由的。卡斯特罗兄弟和格瓦拉都非常喜欢中餐。1960年代上半期和中国关系密切时他们常去中国大使馆“蹭饭”。当时哈瓦那的中餐馆在革命后多半已经关门，或是因为被国有化或是因为缺乏供应，所以中国使馆成了他们唯一能吃到中餐的地方，中国外交部甚至为此专门从国内派了两个厨师来满足他们的要求。

卡斯特罗兄弟对革命前华裔欣欣向荣的蔬菜种植业一定记忆深刻。劳尔知道华裔有办法，也知道邵黄一直对中国的经济改革了解得比一般古巴干部要多。邵黄受命解决蔬菜问题前以古巴高级官员的身份在1989年和1990年访问过父亲的故国，对中国的经济改革有第一手观察。自1992年开始他又担任古巴-中国友好协会主席，竭力推动在古巴革命后急剧衰落的哈瓦那中国城的复兴，包括恢复华裔的私营餐馆，这又是一个很大胆的改革举措。

邵黄多次对和他有交往的中国驻古巴外交官交流对中国经济改革的观感，表示非常钦佩。他1995年提出用承包制提高菜农的生产积极性，很可能和他对中国经济改革的了解有一定关系，而在他身后又是整个古巴华社革命前和蔬菜生产难以割舍的历史联系。

在劳尔的支持下，一个华裔将军用蔬菜生产参与了开启古巴经济改革之门，在社会主义历史上写下了奇特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