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思想周报 | 为何国人觉得公开哺乳是种尴尬？

从什么时候开始中国人觉得公开哺乳是一个尴尬了？

上周的网络舆论，被一张照片引爆。

一位母亲在北京地铁上哺乳的照片被网友拍照并上传微博，11月28日被@北京往事网站 官方微博转载，并配有标题“公共场所注意举止 不要裸露性器官”，其中还写到“这里是北京的地铁之上，不是你们村的公交车。”

这样一条用词色彩极其鲜明的微博发布数小时后，就引来十几万条跟帖热议。29日凌晨，该账号删除了帖子并向公众道歉。12月3日，哺乳母亲的丈夫方先生接受采访时表示，他已与律师取得联系，将以涉嫌侵犯隐私权和名誉权为由，起诉新浪、拍照者和北京往事网站，通过司法程序维权。

事实上，母亲们为了争取在公共场所哺乳的权利，国内国外都爆发过很多行动。在美国，直到上世纪70年代，不少妇女还因在公共场合哺乳而被逮捕，被驱逐出公园、博物馆、购物中心。直到1993年和1994年，佛罗里达州和纽约州政府才允许女人公开哺乳。

迄今为止，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欧美国家，菲律宾、马来西亚等亚洲国家或地区都制定了相关的法律法规支持当众哺乳。

在公共场所哺乳这一争议话题中，最当仍不让的意见领袖就是女权主义者们。

知名女权主义者、“女声网”主编吕频发微博表示，要觉察为什么“公开哺乳”倒退成了一种需要辩论的权利，从什么时候开始中国人觉得这是一个尴尬了？关键应该在于所谓“文明”的学习和树立，这种“文明”是反性和性别化的。另外当被拥挤的城市空间压缩到一起，“礼貌地不注视”十分必须，但很抱歉大家还不掌握这一可悲的准则，就是要盯着别人看。

她还认为，公开哺乳权和裸露权不是一回事。公开哺乳权不是特权，为这事不需要给母亲什么超额优待。如果它是“特权”，那人权就是由各种“特权”（特殊人权）组成的，即人权的普遍性通过其特殊性体现，否则其声称的普遍性就要为女权主义所质疑。

另一位女权主义代表人物李思磐也在微博发声：作为一头曾经裹在披肩里的奶牛， 她认为政府企事业单位应该把哺乳室当作基本公共设施来建设。但是她强调，“哺乳室不能成为把哺乳妈妈与公共空间隔离的‘圈养’设施；她们可以选择使用配备齐全的哺乳室，也理应有权力在任何可以逗留的空间公然哺乳。既然你们这么讲体面，带个眼罩比带披肩轻松多了你倒是带啊。”

时事评论者麦嘈在南方都市报的文章中指出，只要不把女人当作玩物或性对象，那么当众哺乳就很正当。这不是因为母职是一种美德、母爱值得称颂，而是女性有权利这么做。总不能一面鼓励母乳喂养，一面却对母亲的付出视而不见，关禁闭似的把她们赶到某个角落，厌乳以至厌女。“哺乳无关文明与不文明，你若是淫者见淫，就算奶瓶和奶嘴恐怕也会引发联想。”

人民日报也加入了讨论的队列，一连发文两篇，着眼于建设性的意见。在《公共场所应有“母爱空间”》一文中，作者认为上纲上线的指责无助于问题的解决。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与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正在发起“母爱10平方”的活动，推动所有公共场所和办公场所为哺乳期的妈妈提供整洁、安全、私密的空间才是值得努力的方向。

12月3日发表的《别让孩子吃奶也尴尬》一文，则以公共场所的亲子厕所和母婴室为例，表示与许多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公共设施设计和设置的人性化、便利性显然是落后的。“所以，公共场所到底能不能哺乳，板子不能打在争论双方的任何一方，恰恰是政府应当承担起相应责任——先建起便民的公共设施，同时提升公众的公共意识，唯如此，许多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尴尬和矛盾才能化解。”

也有理性反对女人在公开场合随时随地拽出乳房的声音，但并非出于歧视哺乳这件事。

作家、情感分析师@晚睡姐姐 撰写长微博发表了此类观点。她举例早年农村的姑娘结婚早，很多十八九岁就有孩子了，在当地的观念里，有了孩子的女人就不是姑娘，是妇人，是媳妇，什么都不值钱了，包括乳房。“没结婚的是金奶子，结婚的是银奶子，生过小孩的就是狗奶子”，狗奶子最低贱，随便看，无遮无挡。

而她认为，一个母亲，首先是一个女人，其次才是母亲。这是永远不能颠倒和忽视的事情。不能因为孩子的到来，就忽视自己女性的身份和价值。

“没错，喂奶是做妈妈的刚需，不能不喂，但完全可以采取适当的喂养方式，包括在私下，包括在公开场合，都应该有一种尽可能不让母亲放弃羞耻心，又能喂饱孩子的做法。有时候，就是个背过身去，找个角落就能办到的事情，为什么有的人都不选？因为她们在母亲的名头之下，迷失了自己。”

她更多希望女性不要因为做了母亲，就忘掉了自己作为女性的身份。母亲也可以有羞耻心，也可以有不希望被人看隐私部位的权利，这和社会都要尊重母乳、尊重公开喂奶的行为，并不是一回事。

“中国的大妈们全世界闻名，抢座位、插队的时候叫你恨，勇追小偷、智斗人贩子的时候，你又觉得她们可爱。她们如此复杂多变，只因她们在生活的责难中和打磨中，逐渐变得市侩、庸俗、泼辣，她们骁勇善战，无坚不摧的背后，是女性特质和柔情的大量损失。”

作者总结道：作为一个女人，永远都该活得矜贵，可以泼辣，但不能粗俗，即使成了一个母亲。

中国社会科学“知青时代”终结了吗？

上周国内思想界被牛津大学人类学院项飙的一篇文章刷屏：《中国社会科学“知青时代”的终结》。

这篇发表于《文化纵横》杂志的文章，包含对学界历史的钩沉、对代际和圈子的标签化讨论等话题性元素，引发诸多关注。

作者开篇以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为例，认为2015年也许象征着中国社会科学的“知青时代”的终结。因为在2015年前后，出生于1960年以前、所接受的教育不完整不连贯、有过上山下乡经历的学者全面退出领导岗位，大部分人停止教学工作。同时，接受了完整的正规教育、几乎没有学院之外的生命经历的“70后”成为学界的主流。有知青背景的学者在1978年以后中国社会科学的建设中起了决定性作用，他们既是领导者、也是生力军。因此构成了一个“知青时代”。

项飙强调，知青时代的终结，决不是指这些学者的学术生涯的结束或者是影响的削弱，而是指那个以他们为领导的、具有独特风格和气质的学术实践方式的终结。

他这样概括知青时代与后知青时代的学术风格：知青时代的学术实践，是在有限的物质条件下，以非正式圈子为重要组织方式，带有强烈使命感的开拓性、发散式的探索。2000年以后的学术活动，是在正式机构中正式立项，以争取资金、争取认可（体现为学校排名、领导人赞扬、学者个人的职称知名度等）为主要目的的职业化操作。知青时代创造出半民间的研究空间，但和国家部门保持有效沟通，通过揭示新问题、形成公开讨论甚至社会思潮“倒逼”政府改革。后知青时代，研究操作是高度专业化的，但学术又是作为行政管治的对象而存在的；民间半民间的专业知识生产不复存在，学者和政府之间的合作是以强化政府管治效果为主要目的、以封闭的“智库”咨询、命题作文为主要方式的，对政府的思路罕有震撼性的影响。

作者认为，在自我意识上，知青学者往往有很强的“共和国情结”，天然认为自己是社会主义革命之子，是人民共和国的主人。提出的问题，是像“中国下一步怎么走”的问题。最关键的是，很多活跃的知青学者，特别是带头者，是干部子弟。否则他们根本不可能在文革期间接触到所谓的“灰皮书”、“黄皮书”。

经验研究，是知青学者在1990年代全力推进的对象。但项飚发现以下几个问题值得追问。首先，如果提倡经验研究是因为教条化了的马克思主义无法解释现实，为什么它没有在1980年代出现？其次，知青学者们为什么没有把自己的独特经验转化为理论资源？以及，为什么像“文化大革命”这样的特殊经历尚未刺激出一系列新的思想？

他的解释是，在1990年代，由于经验研究的首要任务是反对教条、反对空泛议论，当时对经验的理解，近乎经济学甚至是自然科学里说的事实和数据。强调客观性、可重复性。同时，知青时代追求宏观的统一化叙述。不仅要为解释中国提供一个全面的框架，而且希望这个叙述是被广泛接受的，即不代表特定立场的。这样，经验的个体性、主观性、分裂和冲突的特征，往往被当作“噪音”而被屏蔽。

最后，作者展望在后知青的时代，“70后”、“80后”等城市中产出身的年轻研究者，对日常经验可能有了更多的敏感，对那种做大判断、提大方案的研究方式可能有更多的质疑。受过高等教育的公务员也是一个巨大的读者群，希望读到有启发的经验描绘而不是理论陈述。媒体权威性、公信力的下降，社会媒介的崛起，为展示丰富生动的经验提供了空间，也为探索社会科学和人文研究以及其他文艺形式相结合提供了新的可能。

项飚认为，比起知青时代，“也许在今后我们更可以从容地从（自己的）经验中来（提出问题），到（别人的）经验中去，再回到（自己的）经验中来。重要的是，后知青的学者，要明白自己不可能真正‘独立’，不可能代表‘时代’，要想清楚自己是谁，自己的问题是什么的问题，为谁研究，为谁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