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访谈 | 龚学敏：“星星”见证了诗人们的青春和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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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学敏

1965年5月出生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九寨沟县城。现任《星星》诗刊主编，四川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诗歌学会副会长。曾做过中学数学教师、警察、公务员、报社总编。2009年5月调入《星星》诗刊工作至今。1987年开始发表诗作。1995年春天，沿中央红军长征路线从江西瑞金到陕西延安进行实地考察并创作出版长诗《长征》。已出版诗集《九寨蓝》《紫禁城》《钢的城》《纸葵》《四川在上》《濒临》等，以及李商隐诗歌译注《像李商隐一样写诗》。

如果仅仅凭着龚学敏的“敏”字，你就以为是一个女性化的名字，这绝对是一种误读。其实这个名字大有来头，是他爷爷取自《论语》中的“敏而好学”。龚学敏出生在九寨沟县城，他四五岁的时候就去过景区，在他心里九寨沟是一个完整的童话世界，令他遗憾的是，游人太匆忙，内心太着急，感受不到这点。龚学敏当过数学老师、警察和报社总编，但是他的感觉是漂着的，是毫无归宿感的，甚至不知道自己会通向哪里，自己会成为什么样的人，直到调到了《星星》诗刊才慢慢知道了自己的目标。《星星》诗刊是中国创刊最早的诗歌刊物之一，几代诗人都是从这里出发的，它见证了诗人们的青春，见证了诗人们的理想，见证了生命中一去永不回的美好时光。龚学敏说，他们最在乎的，还是对年轻人的培养，不仅看重他们的素质，看重他们身上正在体现的变化，更看重他们身上肩负的中国诗歌的未来。

本期焦点人物 龚学敏

青年报记者 陈仓 李清川

1

《星星》见证了我们的青春，

见证了我们的理想，

见证了我们生命中

一去永不回的美好时光。

青年报：你作为一个诗人，有没有想过要起一个笔名？在中国起名字是一门学问，其中有一种说法，男性取女性化的名字，女性取男性化的名字，都会带来好运，你讲讲有关自己名字的故事吧。

龚学敏：应该算是没有吧。年轻时当警察，局长安排写新闻稿，在报纸上发表时用了个名：蓝井。当时九寨沟还叫南坪县，南坪的警察，这个是代号，算不得正经笔名。

我的名字是爷爷取的。爷爷解放前在老家念过两年私塾，读过看相的书。我一出生，爷爷就把我的命给算了，说我这个人一辈子也就读书还可以，没有大出息。现在想想，也是准的。家谱上，我这一辈是学字辈，便用《论语》中的“敏而好学”，给我取了这名。

青年报：你出生在四川九寨沟，这是一个著名的旅游景点，你用一个诗人兼地主的身份介绍一下这块土地好吗？

龚学敏：童话世界。这个词早先是九寨沟对外宣传用的，极好。后来，世界自然遗产的头衔有了，提得就少了。现在很多景点都在打世界遗产的牌，从另外一个角度暴露出了一种文化的不自信，就跟文学界有些得奖的一样。除了九寨沟画面的童话感之外，当地的原住民万物有灵的信仰，以及与自然的共生共存信念，正好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童话世界，这是九寨沟的灵魂。可惜现在的游人太匆忙，内心太着急，感受不到这点。

青年报：以这么好的山水为背景，你的青少年时代应该有很多故事，能和我们分享一下吗？你的文学兴趣和审美是这片土地培养起来的吗？

龚学敏：我出生在九寨沟县城，那时叫作南坪县，是一个人口不到一万的高原小镇。老式的客车去省城成都要走三天的时间。后来因为九寨沟旅游的兴起，才改县名为九寨沟的。我第一次去现在的景区，是四五岁的时候，住在为砍伐原始森林修筑公路的指挥部工棚里。

每一个作家或者诗人或深或浅，想必都与一片土地有关。六七岁时，我随着下放到乡下劳动的奶奶，到一个叫作下双河的小村寨的村小读书。因为一家人是从县城下放下来的，在别人眼里自然也就矮了几分，没有小伙伴便自然不过了。放学后，我一个人去得最多的地方就是村寨的后山。各种树木、花草、野果感觉比人还要亲切。有段时间，我曾着迷地寻找形状各异的小石头，给它们起一些名字，有时会给它们安排一些从大人那里听来的故事情节。这个是我能够记得的最早与自然交流的情景，没有其他人打扰，完全沉浸在自己虚构的世界中。这种场景，让我会写作文后，一直有一种写童话的念头，并且想写本书，可惜没能实现。

青年报：我查了一下，你在学校学的是数学，毕业后当过教师、警察、公务员、报社总编，为什么会有这么多跨界的经历？

龚学敏：从我开始在中学教书，到公安局当警察，然后副股级、股级、副科级、科级、副处级、处级，一步也没挪空过，这也是在基层打拼的人，必须的过程。是呀，这么多跨界的经历，从某些方面来讲对我来说是历练，是好事。从另外的角度来看，也未必，虽然多了些角度来观察这个社会，但是，在日益浮躁的社会中，也同时加剧了我自己的浮躁。有段时间，一个人像是在社会上漂着，毫无归宿感，甚至不知道自己会通向哪里，自己会成为什么样的人。直到我调到《星星》，才慢慢地知道了自己的目标，或者说，知道了自己应该实实在在干些什么样的事。

青年报：这些经历似乎都非常有利于一个小说家的发展，你有没有尝试过小说或者散文类的写作呢？

龚学敏：记得还是在中学教书时写过一个小说吧，后来再没写过。我知道我这个人情绪化很重，没有客观冷静地摆布人的命运的能力。我这样的人，写不好小说。我正在写一个系列，随笔式的东西吧，它和大家眼中的散文应该不一样，因为我想的就是要写成和别人不一样的。内容是写小时候与吃有关的事，吃不是小事，它影响了我的世界观。

青年报：你目前的第一个身份是诗刊的主编。你是哪一年进入《星星》诗刊的？你当时调入这里的过程是什么样子的？

龚学敏：我是2009年5月进入《星星》诗刊的。之前，四川省作协党组派工作组到我当时工作的阿坝州来考察，根据我的行政级别，说好是让我去《星星》诗刊做主编。可是，等调到成都后，因为种种不是我的缘由，无法给我这一任命。有一段时间，我的关系虽调入《星星》，可没有一个具体的工作岗位。当然，这种情况也不是当时的党组愿意看到的，领导也想着给我在作协安排一个与我的级别相同的岗位。我考虑都没考虑，便拒绝了。我说，不急，反正我就在《星星》退休了， 先做《星星》的副职都行。就这样，我做了《星星》的常务副主编、执行主编，直到2015年底才任主编。

所以，我刚到《星星》诗刊的时候，是很多我认识的人不理解的。后来，理解的人慢慢多了，工作也就顺了。

青年报：你到《星星》诗刊已经十多年过去了，编辑部变化的和不变的分别是什么？

龚学敏：编辑部的变化能够看到的就是，人比过去多了，下班的时间比过去晚了。今天下午我走出办公室时已经5点过了，所有的同事都还在伏案，包括一名实习生。我还说了声，你们不下班吗？并且，几乎每天上班都是这样，所以，我觉得《星星》是全中国上班时间最长的纯文学期刊。不变的当然是《星星》这本新中国创刊最早的诗歌刊物一代代传下来的精神，对诗歌的崇敬。对了，还有办公的地方，红星路二段85号。

青年报：红星路二段85号，比较年长一点的诗人，随口都能准确地念出这个地址。你帮我们描述一下这个诗歌的圣地吧。

龚学敏：的确，红星路二段85号是中国诗歌的一个圣地。办公室经常会来一些天南地北的诗人，到了三楼，会看见贴在墙上“朝着星星走”的指路标识。很多人说是到成都出差，或是旅游等等，专程来看一看。甚至在星期天，明知编辑部没有人，也有来拍张照片，来打个卡的朋友。记得有一年，重庆诗人李元胜到编辑部来，拍了办公条件的照片发在他的微信朋友圈，编辑们用的电脑还不是液晶显示屏。我真还脸红，后来下了个大决心，算是让编辑们都用上了液晶显示屏的电脑。现实的《星星》就是一个条件简陋、拥挤的办公场所。而诗歌中的《星星》，我和大家一样，对它充满了敬意。因为对年长一点的诗人而言，它见证了我们的青春，见证了我们的理想，见证了我们生命中一去永不回的美好时光。

2

我们必须要看重年轻人，

要看重他们身上的变化，

更要看重他们

肩负的中国诗歌的未来。

青年报：《星星》诗刊与《诗刊》同时于1957年1月创刊，成为新中国创刊最早的诗歌刊物，在诗坛上的影响力非常大。刊物好不好，时间长短不是决定因素，主编才是非常重要的。你和历任的哪些主编有过交往？他们身上有哪些为人为文的故事至今影响着你和编辑们？

龚学敏：我和《星星》所有的主编都有过交往。包括现在在重症监护室的95岁老主编白航老师，上个月和编辑部的同事一起去重庆看望的97岁的老编审石天河老师，还有2019年去世的流沙河老师。这三位《星星》的创始人，从《星星》一开始的“草木篇事件”就成为中国诗歌关注的一个热点，他们的经历，他们对诗歌的信仰，就成了《星星》宝贵的财富。还有后来的叶延滨、杨牧、梁平，以及常务副主编张新泉，副主编刘滨、李自国、靳晓静等等，他们都用自己的光芒从不同的角度点亮着《星星》。在2017年1月《星星》创刊60年之际，我们在刊物的卷首发表了一篇文章，罗列了60年来《星星》所有的工作人员，包括参与过编辑工作的编外人员，其中有这么一段话：“这是一连串的‘时间雕像’，堪称《星星》诗刊的明亮之光，特别是那些已经仙逝和先后离开《星星》诗刊岗位的人们，构成了《星星》诗刊独特的诗歌乃至文学之路，并且经由他们铺就和铸就了一次次与时俱进、与众多诗人同行的，中国诗歌的长道通衢、浪潮险峰。”

青年报：《星星》诗刊除了原创版以外，后来又创办了理论版和散文诗版，这是出于什么考虑？如今的经营情况如何？

龚学敏：《星星》诗刊目前有《星星·诗歌原创》《星星·诗歌理论》《星星·散文诗》《星星·诗词》，除《星星·诗词》是季刊以外，其他均为每月定时出版发行。这个规模已使《星星》成为汉语诗歌建设门类最齐全的一个专业性刊物。这一点，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中具有标志性的意义。《星星·诗歌理论》创办以来遇到的问题最多，归根到底还是办刊的方向问题没有解决，或者没明确造成的。这几年来，我们理清了方向，明确了目的。理论版就是发挥我们在场的优势，与学院式的理论拉开距离，回到新诗发展的现场，始终置身新诗发展的最前沿，发现问题，提出观点。并且，在相对达成共识的情况下，树立新诗的经典。思路清晰了，办刊的效果也就好多了，也受到了越来越多的读者的认可。从理论版的发展过程，我们也总结出了，不管办什么刊物，必须要有自己的定位。这个定位不是与别人拼有没有所谓的好稿子，拼能不能拉来所谓的名家的稿子，而是拼有没有别人没有的创意。不光是从写作者而言，还是从受众而言，还是它取得的成绩而言，中国汉语的散文诗及其发展，都是不容忽略的。《星星·散文诗》从创办伊始就明确了成为中国散文诗发展的标杆，引领中国散文诗发展的方向。从这几年的效果来看，我们是做到了这一点。当然，理论版和散文诗版就影响力和发行量而言，都远远不如原创版。但是，就目前全国作协系统办刊都由财政，或大部分由财政出办刊经费的情况下，它们在经营方面已经做得很好了。

青年报：我最初与《星星》诗刊发生联系，是将近三十年前的事情，当时我还在秦岭山中的一个小镇。到了1994年，突然接连收到了《星星》的通知。开始是组诗《人物素描》要在当年第7期刊用；第二次是这组诗获得了“每期一星”称号，要我提供一张照片、简历和诗观，将在第12期封三刊发；第三次是组诗《静物写意》获得第三届中国星星诗歌大赛奖，作品刊物发在第10期。那时候我二十多岁，这是我的诗歌处女作，简直是轰动了整个商洛，也正式开启了我的文学生涯。我内心一直都心存感激，我想向你打听一下，当年的副主编刘滨老师和我的责任编辑鄢家发老师，他们现在一切都好吧？请代表我谢谢他们。

龚学敏：你一提你在《星星》发表作品的名称和时间，我就有印象了，在《星星》上读过你的作品，因为当时我是《星星》忠实的读者。直到现在，和诗人们聊天时，我把处女作在《星星》发表的诗人都称为天才。

感谢你还记得刘滨和鄢家发两位老师，你提的这个问题差点让我流泪，年龄越来越大，似乎越来越脆弱了。我是到《星星》工作后才认识刘滨老师的，当时已经退休的他正在帮省作协编辑《四川省作协志》，有时他会到编辑部和他的老同事问一些过去事，聊会儿天。现在他仍然在承担作协离退休党支部的有关工作，机关党委开会，举办活动，时常会碰见他。他身体很好，完全看不出是1939年生的人。鄢家发老师与我接触得多一些，每年都会在一起吃两三次饭，偶尔还会小酌两杯。大家都喊他鄢师，亦师亦友，宅心仁厚，是位值得尊重的老大哥。他是流沙河老师在编辑部最信任的人，沙河老师去世前，每年体检，都要鄢师陪着去，可见一斑。鄢师退休后便不写诗了，改作画画，山水画自成一体，北京的《荣宝斋》给他出过专辑。这两天，因成都的新冠疫情有所反弹，还专门给我发来微信，让我注意安全。我想，刘滨和鄢家发两位老师看到这段文字时，定会感动，这是因为诗歌的伟大，才会有这相互之间最温暖的问候。

青年报：《星星》诗刊是一个改变命运的地方，是许多诗人走向诗坛的途径。请问一下，你们现在还有哪些对年轻诗人的扶持措施？相对于著名诗人与成熟的诗人，你们更看重年轻诗人的什么素质？

龚学敏：我们有全国的大学生诗歌夏令营，有大学生诗歌年度奖，有中国年度青年诗人作品选，有星星青年散文诗人年度笔会，《星星·诗歌原创》最重要的栏目是《星青年》，和中国诗歌网合作推出的头条诗人是青年诗人，每年三十场的星星诗刊诗歌进校园公益讲座……因为这些，估计《星星》诗刊已经是中国所有文学刊物中对年轻人扶持措施最多，力度最大的刊物了。理由很简单，就是《星星》复刊号上的那句经典：天上有三颗星，一颗是青春，一颗是爱情，一颗就是诗歌。你问为什么更看重年轻人？我一直认为，除了扶持年轻人是天经地义之外，那就是汉语新诗的高峰还未出现。那么，汉语诗歌高峰的出现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我个人认为一是继承，二是融合。只有同时满足这两条的诗歌，才是这个时代的优秀诗歌。这样的诗歌的根必须是汉语的。基于这个观点，我们必须要看重年轻人，不仅是看重他们的素质，还要看重他们身上正在体现的这种变化，更要看重他们身上肩负的中国诗歌的未来。

青年报：任何一种文体，文学价值的体现，都是由作者、读者和社会共同发现完成的。你编辑了这么多年的诗，自己又是一位诗人，你认为好诗有没有不变的标准？

龚学敏：这一点毋庸置疑，肯定是有的。之所以我们的新诗现在会出现你提出的这样的问题，是因为我们自身所处的时代，与汉语诗歌本身的发展所面临的困境造成的。随着传统农耕文明的结束，工业化以及城市化的迅猛来临，对于还没准备好，甚至在某些方面还没来得及准备的我们来说，许多的事物需要命名，许多的秩序需要重建，包括审美，包括诗歌的标准。重建不是否定，而是肯定人类之所以为人类而永恒的那些关于好诗的标准，并且，赋予它时代的鲜明特征。唯有这样，文学和诗歌才会发展，时代才会进步。前年，延安的一位诗人和我们编辑部的同仁们谈到当下的诗歌现状时，他讲，说现在的诗歌有标准是错的，说现在的诗歌没有标准也是错的。用这句话来回答这个问题，最恰当不过了。

3

纸刊代表的一种文学追求、

美学追求，

或者是思想追求，

能够存在下去。

青年报：诗歌与时代的关系，小说与时代的关系都非常密切，而诗歌求雅、求纯、求浪漫，似乎要离时代远一点。你觉得诗与时代之间有没有一个结合点？

龚学敏：关于这点，我倒不这么认为。恰恰相反，诗歌与时代之间的关系一点都不比其它文体远，甚至还会更近一些。诗歌求雅、求纯、求浪漫。是的，没错，但是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是诗歌更加求新、求变。这个求新、求变既是写什么的问题，也是诗歌的表现形式本身也在不断变化。我们现在置身的社会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既然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那么必然会出现一些，甚至一大批的新的事物、新的观念、新的审美倾向等等，而诗歌有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给这些新的事物、新的观念、新的审美倾向命名。这就要求真正的诗人们要始终站在时代发展的最前沿，用他们锐利、敏感、具有诗意的目光去审视崭新的世界，去发现人类的感知与这个世界新出现的事物之间只有诗歌才能传达的微妙关系，或者内在的勾连。事实是一些优秀的诗人，的确在这样践行。一切脱离时代的诗歌都是假诗，伪诗。只有真正关注时代的诗歌才会有生命力，所以，诗歌与时代之间不是有没有一个结合点的问题，而是整个诗歌如果不具备时代性，它的存在就毫无现实意义与存在的价值。

青年报：因为诗歌短小，和新媒体的碎片化传播比较接近。你觉得诗歌刊物有没有受到新媒体的挑战？如果说纸刊还有未来的话，继续存在下去的优势是什么？

龚学敏：是的，新媒体对诗歌传播的影响可谓很大。诗歌刊物，包括所有纯文学刊物，所有的纸刊不仅是面临挑战的问题，事实是，已经战败。我个人认为纸刊本身是没有未来的。所谓的纸刊继续存在下去，应该是指纸刊代表的一种文学追求、美学追求，或者是思想追求能够存在下去。这需要一些有理想的从业者来完成。纸刊存活下去的唯一优势是它代表着一种评价体系，只有那些有自己美学追求的纸刊，才会是真正意义上的存活。而不是纸刊印出来就算活了下来。只要诗歌不死，任何时候都需要评价体系的存在，这与纸刊有没有未来，已经没有关系了。

青年报：你还有一个身份是诗人，你还记得发表的第一首诗吗？回过头来看看，你怎么评价那一时期的作品？

龚学敏：我刚才说过，我勉强算个写诗的人吧。每一个写诗的人都会记得自己第一次发表作品的时候。我第一次公开发表诗歌是1987年，一共三首小诗，写藏区的，也就是写身边的，发表在当地的刊物《草地》上。当年的《草地》，不少全国知名的诗人都在上面发表过作品，现在也办得不错。我这人，经常会冒出一些想法，前几天过组织生活，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有同志给我提的意见就是想法多，哈哈。我有个想法，就是把成名的诗人们的处女作收到一块，编本书。销路咋样不说，起码在新诗史上有价值。玩博客的时候，玩微信公众号的时候，我都把这三首小诗晒出来过，说明我对那个时期的作品还是认可的。这种认可，我想说的是我对诗歌的理解到现在都没有多大变化，是它让我知道了我在这世上能干点什么和别人不一样的，发现一点别人发现不了的。这就够了。

青年报：你刚刚出版了第九部诗集《濒临》，好像总共写了77种动物。你当初以动物为主题，到底是怎么想的？你不会真的认识这么多动物吧？你觉得动物和你之间是什么关系？

龚学敏：谢谢你知道《濒临》这本书。一开始，我也不知道我会写出这样一本诗集。有一天进地铁站，刚好地铁站里换了公益广告，挺大，上面孤零零地在树枝上栖着一只我不认识的鸟，有段文字，我已记不清，大概是说要保护濒危物种。那种现代文明的庞大产物地铁站和遥远森林中的一只小鸟的冲突让我再也放不下。连续几天从那里走过，我都情不自禁地张望许久。即便到了其他站，我也会刻意去寻找，看看张贴这幅广告画没有。几天之后，便有了写动物的第一首诗歌《地铁广告牌上的长尾阔嘴鸟》。然后，我开始用这首诗里写到的意象和冲突，去寻找身边类似的动物。慢慢地，发现这幅广告画已经可以涵盖所有的动物，甚至人类自身。当人类已经成为所有动物的头号天敌的时候，当气候变化等现象，不仅影响动物，再在影响人类自身时，我觉得这个写作就有意义了，它应该朝着一本从未有人写过的书发展了。书里写到的动物，有些很普通，我大多认识，就在我们身边，也不属于珍惜动物，我写的就是它们的现实处境，以及和人类社会的冲突。我最喜欢的一本书是《聊斋志异》，我认为它代表了中国传统文人，或者过去那个时代整个社会的世界观、历史观、生死观。我认为人和动物、植物，包括天地，如果那样存在，该多美好呀，天真了，是吧？

青年报：你结合一下前八本诗集，你觉得这本诗集超越自己的在哪里？如果让你挑一本留下去，你觉得会是哪一本？你认为这一本里最满意的作品是哪一首？

龚学敏：如果说这本诗集有超越过去的话，那就是我更进一步知道了诗歌应该怎么写，应该用怎样的自己去面对这个世界。因为世界在变，我们也在变，诗就必须要变，包括它的写法本身。现在如果让我挑一本留下，应该是这本。如果我的下一本诗集出来后，再让我挑，也许就是下一本。当然，这是从文本上讲，其实，如果让我从曾经中找一件最有意义的事出来，那就是1995年春天，我沿着中央红军长征路线进行实地考察，边走边写了一本诗集《长征》这件事，那一年30岁。如果从《濒临》中只选一首，就选那首《金钱豹》，因为有朋友说过，只要有了这一首，这本书的价值就存在了。

青年报：你还有其他业余爱好吗？你觉得年轻人多读诗对人生的意义在哪里？

龚学敏：现在吗？应该没有其他业余爱好了。年轻时有过，比如外省人都认为的四川人爱打麻将。现在没时间了，戒了有十年了吧。偶尔看看悬疑片，太烧脑的又不喜欢。有好的谍战剧时，周末会说自己出差了，躲在家中一口气看完一个连续剧，现在好，可以快进，省时间。

关于如何读诗、读书，我读了几十年，也没琢磨透，不能随口瞎讲，误人子弟。年轻人还是按照历史上那么多先贤的心得去读吧，最好读到一定时候，自己总结出经验来，意义也就出来了。

原标题：《上海访谈 | 龚学敏：“星星”见证了诗人们的青春和理想；我们最看重年轻人肩负的诗歌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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