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德勇：海昏侯墓出土蒸馏器与西汉贵族服食丹药的风气

考古学是一门非常质实的科学，至少单纯就考古发掘本身而言确实是这样。

我讲这话，是针对中国学人对中国古代历史研究的现实情况：有把历史学研究当作艺术的，有把历史学研究当作宗教的，还有把历史学研究当作梦游的，奇奇怪怪，像在马戏团里演杂耍似的，多搞笑的样子都有。这样写出来的所谓“研究成果”，用我老师黄永年先生的话来讲，就是“大便纸——多几个字儿”。什么意思？是说这种“研究成果”什么用都没有，拿去擦屁股还多了几个字儿，不宜。

不过提到对考古发现的研究，情况就比较复杂了。不过我也不把这个看作是考古学家份内的事儿，尽管算个啥一时我也说不清楚。

在我看来，学人们对考古发现的解释，在如下两个方面，存在着严重的问题。

一是背离考古学的科学性，非要把一些早期遗址遗物同古史传说挂钩，试图用科学的考古发现去证实子虚乌有的历史人物及其事迹。什么黄帝，什么炎帝，什么神尧圣禹，好像不把这些家伙从地底下挖出来，甚至挖出个活人来，严谨的考古发掘工作就失去了意义。

二是总想用新的考古发现去颠覆以传世文献为主形成的既有认识。

大致从殷商时期开始，中国的历史就有了比较系统的文献记载，随后愈加丰富，愈加完善。这样的记载，意味着中国历史进入了信史时代，标志着中国历史有了一个完整的体系，也决定了这样载录的史事构成了中国历史的主干。

在这一前提下，所有的历史认识，包括对进入这一时期以后所有考古发现的阐释，都要以传世文献的体系和主干为基础。这是什么意思？这是说除了一些极个别的事例之外，考古发现（包括新出土的古文献）对这一时期历史的研究，从总体上来说，只能起到拾遗补缺的作用。它会让我们的认识更丰富也更具体，更准确也更清楚，但其主体内容通常不会有根本性的改变。也就是说，能够从根本上颠覆古史载记的考古发现只是极个别的，研究者要是日思夜想这档子事儿，很容易走火入魔得出荒唐的“见解”。

即以海昏侯刘贺墓的发现来说，其墓园形态和墓室中出土的大量文物、文献，确实对我们认识刘贺其人、认识西汉社会，提供了很多重要的实物数据。

譬如其中一项重要贡献，就是通过海昏侯墓园的结构印证了西汉长安城的平面布局系出自当时的通制，这是一种有意识的规划，而这一点对认识中国古代都城平面布局形态的演变，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别详拙稿《海昏侯墓园与西安长安城平面布局形态》，收入拙著《海昏侯新论》），但传世文献对此本来有相应的记载，并没有因此颠覆什么传世文献的记载和既有的认知。

在我看来，完整的墓园结构，应该是海昏侯墓诸多考古发现中历史研究价值最大的内容了，情况也不过如此而已，其他那些等而下之的遗迹和遗物也就更不用说了。

在海昏侯刘贺墓室出土的大量文物当中，有一件铜制蒸馏器（或称蒸馏皿）曾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当这件铜蒸馏器公布于世之初，就颇有一些人将其解读为用于蒸馏白酒的器具。到后来，我们竟然可以看到像这样危言耸听的文稿在网络上流传——《颠覆了西方历史的文物，在海昏侯墓出土了，蒸馏技术果然源于中国》。既没有任何学术性的论证，又明显怀揣着一个衷心向往的结果，未免令人愕然。

海昏侯墓出土铜蒸馏器

这是因为稍微具备一点酒类饮料常识的人都应该知道，中国人时下热衷的白酒，也就是所谓“烧酒”，并不是什么华夏之国特有的独家制造，而是众多蒸馏酒中的一个普通的品种。“烧酒”的“烧”，意思就是用火高温蒸馏。特别是假若追寻蒸馏酒制作方法的起源，便会看到，它与所谓华夏之地毫无关系，乃是元代从中亚地区传入的一项“崭新”的技术。

对此，传世文献中本来有着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记载。从中亚传入的这种蒸馏白酒，其汉语音译为“阿剌吉”、“哈剌基”等，还清楚带着其原初产地的烙印。这可以说是一项绝对不容置疑的历史事实。因为在此之前，在中国传世文献当中，从未见到过哪怕一丝一毫华人饮用蒸馏酒的记载。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能在遥远的西汉时期就有了蒸馏白酒的技术呢？这实在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这就像关于中国雕版印刷的起源，有些所谓专家硬说东汉时期就已经应用了这项技术，可我们在汉魏之间的史籍怎么能看不到一丁点儿雕版印书的迹象？这样的观点当然不能成立。

明正德刻本叶子奇撰《草木子》

元刻本元忽思慧撰《饮膳正要》

若是进一步深入追究，稍知酒类饮料发展的历史，或是喜好喝酒又稍微有那么一点点讲究的人，那么就更应该知道，按照制作技术来划分，酒类饮料大致可以分为发酵酒和蒸馏酒两大类别。发酵酒的制作技术很容易获得，世界各地的先民也都很早就采用发酵的方法酿酒，但其酒液的酒精含量较低，通常最高只有十几度。蒸馏酒的酒精含量较高，然而必须经过蒸馏提纯的工序。这一技术和所需要的设备较为复杂，人类对它的认识和掌握经历了漫长的时间，而中国“自古以来”真的就没有，只能依赖从域外输入。

问题是毋须征诸酒神酒仙，凡是酒鬼都懂得，高度蒸馏白酒这玩儿意，远比低度发酵酒过瘾，酒鬼们一旦喝上了它，大多就无法割舍，因而其制作技术也就再不会失传——酒鬼们喝了上顿还想下顿，他要不停地喝，就会有人不停地做。要是西汉时期就有了蒸馏白酒的制作技术，它怎么会失传千年之久，到元朝再从域外重新获取呢？

上海博物馆藏东汉铜蒸馏器

类似的器物，过去就有过发现。例如，上海博物馆就收藏有一件东汉时期的所谓“青铜蒸馏器”，也有人将其认作供蒸馏白酒之用，并且还很认真地做过试验，可结果并不成功。中国历史博物馆的孙机先生认真研究之后，已经断然否定了其用于蒸馏白酒的可能（孙机《中国之谷物酒与蒸馏酒的起源》，见作者文集《从历史中醒来：孙机谈中国古文物》）。2008年，西安考古工作者在当地张家堡发掘出土了王莽时期的铜蒸馏器，构造更显复杂，也更显小巧，但这也让我们更有理由认定这种铜制蒸馏器绝不会用于蒸馏白酒；特别是那个同宣德炉略有几分相像的内鍑，足以引导我们去了解它的真实用途。

西安张家堡新莽墓出土铜蒸馏器

其实在互联网上随便一搜，就可以看到，研究中国古代酒和饮食的专家王赛时先生有一篇题作《中国蒸馏器不是酿酒业的专利》的文章，专门阐述过这种蒸馏器的功用。按照王赛时先生的观点，这种蒸馏器是战国以来炼丹术士从丹砂（朱砂）中提取水银、也就是汞的器具。张家堡新莽墓出土的那个汞蒸馏器中内置的同宣德炉略有几分相似的铜鍑，显然更便于置放原料朱砂。

那么，他们提取水银干什么呢？当然是为配制长生不老的丹药。

只有充分尊重传世文献的记载，基于传世文献提供的基干来心平气和地看待各项考古新发现，我们才能更好地解析出土的文物和文献。

譬如刘贺墓出土的《齐论·知道》残简，论者多以为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新发现，可以增补久已佚失的《论语》逸文。但传世文献清楚记载，《知道》篇的失传，是缘于古代第一流大儒审慎的淘汰，而不是出自无意的散失。淘汰它，当然是因为这篇《齐论》存在严重的问题，殊不足以传世（别详拙稿《海昏侯刘贺的墓室里为什么会有〈齐论·知道〉以及这一《齐论》写本的文献学价值》，收入拙著《海昏侯新论》）。不顾这一前提而大肆张扬《齐论·知道》残简的价值，不是不学无知，就是下流无耻。

回到海昏侯墓出土的铜蒸馏器上来，在准确认定其汞蒸馏器的性质之后，我们便可以从中解析出一些重要的历史讯息，而不是只有“颠覆”了蒸馏酒的历史它才对历史研究有用。

首先，作为海昏侯刘贺的陪葬品，这件汞蒸馏器告诉我们，刘贺生前是在家中炼丹并服食丹药的。

与墓中发现的其他一些对象相比较，我们才能更好地认识这一发现的重要性。譬如海昏侯墓出土有一批包括《诗经》、《论语》等在内的儒家经典，很多人便以为刘贺是一个知书达理的好后生，《汉书》本传所记种种荒唐行径都是霍光黑他的话。其实海昏侯墓中发现的儒家经典，只是显示出在汉武帝“表彰六经”之后儒家经典已经成为皇室贵族子弟的必备书籍。然而家里有书是一回事儿，读不读书以及是不是能把书读到心里去则是另一回事儿。然而那件汞蒸馏器却不会是这样。因为并没人要求他长生久视永存人间，家里摆放着这家什，而且还特地把它陪葬到墓穴之中，这清楚无误地表明刘贺是在炼取丹药以求长生——这当然是他自己迫切想做而且也一直在做的事儿。

海昏侯墓出土的简牍文献，除了儒家经典，还有房中秘籍。检读《汉书·艺文志》，可见其篇末方技略下最后两家，先为房中，神僊殿后。海昏侯墓出土的房中术书籍和炼丹的汞蒸馏器，正同这两类方技相应。而两相并观，则清楚显示出这是西汉社会的一种普遍风气。当然不管是帷薄秘戏，还是鼎炉奼女，这都不是寻常百姓受用得起的，实际鼓捣这套名堂的必定首先是皇家贵胄。

不管是论权力，还是论财力，实力最强、最有能力搞这一套的人，当然是真龙天子大皇帝。在汉朝各位皇帝中，为成仙升天而最能变着法子折腾的当首推汉武帝刘彻。

汉武帝为求仙成神，采用的阴阳数术，五花八门，眼花缭乱，在这当中自然包括服食仙方灵药。《史记·封禅书》称“海上燕齐之间，莫不搤捥而自言有禁方、能神仙矣”，又称“齐人之上疏言神怪奇方者以万数”。过去我在《海昏侯刘贺》一书中述及此事，尝引述现代学者劳干的推测，乃谓“这种丹药的材料，无论哪一种方剂，都离不开铅和汞”（劳干《对于〈巫蛊之祸的政治意义〉的看法》，见作者文集《古代中国的历史与文化》）。

若谓服食之汞，自然需使用汞蒸馏器来以丹砂提炼。刘贺上去武帝时期不远，故汉武帝为获取汞来制作丹药，很可能采用同样的汞蒸馏器来制汞。《史记·封禅书》虽然没有记载汉武帝以丹砂炼汞的情况，但术士李少君曾向汉武帝讲述过“丹砂可化为黄金”的事情，汉武帝亦从而“事化丹砂诸药齐为黄金”，这样的行为，或许也会涉及丹砂炼汞之事。借助这件汞蒸馏器来窥知汉武帝服食仙药的具体情况，这不管是对汉武帝的研究，还是对西汉历史的研究来说，都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同时，这也是比海昏侯刘贺的研究要更有意义的事情。

汉武帝服食丹药，非但未能飞升成仙，反而给他的身体造成了严重戕害。身体是他自己的，他愿意怎么折腾尽管怎么折腾，折腾死了，天下万民还会暗自喜庆，可药物中毒还导致他性情暴躁，喜怒无常，且猜忌多疑，对谁也不信任，这就给他政治统治带来了诸多麻烦，也给臣民造成很大祸害。

回到海昏侯刘贺身上，我们看刘贺“清狂不惠”的品性（《汉书·武五子传》），这或许本是天生而然，但丹药的毒性也会发生一定的作用，而且这种毒性自然会逐渐增重，因而他那种种离奇的举止，特别是被驱离皇宫回到昌邑故国以及远封海昏之后的那些古怪行为，也许同他服食丹药多多少少有些关系。

金平水张氏晦明轩刻《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

至于刘贺在被霍光遣回昌邑国故宫之后身体“疾痿，行步不便”的情况，这是不是同他服食丹药有关，是一个更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宋初《开宝复位本草》之医工学士述及水银的药性时有如下论说：

（唐）陈藏器《本草》云：水银，本功外，利水道，去热毒。入耳能食脑至尽，入肉令百节挛缩，到阴绝阳。（《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卷四）

看这水银“入肉令百节挛缩”的描述，刘贺到底是丹药中毒造成的痿病，还是此前我推测的类风湿病（拙文《海昏侯刘贺得的是什么病？》，收入拙著《海昏侯新论》），现在还真不好说。

2021年8月14日晚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