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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阿卜杜拉》导演黄天荟：影片、边缘与关怀

2021-08-16 07:57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原创围炉weiluflame 围炉

前言

黄天荟，南加州大学电影艺术学院在读博士，觉得自己是个工匠和坚果收集家。有两只猫。

近日，其导演的《阿卜杜拉》刚刚制作完成。

《阿卜杜拉》这部短片讲述了随商人父亲在义乌生活的巴基斯坦男孩阿卜杜拉思念故乡，在中国朋友小易的帮助下悄悄存钱，希望回家看母亲。短片正处于电影节投递环节，在传播限制解除后将与各视频网站协调播出。

电影《阿卜杜拉》海报

围炉 = 炉

黄天荟 = 黄

炉 | 可以先简单介绍一下拍摄《阿卜杜拉》的缘起吗？

黄 | 拍摄《阿卜杜拉》——也是我们主角的名字——首先是因为我对义乌这个城市非常感兴趣。我自己的家乡就在义乌附近，平时在上网浏览时也常读到关于义乌的报道。包括去年我在美国的时候看了一部纪录片叫《圣诞快乐！义乌》，其中提到全球的大部分圣诞产品都是在义乌生产的，于是我对这个地方就有一种又熟悉、又陌生的感觉，虽然它就在我身边，但大部分的了解都是通过媒体得到的，于是就产生了更多的好奇。同时在家乡的时候我也会接触到一些义乌的外来人口、一些外商的小孩子，他们中文说得非常好，让我很惊讶。我对这个群体就产生了更多的兴趣。我本身就比较关注边缘群体，觉得边缘的地方会有更多的故事发生，也会引发我们更多的思考，看到一些跟主流社会不一样的东西，让我们反思以前习以为常的事物。

炉 | 您说到义乌这座城市，这座城市的特别之处主要体现在什么地方呢？

黄 | 我觉得这是一座非常包容和多元的城市。首先，由于有很多外商在这里做生意，所以它天然地融合了中国和外国的文化，其次，它也融合了现在比较流行的直播、爆款等等网络营销思维，和比较传统的轻工业生产。

在我调查、访问这座城市的时候，会看到有很多外地的群体聚居在这座城市里面，比如一些回民社区，不仅汇集有新疆人、甘肃人，甚至还有不少阿拉伯人。包括我看到商贸区菜场里一些卖菜的阿姨也会说阿拉伯语，因为这边说阿拉伯语的住户太多了。所以我觉得在这里，外国人并不是一种纯粹的外来人口，他们与中国人也会有一个互相适应的过程。另外一方面，义乌的小商品城可能代表了老一代浙商的一种特征。他们多是六七十年代出生、没有受到很良好的教育，他们专注于一些轻工业的生产、批发和贸易，科技含量没有那么高，但占据了国内很大一部分中低端的市场。

炉 | 您刚才说在义乌进行一些调查、访问，是在拍摄《阿卜杜拉》之前的吗？

黄 | 对，包括我写剧本的过程中、拍片之前，我都会经常去义乌。主要是去外国人群体里了解他们的生活。一开始我并不认识太多巴基斯坦人，巴基斯坦群体在义乌是很小的，也没有组织，所以很难找到人。于是我们想了一个办法，去了一家巴基斯坦餐厅，在那里坐着、吃了好几次，再跟店长说我们想拍这样一个片子，想要多了解一些人，他就给我们推荐了很多中文说得比较好的巴基斯坦人。包括我们的演员，都是通过这样的方法找到的。

电影《阿卜杜拉》

炉 | 演员就是从当地人里找的吗？

黄 | 阿卜杜拉和他爸爸的扮演者都是生活在义乌的巴基斯坦人，片中的中国孩子也都是义乌当地人，片中饰演商人的演员其实自己也是在经商。演员都是实地找到的，实际身份跟他们的角色也是比较符合的。

炉 | 在这部影片里，主人公是巴基斯坦男孩，也有一些中国孩子参演。用小演员是不是会遇到一些不一样的问题或者困难呢？

黄 | 是的，跟成人演员相比，导小演员的戏会需要更加小心一点——因为他们毕竟是孩子。一是体力上，两位主演小孩的拍摄日程非常满，从早到晚，他们的工作时间有点长。讲戏的时候，和孩子沟通方式和成人也不太一样，有时候指导和解释是不够的，还需要说故事什么的。其次在拍摄前我不正式地采访了很多巴基斯坦的孩子，去问他们在义乌的生活情况、遇到的文化冲突、在中国生活的一些日常，包括他们有没有中国朋友、上学怎么样等等。问到深处有时我会反思自己的问题和提问方法，会不会有引导性、会不会对这些孩子产生什么影响。但这样的了解又是必要的，剧本中一些生活化的细节就是通过了解他们的日常得来的。

炉 | 片子里主要是起用小演员、用儿童的视角来看比较严肃的社会问题，为什么会用这样一种儿童的视角呢？

黄 | 我一开始对这个群体产生更多兴趣就是因为在街上碰到的那些生活在义乌的外商的孩子，他们也是上中国的公立学校，中文说得跟母语者没有什么区别。那我就想在义乌居然还有这样一个群体，就对他们更感兴趣了。

我了解到的巴基斯坦孩子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在中国公立学校上学的，还有一种是在国际学校上学，国际学校里的中国人其实是比较少的，更多的是一些外商的孩子，比如叙利亚的、埃及的，各个地方的都有。他们的中文相对来说就不是很好，需要用英语跟他们交流。那些在国际学校上学的孩子也没有中国朋友，可以说他们还是没有那么融入中国主流的社会。

炉 | 那这些在中国上学、成长的孩子，他们的身份认同是怎样的呢？是会觉得自己是中国人还是巴基斯坦人呢？

黄 | 这个问题很好，特别是对于那些出生在中国、几乎没有回过巴基斯坦的孩子，他们被问到的时候会说自己是巴基斯坦人。我认识一个在公立学校上学的孩子，出生在中国、是新疆和巴基斯坦混血，他也说自己是巴基斯坦人。在文化上跟其他中国孩子不太一样，比如他吃的东西要清真的，所以就不吃学校的食堂，而是跟穆斯林一起单独叫餐。虽然他中文几乎是母语水平，完全不存在语言障碍，跟中国的孩子接触得也不少，但是他平时回家，还是跟巴基斯坦孩子玩得比较多。他有提到想和几个巴基斯坦孩子一起拍vlog放到YouTube上，想向外国人介绍义乌等等。我觉得这样一个想法也很有意思，是不是他其实把自己放到了一个文化交流的中间位置呢？

炉 | 在影片中有这样一段情节，阿卜杜拉和他的中国朋友小易打电话，小易家里办了聚餐，本想邀请阿卜杜拉来参加，但小易妈妈说不要邀请阿卜杜拉，因为吃的东西不一样。所以是不是像这类哪怕是很细节的差别，也会带来一些不是很细微的隔阂？

黄 | 是的，心里一些东西并不像是在表面上那样，而是比较细微的区别。影片里是阿卜杜拉吃的东西跟小易不一样，他去的话可能就没办法吃东西，我平时观察到的也是巴基斯坦群体会自己内部聚餐比较多，吃清真的食品，一起烧烤等。包括在拍摄的过程中，我们给主角和饰演他爸爸的演员点餐的时候，就问他们是不是餐厅牌子上有着“清真”字样的我们就可以买，他们说不要中国的清真餐厅，比如兰州拉面等，但是土耳其的和叙利亚的可以，那么我就觉得他们穆斯林群体的内部也是有一些差别的，这些可能是需要我们深入接触才能了解到的。

电影《阿卜杜拉》

炉 | 《阿卜杜拉》这部片子里一个在我看来很重要的主题就是阿卜杜拉想要“回家”。“回家”的这个愿望是在义乌的巴基斯坦孩子共有的愿望吗？

黄 | 我碰到的有想回家的，也有没那么想回家的。想回家的一般是小时候在巴基斯坦长大，之后才被带到中国来，他们可能对在家乡的生活有一些记忆，中文可能也不是很好，所以想要回家。我们片子里的主演，就是演阿卜杜拉的男孩，他很想回家，还说长大之后想回到巴基斯坦生活。不想回家的可能就是出生在中国，中文也比较好，他们会说想回去看看，但不一定想定居回巴基斯坦，也有说想去别的国家，比如新西兰、美国。

电影《阿卜杜拉》

炉 | 您刚才讲到在义乌有一些种族的隔阂和融合问题，那您先在香港、后在美国读书，这两个地方也有一些种族问题是社会焦点。这两地的种族问题是不是可以和义乌的问题作一些对照、或者给您带来一些启发呢？

黄 | 我觉得这是很有意思的问题，义乌是一个很国际化的城市，我在美国、香港生活时也是不同族群生活在一个空间里面。但是我觉得不一样的可能是美国本身是移民国家，有一些抗争运动的传统、殖民主义和奴隶的历史，这样一个历史背景、文化以及国家建立的基础让美国的种族问题会更加特殊，抗争运动也会是完全不同的状态。中国更多是外来人口来这里定居，或者是来做生意、上班、务工的人，他们就会有一个遥远的“家乡”可以回去。虽然很多人最后也没有回去，但至少心理上有这样一个寄托。美国的话，很多移民已经到第二代、第三代了，如果大街上有人冲着他喊“go back to where you come from”，他会觉得，我可以回去哪儿，我就是美国人啊，我家两百年前就在这片土地上了。而中国这种情况就很少，它没有这段历史，也不是一个移民国家。我认识的出生在中国大陆的巴基斯坦孩子，拿的还是巴基斯坦护照。香港反而是曾经被殖民，就更复杂了。因为比如一个白人在一个第三世界国家、和一个祖先来自第三世界国家的人在第一世界生活，这是完全不同的情形。香港两者都有，既有来做菲佣的、跟着外企过来的高级白领，也有从港英时期就留下来的白人。每个地方的情况其实都很不一样。

炉 | 您最开始是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的学生，为什么后来走向了影片制作的道路呢？这样做的初衷是什么？

黄 | 还是出于一个比较理想化的目的吧。我觉得文艺作品是一个非常有力量的东西，这也是为什么它们经常会受到严格管控，因为它们可以打动人的心、传达一些观念。而电影作为一种大众的艺术，有没有文化都看得懂，受众就更广了。我觉得拍这样的片子也是一种尝试吧，因为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全新的领域，通过这样的实践让我锻炼向更广阔的世界表达的能力。在学院里可能更多是和同专业的人、学术圈子里的人交流，那么做电影对我来说就是向更广阔的群体表达。

炉 | “向更广阔的群体表达”，电影作为大众艺术一定是有优势的。从另一方面，电影是影像的方式来表达，而文章是通过文字。文字和影像的表达方式会有怎样的不同呢？您会不会认为电影的影像表达会更容易激发人的同理心呢？

黄 | 文字跟影像肯定是不同的，读文字首先要识字，然后可以看得进去。影像会更加直观一点。激发人的同理心的话，我觉得不一定是因为影像，因为影像只是一种媒介。虽然媒介很重要，每种媒介都有自己不同的特性，但我觉得电影最打动人的、或者说最打动我自己的，还是故事。就算是非虚构的片子，比如纪录片，虽然主要是观察、记录，其实也是构建了一种大家对未知的东西的叙事，需要有这样一个叙事才可以让观众设身处地去理解。所以我觉得一个好的故事，不管是真实的还是虚构的，都能够抓住人，让人难忘。

炉 | 像《阿卜杜拉》这样的片子或许会被解读为替外籍人士发声、表达对外籍人士的关怀。那样的话您是怎么看待这部片子可能会具有的社会价值呢？这种对社会价值的追求是不是又可能跟追求艺术、美有一些冲突呢？

黄 | 我觉得最理想的状态是社会价值跟美学价值并存，可以互相融合在一起，我想是可以做到的，只是可能需要更多的努力和天赋。至于如何看待这部片子的社会价值，我觉得不一定是为在中国的外籍人士“发声”吧，因为毕竟这个故事是虚构的可能只展现了这个群体的某些部分，这个片子真正想要做到的，只是让他们进入大众的视野。

炉 | 对于您来说，这样一种对边缘群体的关注，大概是怎么来的呢？比如，更多是一种道德上的关怀还是审美上的意趣呢？

黄 | 关怀会更多。因为在我的价值观念里，边缘群体更加值得被关注。首先他们没有受到足够多的关注，另外一些结构化的体系可能会侵蚀他们的位置、把他们挤到边缘。在理想和价值观上我比较倾向于弱者那一边。

炉 | 《阿卜杜拉》的结尾，阿卜杜拉踏上新的冒险之旅，故事便戛然而止，留待观众自己猜测后续。关于阿卜拉罕冒险的结局，也许每个观众心里都有自己的答案，而您作为导演，心中的答案又是什么呢？

黄 | 我想这个答案我现在还没有找到。我当时想的是这样他会有一个新的旅程，这是结尾，也是一个新的开始。他可能会碰到很多事情。让他踏上这段旅途的初衷是很孩子气的、很单纯的，片子里孩子的世界和现实的世界也是比较对立的状态，他们可能会相信一些超自然的东西，而现实世界就比较写实，遵从一些商业的规则等等。当阿卜杜拉受到打击的时候，他世界里的魔力好像消失了。但在结尾他依然重新选择秉持自己孩子世界的想法，去进入现实世界，这是两方力量的一个对抗。也许他的旅程没开始就失败了，第二天继续回去上学；也可能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却不是他想去的那个；但也许他成功回到了家乡。这是比较开放的，没有一个固定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