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图︱75款企鹅图书经典封面的幕后故事

【编者按】

企鹅图书的衍伸产品从来都像企鹅一样迷人。我们还记得，上一份迷人的企鹅，是2016企鹅手账，再往前，是企鹅旅行箱。而最近一份，应该是这本《<企鹅75>：设计师·作者·编辑》（世纪文景，2015年10月）。

——2010年，企鹅图书成立75周年之际，艺术总监保罗·巴克利从过去十年的作品中精选出75款极富代表性的封面案例，邀请作者、经纪人以及编辑对其一一评价，当然还包括设计师对作品的自评，妙趣横生又不失辛辣。这些不仅仅是75款封面的幕后故事，从某种程度上讲，也是一本新世纪设计史。

澎湃新闻经授权刊发该书序言和部分图片。

在我十二岁的时候，企鹅图书在我的世界里意味着万分悲惨时刻的到来。

有件事我记得尤其清楚：那是一年的春假（应该是我的第一个春假），我原本计划骑骑自行车，在小伙伴家里住几个晚上，然后整天在外面疯跑。然而，一本厚重的橘色大部头被重重地摔在了我们的课桌上，将所有的计划击得粉碎。那是一本《双城记》，必须在开学前读完。我就不去详述我是如何在那个星期日的晚上被各种各样的狄更斯句式搞得焦头烂额，而周一早上进教室前又脑袋空空的窘境了。但是，企鹅图书那特有的橘色一再出现在我日后的学业生涯中，不断地强化着这种悲苦的关联。（看过英国纪录片《49未知天命》的人也许会回想起一个场景：那个死气沉沉的预科学校的学生骄傲地坐在他的荣誉墙前，墙上摆满了橘色书脊的企鹅图书——这个场景总能让人会心一笑。）

我的抵触情绪一直持续到大学时代。当时，许多企鹅图书的书脊突然毫无预兆地变成了让人神清气爽的海泡绿。最棒的是，有些书的书脊变成了深沉的黑色。这种变化犹如一剂缓解消化不良的良药，治愈了我那由于儿时一成不变的精神食谱而依然脆弱不堪的“文学消化系统”。一个名副其实的天才编辑做了一个简单的决定，就将托尔斯泰、福楼拜和毛姆从由突击测验引发的胃酸反流的炼狱中挽救出来，重新带回了我的生活中。这个教训简单明了：书，就像人一样，每一本都各不相同。

作为一名绘本作家，我是出于工作的需要才开始从事书籍设计的，就像我出于同样的需要开始从事文字排印和版画制作的工作一样。作为序言这种文体的一个技术性要求，我选择了讲述我自己的故事。我是零敲碎打地学会了这项工作的，可能还学得很糟糕。所以，通晓设计之道的读者应该能意识到，我可能完全不知道我在说些什么。

在我看来，书籍设计的工作是不可或缺的——一本书需要它自己的形态，这就好比橡树从橡子中发芽，而松树从松果中发芽一样。书籍是一副躯体，故事寓于其中才得以生存和呼吸。而且，正如人的身体一样，书籍也有“脊梁”，它的内涵永远比它的外表更加丰盈饱满。除非它能在与读者的对话中自圆其说，否则一本书不可能历久弥新。如果一本书设法进入了我们的生活，它就可能成为我们的伴侣，有时还会改变我们的生活。书籍的封面也就随之从一个单纯的保护性包装，演变成了某种类似作者与读者之间的一场现场脱衣舞表演的东西，它既是一种吸引注意力的手段，也是一种销售图书的方法。封面还会对书籍本身加以扩充，甚至使它的影响延伸至读者的心灵和指尖。

至于真正的图书设计师，我仅仅遇到过为数不多的几个而已。但他们都给我留下了心思细密、衣着光鲜和冷酷无情的印象。最令我感到惊讶的是，恬不知耻的艺术总监们互相之间剽窃成风。有时，一个独具匠心的封面面世后两三个月，就很快遭到模仿。要知道，图书设计师们为了糊口，几乎每天都必须时刻准备着，创造出新颖而又激动人心的原创作品。长期的工作压力带来了巨大的损耗，身体和精神上的双重疲劳就会淘汰一部分弱者。

我无法想象接连设计出一个又一个封面，却从不有意无意地在某些精疲力尽、才思枯竭的时刻，从别人的好点子上“汲取灵感”。这种对于永恒的新鲜感的迫切需求，使这个行当与时尚业变得异常相似。最糟糕的设计案例，比如我们在杂货店收银台旁看到的通俗小报、口香糖和戒指造型的糖果；但是那些最好的例证，那些拥有持久的生命力的设计，最近都出自企鹅图书。（没错，就是企鹅图书，它不再是无聊的春假作业的代名词了！）这些设计追随的是由设计师保罗·巴克利所引领的一条道路——以新颖而美丽的方式将文字内容用生动的图像呈现出来。

随手翻看这本设计选，人们就不难发现：无论那些能够反映出消费者观点的“焦点小组”怎样评论图书购买者，无论他们的数量如何日复一日地急速下降，设计师都毫无疑问是一个才华横溢的群体——尽管他们十分脆弱。文字排印和插画设计曾一度协同合作，在一本书被打开之前就能毁掉叙事性的那部分内容。

然而现在，与文字和图片相关的工作则独立运作，暗示出与书籍的标题相符或相悖的某种气质、感受或难以捉摸的精神状态。这样一种难以言喻的设计途径与文学的崇高目标前所未有的高度一致，而具体的方法则一如既往的变化多端：在保罗·巴克利为唐·德里罗设计的封面中，胜过千言万语的一张图片所引发的联想使那些被简单地拼接起来的图像充满了生机。而克雷格·莫利卡在为保罗·奥斯特所做的设计中使用的重叠式文字排印，则揭示了在文字的世界里，这位作者对于叙事游戏的特别嗜好。

有一点我不明白，而且我怀疑外行的读者应该也无法理解，那就是即便在所有展现在这里的、风格各异的众多封面当中存在着如枝桠般分叉的不同的设计方向，这些方向看似完美无缺，实际上却已经为了呈现出更加体面（或者更有利于销售）的形态而遭到了修剪整饬。小罗恩·加里的《一切都很重要》就是一个格外令人沮丧的案例，有十几个点子都被莫名其妙地放弃了。让读者参与到放弃一个图书封面的残忍决策中，有时候反而会使他们受到伤害。

但是，在理想条件下，一本书（尤其是虚构作品）不正是一件艺术品吗？当仔细考究那些详述了每个封面的创作过程的轶事时，读者应该格外注意各位作者的参与和意见在何种程度上塑造了最终的成果。我个人觉得这种关系十分令人着迷——这种关系里的两种角色我都充当过，并且深信无论作者想要什么就应该得到什么。

但事实并非总是如此，这一点有时很容易就能察觉到。作者们并不都是“视觉性的人”，但他们可能对一本书的核心有某种洞见，这也许是设计师所不具备的。当然，有些作者根本不在乎，而是愉快地交出了支配权。（在这里，我需要补充一点：约翰·厄普代克在印刷和排版方面的知识在他的事业中处处得到体现，他曾经声称如果没有事先构思出一本书的书脊，他是不会开始写这本书的。）

目前，随着电子媒体的蓬勃发展，图书的封面可能变得没那么重要了，因为只要我们的电力供应不中断，就时时会有新的手段（微电影和音乐，或者其他只有上帝才知道的东西）出现，去抓住读者的注意力。这其中的一些令人感到愉悦的玩意儿甚至可能演变成文学雄心的可靠的扩音器，而且我认为它们永远不会过时。它们被用来讲述那些过于微妙，或因为严肃到令人难堪而不适于大声地说出来的那些秘密。然而，就目前来看，对于我们中间那些喜欢便携式的、不用充电的、纸质印刷书籍的人们来说，下面的这些内容提供了一些我所知道的最好的例子，这些例子展现出了对于普通读者的理解力的无声的敬意。

（克里斯·韦尔是《吉米·科瑞根——地球上最聪明的孩子》一书的作者。他在漫画期刊《顶点新奇图书馆》上连载了他最新的两部绘本小说。克里斯还是著名文学杂志《麦克斯维尼季刊》以及米夫林出版公司的《美国年度漫画精选》的客座编辑。同时，他也是第一个被选中在《纽约时报杂志》出版周载小说的卡通画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