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法国建筑师造了近30年来巴黎最高的住宅

1952年，现代建筑运动的主将勒·柯布西耶在马赛市郊建成了一座超级公寓住宅——马赛公寓，这座出现在无数建筑画册中的房子对于出生于1967年的法国建筑师约翰-克利斯朵夫·马松来说，却是真实的童年生活，因为他就在那里长大。也许是沾染了这位现代建筑运动主将的改革心性，马松的设计总是充满了实验性并关注人的尺度。

马松毕业于巴黎贝勒维尔国立高等建筑设计学院。1997年他与建筑师Gaelle Hamonic共同创立了Hamonic+Masson建筑事务所，并在2008年创办了“French Touch”建筑师协会，现任教于凡尔赛国立高等建筑设计学院。马松的事务所标识非常独特，干净的白色方块上撑起一把雨伞，一对新人在伞下翩翩起舞，正如同他的设计——精致、优雅、出人意料。

讲演从一个小型住宅开始，项目位于巴黎东北部的一处重要的公共空间——拉维列特公园内，马松和他的合作者想要探讨：公共空间中的私人住宅可以是什么样子的？房子的框架全部采用预制结构，三周内就拼装完成。从外部看完全封闭，内部却变幻无穷。不过这座私宅最有趣的是会聚了50位参与合作者，包括建筑师、室内家具设计师、媒体甚至是公众，打造成为一个公共参与的活动。

在马松看来，没有什么空间是枯燥单调的，即便是如仓库或是学生公寓单元这样极易“标准化”的建筑类型，也应该变得有趣。位于巴黎市中心东南部枫丹白露镇上的档案存储仓库，基地周边景色绮丽，有众多古迹遗产。甲方的要求清晰明了，考虑到档案资料的重要性，建筑材料需为混凝土，并希望以最快的速度、最经济的方式完成改建。马松却想，如何使平淡的混凝土建筑与四周风景相融合？能否为员工创造一种不一样的工作环境？于是他通过颗粒化处理后提取了两种色彩——绿色与褐色，并将其运用在建筑的“新表皮”上。并在内部大胆运用活泼的色调和夸张的字体构成一种明快的空间氛围。

在student cell学生公寓楼的设计中，如何在有限的标准化空间中营造差异性则成为新的问题。2009年法国出台了学生公寓建筑的新规，原本就局促的室内活动区域进一步减少让位于残疾人轮椅空间，这一改变使得宿舍中的活动空间更加零碎。

马松的做法是，利用建筑外立面的元素活化建筑的内部空间——将阳台挑出一部分，并利用划门对空间自由控制，从外部来看，每一个寝室都拥有独一无二的空间体验。“限制反而激发了我们的想象力，让建筑变得不同了。”马松如是说。

如果说在限定中做文章还只是“小打小闹”，那么2015年落成的Home Buiding集合住宅则真真切切地使当地政策为设计让步了。在2011年11月16日召开的巴黎市议会会议上，议员们修订了位于巴黎东南13区玛莎布鲁诺街道的城市法规。这项修正案批准了一栋50米高的住宅楼项目，正是马松设计的集合住宅，建筑在垂直高度上探求可能，却又兼顾200多户空间的个性化体验。其整体造型就像螺旋的梯田，使得建筑在每个角度都可以获得良好的采光，为这个层叠式的塔楼增添了光影魅力。

马松回忆说，小时候居住在马赛公寓，公寓中有350户居民，但入口大厅空间十分狭小，所有居民都必须在入口相遇、接触、交流。所以在这个项目中，他也试图通过公共空间的营造促进居民的交流和对话。“我相信，无论何种形式的建筑，如果底层空间处理得当，将会书写一段美好的故事。”

也许最能够体现马松讲演主题“传承”的项目是尚在图纸上的巴黎福煦大街改造计划。福煦大街（Avenue Foch）最初称为“布洛涅森林大街”，1929年以费迪南·福煦元帅重新命名。它位于巴黎十六区，从凯旋门所在的戴高乐广场，向西南延伸至布洛涅森林公园边缘的太子门；它是巴黎最宽的街道（140米），曾是享有盛名的车马道，全线种植栗树。

然而随着上世纪60年代，巴黎市郊的区域扩展和环城大道的建成，阻断了布洛涅森林与福煦大街的联系，其功能逐渐削弱，而后在1973年又进一步强化了环城大道的主导地位，使得福煦大街昔日的辉煌逐渐被人们遗忘，最终演变为一条缺乏“公共空间”的内城高速公路，没有供行人过街的人行横道，此外，也没有地铁站，没有商业，更没有人气。

马松所做的改造计划，相较于建筑设计，更偏向一种城市策略。他在加宽行人散步大道的同时控制车流量，期望将整条大街打造为自由开放的城市公共空间。其中，将大街的东侧部分设计为可开展各种活动的动感街区，包括旗舰店、高档酒店、办公楼、商店和住宅等。

另一设计重点就是打造一个真正的戴高乐广场，可作为巴黎人未来的集会和休闲场所，使之成为香榭丽舍大街的自然延伸。而在西侧，将大街的一半（约67000平方米）改造为城市公园，使得布洛涅森林与市区融为一体。西侧尽头，位于“太子门”的环形空间将会成为吸引行人的焦点。除了行人的活动空间，这里还会建造图书馆、餐饮店、会议室及联合办公区。

对于马松来说，限制从不是设计的终点，不论是城市政策的条条框框，还是“奥斯曼男爵巴黎大改造”中街道格局的桎梏，在他的设想中巴黎的现代化活力是一种全新的个性化的空间体验。“巴黎需要一些改变，为什么不能从高度开始呢？”

【对话】

澎湃新闻：我们知道你设计的于今年完工的Home Buiding是巴黎1970年代以后第一座超过50米的住宅楼，那么巴黎之前的限高是如何规定的？你认为是什么让市议会做出改变，批准这一建设规划的？

约翰-克利斯朵夫·马松：1977年建成的高210米的蒙帕纳斯大楼曾招致不少批评，那以后巴黎便颁布了37米的限高禁令。不过，后来也有一些建筑陆续超过37米的“天际线”，比如2012年始建的三角塔，但它的主要功能是商业办公等，我们所设计的是第一个超过50米的居民住宅。一切皆有可能，也是顺其自然的。

巴黎需要寻求新的改变，而改变高度无疑是一种很好的表现方式。当然我不是说在巴黎全城都要开始着手这样的改变，而只是在这个区域率先开始一种实验性的尝试。同时我看到，法国的其他地区也正在跃跃欲试更高的城市姿态。

澎湃新闻：工程开始前，有没有遭到市民的反对？在北美和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大都市中，关于摩天大厦的竞赛、天际线的增高，早已成为人们竞相批评的一种城市发展形态，你难道不怕被人诟病说为法国开了一个坏头吗？

约翰-克利斯朵夫·马松：没有遭到反对。从2011年的竞标到2012年开始施工，我们有一整年的时间向市民解释我们的理念和设计，并让他们逐渐接受和理解，而且在建设工程中，我们的整个团队配合组织良好，总的来说一切都很顺利。

你提到对诸如纽约、上海这样城市的批评和我们的项目不是一回事。这些批评针对一种趋势或是某种理念的推广，但绝不是指禁止实验性的尝试。我还是想强调我所设计建成的这座高楼是一次实验，它不会像病菌一样传播。工程所在的地方是自奥斯曼巴黎改造后第一条新建的“法兰西大道”的一端，是巴黎市区与郊区的交会点，以此分界，西侧为老区的传统风貌，越过基地便成为是城市的高密度地区。

早在20多年前，巴黎政府就已经有计划地开始采取一些措施复活这片区域，建设了一些大学教育和文化设施，现在那里的房子全部都是现代的，所以我不认为设计一栋高楼有什么问题。这里不是要和旧城区形成对峙，而只是城市的另一部分，这和在埃菲尔铁塔边建一座高塔不一样。没错，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第一座超出限高的住宅楼开启了一个先河，我觉得这次的成功给到其他设计师的信息是，如果他们的设计兼具独特性和实用性，就会得到政府和市民的认可。

澎湃新闻：你的演讲以“传承”（heritage）来命名，可是在你分享的作品中，除了尚在计划中的福煦大街改造，其他项目都显得非常现代和摩登，你是如何看待历史在设计中扮演的角色的？

约翰-克利斯朵夫·马松：“传承”，我之所以喜欢这个词，是因为它关系着我们的过去、现在和将来。一切皆历史，无论是已被书写的还是即将被书写的。我坚信，为了创造建筑，你必须能够超越纯粹的建造技术。无疑，这就像一个“音乐”问题：既要掌控基础面，同时能绕道已有的技术去实现和分享自己心中的愿景。

很多人认为，历史在我的建筑中没有明显的体现，这对我来说不是一个问题，而是理解不同。我在这里，我的样貌，我的法国国籍，这些个人化的、近乎DNA的与生俱来的东西对我来说就是历史。历史就像你的生活，生而有之，时时相伴，困难的只是如何找到一个切入点来表达。

澎湃新闻：你怎样看待作为建筑师的角色？是可以改变城市样貌和人类生活方式的“上帝之手”吗？

约翰-克利斯朵夫·马松：许多人认为建筑师就像上帝一样，从设计到施工到最后的完成，具有完全的主宰，这其实是一种错觉。也许在博物馆、美术馆这样的建筑设计中，建筑师占有很大的主导，但是城市的百分之八十都是由住宅构成的，在城市的规划建设中，我相信政治家远比建筑师更加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