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tr专栏：夸张是这个众声喧哗的时代常用的修辞

如果要为9月1日起实施的新广告法做一个广告的话，“史上最严”既是准确的描述，又悖论般地违反了广告法本身。“第九条：广告不得有下列情形”之三规定，不得使用“国家级”、“最高级”、“最佳”等用语。把“最”留给吉尼斯世界纪录吧，不过要记得派人吃完那盆巨大的蛋炒饭。

但就像标示着“不准停车”的地方往往是适合停车的好地方一样，夸张是这个众声喧哗的时代常用的修辞。每一个声音都想把自己变成粗体字。或者，人群中举起的手。一个众声喧哗的时代是一个注意力稀缺的时代。但全是粗体字等于没有粗体字。很快，人人都举起手，甚至有些还踮了脚。

这种情形在封闭而狭小的虚拟空间里尤其明显。照某些资深IT人士的说法，微信已不仅是一个App，而且成了大部分人的操作系统（OS）。虽然此中也有夸张的成分，但却揭示了很多人往往不愿面对的真相。就想一想你一天中花了多少时间在微信上好了。对某些人来说，微信真的就是一天的全部：工作、社交、娱乐、八卦、游戏、运动。一切。那些嚷嚷着“世界那么大，我要去看看”的人打开手机后便乐于待在一个小地方，还以为那是整个（虚拟）世界。

所以微信简直是一个浓缩的“最高级”博物馆。把“比较级”留给体育比赛吧，这里的标题里全是“最”和“最”的变种。最美好的。最想不到的。最恐怖的。最朴素的。最冷的。最贵的。最长的。最健康的。甚至，最小说。广告法的手够不到的地方，“最”像蘑菇一样疯长。经常受惊的大脑再也无法受精，只能眼巴巴地看着微信公众账号头像上红色未读小圆标里的数字变成两位数甚至三位数。

但这不是夸张的错。作为一种修辞，夸张只是放大镜。用放大镜聚焦阳光引燃火柴甚至烧掉整栋房子可不是放大镜的错。事实上，“所有作者都夸张；他们全都致力于驳斥彼此”，让·艾什诺兹这样写道。

让·艾什诺兹在收录于《女王的奇想》（Caprice de la reine）一书的短篇《在巴比伦》中，详尽分析了公元前五世纪的古希腊作家希罗多德——西塞罗将他视为“历史之父”，他撰写的《历史》记录了被流放后游历四方时的所见所闻——是如何描述他的巴比伦之旅的。

初到巴比伦的希罗多德首先被这城市的巨大所震撼，他试图测算这座有七个巴黎那么大的城市的城门有多宽。“城门如此宽，四轮马车通过都没有问题。”希罗多德描述道。但这一次，夸张比赛里另有高人。尼达斯的克特西亚斯（Ctesias of Cnidus），国王的御医，声称两辆马车同时通过也没有任何问题。而西西里的迪奥多罗斯（Diodorus of Sicily）则引述多位作者，称城门宽得足以让六辆四轮马车并行通过。“再也无法严肃看待如此这般不断增加的夸张了。”艾什诺兹评论说。

在艾什诺兹看来，希罗多德的夸张有时未必出于修辞。他也有可能是没能理解人们的解释。在论及巴比伦婚姻制度时，希罗多德描述了一个当地有趣的习俗：巴比伦的每个女人都必须去寺庙当一次妓女，但这义务一生只需执行一次。希罗多德认为这并不公平，因为貌美的女子可以迅速履行完义务后回家，而较丑的女子则需要等上好几年。但另一方面，希罗多德又认为适婚女子的拍卖制度是完美的：即按照美貌及可爱程度拍卖适婚女孩，婚后相处不佳还可以退钱退货。艾什诺兹分析道：“有可能希罗多德只是见证了一次平常的奴隶买卖，而他根本没有理解。”

“希罗多德一定不会想到：在所有巴比伦之旅的记述之中，只有他的留在历史中。要是他能想到这点，或许他会试着写得更精准一些；除非，在这样的情形下，慑于如此重大的责任，他也许会选择干脆算了。”完全可以想象，艾什诺兹所说的责任感，在人人都是写作者的互联网时代早已被稀释成了空气。

最高级的夸张，需要同时意识到夸张的放大效应以及放大之后带来的弱化效果。那样的夸张时刻自带着预警：请减半服用。受惊不再是终极目的，而仅仅是手段。

夏尔·丹齐格在《什么是杰作：拒绝平庸的文学阅读指南》里，指出普鲁斯特才是夸张的好手。不是说《追忆逝水年华》，而是指他的那些书信集。“一边哼哼一边蹭人腿肚子的方式对于普鲁斯特而言是与人保持距离的一种方式。”

当普鲁斯特在书信集里讨好奉承时，夸张是他的秘密武器。“他太懂得运用夸张的手法，他有意让我们明白，他知道他的种种赞美是过分的，”丹齐格写道，“他在讨好，而且也意识到自己在讨好，他将讨好放大以使其弱化，在写作书信的同时也完成了对它的批评。”

内置了对自身批评的夸张，等于暗藏了减法的加法。但夸张也可以朝向另一个方向：趋向于零。就好像那个成语说的那样——过犹不及。所以约翰·凯奇的《4分33秒》也是夸张。一如安东尼奥尼的《放大》里那场看不见网球的网球赛，或阿伯德拉马纳·希萨柯的《廷巴克图》里那场没有足球的足球赛。趋向于零的夸张往往效果更好。比把零放在分母位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