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杨周翰百年诞辰︱冯象：先生用一生为我们照亮的

本文是冯象在北大杨周翰先生百年诞辰纪念会上的发言，经作者审定后刊发。

1989年11月，杨先生离开了我们，距今已有四分之一世纪。媒体上纪念的文字似乎不多。有一篇学生回忆，有这么一句话，大约能代表某个时期师生间扭曲了的“距离”带来的感受：“因为（先生）待人处世矜持，平日不苟言笑，时有沉郁凝重之态，不止一个人认为他‘有架子’，‘为人孤傲’。”（柳鸣九文）但是我跟随先生读书，从旁观察，觉得他只是寡言、认真，心里却燃着火炬，照见一条艰巨的道路；学问上的事，在先生面前，任何话题包括批评意见，都是可以畅言而鼓励论辩的。

第一次上先生家，在1982年春，入学不久。是跟同学白晓冬还是谁一起去的，记不清了。先生微笑着，示意我们坐下，忽然一抬手，说我考得好，让我吃了一惊。那年北大西语系的硕士生考试，英文和法文（第二外语）不难，但中文卷（欧洲文学史）内容多，得分配好时间，赶着写，印象颇深。其中一题我大胆发挥，引杜甫《春望》比较“通感”或“移觉”的修辞格用法。走出考场，又忐忑不安了：扯上中文语法与古人的诗论，是否离题呢？——居然蒙先生称“好”，大为得意，返回宿舍，同晓冬几个胡侃一通。

回想起来，那时节做学生的撂下饭碗，拿本书绕未名湖溜达一圈，径直去敲先生的门，随便求教什么问题，那般倜傥风流，几近“魏晋风度”。除了得益于恢复高考后人们求知若渴的大氛围，及“文革”破除了社会等级观念，很大程度上，靠的是师长对儿女辈学子的无私关爱。而这份师长心，如今自己到了耳顺之年，也日渐体会了，虽然环境业已大变——现在的大学，众人捆绑在“契约自由”的雇佣劳动里，竞逐名位，谄媚上司，普遍的自私而迷惘，很难想象当年那种亲密的不计功利的师生关系了。

说起进北大，巧得很，跟先生的著作有一段因缘。事情是这样的：我从昆明师院报考北大，录取通知书寄来，好大一只信封，弄得全校都知道了。一伙同学拥到文林街，下馆子“肿脖子”庆祝，我心里却在斗争，因为同时收到了澳大利亚La Trobe大学的录取信并扶轮社（Rotary Club）的全额奖学金。后者是外教帕蒂老师帮助联系的（参《信与忘 / 缀言》）。接着，墨尔本大学也录取了。找邮电局打长途电话回家商量，父亲说，还是去北大吧。澳洲学习条件虽好，有奖学金还有老师关照，终究不是西学的重镇。况且，经方重先生指点，我的兴趣已转向中世纪文学与古典语言。故而父亲认为，不如先从北京诸公聆教，像朱光潜先生、杨业治先生、卞之琳先生，还有李赋宁、杨周翰、王佐良、许国璋诸先生，都是他熟悉、常称道的。治学须会通中西，基础打好了再出国，起点高些。

我平静下来，想想也是，便同帕蒂老师计议。她问北大师资如何，我拿出杨先生译的奥维德《变形记》和他领衔主编的《欧洲文学史》，把内容择要介绍了。西方学者往往看不起苏联式通史教材，贬其为意识形态教条。帕蒂得知书中对古今名著、流派的分析批判，却夸赞不已：人民性，精彩！你怎么不早点拿来，我编课本能参考引用。但是《变形记》以散文移译，她不欣赏。帕蒂是“六八年人”出身，反战诗人，给我抄录过不少她的诗作；我陪同她游历三峡、敦煌、新疆等地，也有唱和之作。她的主张，诗当由诗人来译，重生于母语文学的再创作，我是赞成的。不过她说，诗是危险的选择，她没有理由反对“打一场好仗，保住信仰和良知”（《提摩太前书》1:18-19）。于是我决定放弃澳洲留学和奖学金，上了北大。

次年，杨先生给我们研究生开课，讲“十七世纪英国文学”。我对文艺复兴以降诗文修辞的繁博，所谓巴洛克风格感兴趣，交了一篇论文，分析散文名家勃朗（Sir Thomas Browne, 1605-1682）的拉丁语“书袋子”（用事用典）。先生写了详细的评语，并召我面谈。我见先生书桌上摊开一叠文稿，像是论维吉尔《埃涅阿斯纪》的，想起帕蒂老师的话，就问：罗马史诗译作散文，可有特殊的用意？先生说，从前在老北大念书，几位老师，朱光潜、梁实秋、潘家洵先生，都喜好诗歌戏剧，且重视翻译。到了西南联大，受英国诗人兼批评家燕卜荪（William Empson）影响，钻研诗理，写过新诗，还尝试用新诗的节律译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及《埃涅阿斯纪》卷六。

然而总觉得，中西语文的差异太大，原作音步的抑扬顿挫、屈折语词序句法的灵活，译文皆无从体现。倘若出之为近体诗，则不免削足适履，满眼熟语生典，读者联想的是中国古人的情趣，丢了域外的意象同节奏。严几道论译事，标举“信、达、雅”为鹄的，其实是难以兼顾的。所以弃格律的模拟而改用散文铺叙，求得“信、达”，也不错了。我想，这在故事性强、词藻绚丽的《变形记》，一如方重先生译的乔叟，不啻一种照顾读者的策略。散文译诗，原是西洋的传统，历史上不乏佳作，例如《圣经》英译、钦定本（1611）的先知书与《诗篇》《约伯记》《雅歌》等，先生课上也曾讨论。

当时我在学希腊文，杨业治先生指定的读本，选了《新约》一些篇章。研读原文即有一个发现：钦定本完全是自创的风格，庄严浑厚、典雅委婉，遮掩了耶稣讽喻的锋芒、天国福音的紧迫，也磨平了圣保罗粗砺的棱角（参《信与忘》，80、307页）。先生听了，大体同意我的看法，但指出：钦定本坚持“直译”崇尚“雅言”，而不取“英语圣经之父”廷代尔（William Tyndale，约1495-1536）示范的生动口语，背后有促进教派妥协、消弭纷争的现实考量。结果“无心插柳柳成荫”，竟造就一座文学丰碑。

先生的英语十分柔和，清澈如一塘活水，让人想起他的家乡苏州的景致，是少年时代在英国圣公会办的北京崇德中学打的底子。讲课则循循善诱，广证博引，辨析入微；系里的美国老师也坐进民主楼的小教室，一同听课作笔记。我看先生手里的打印稿，除了摘引原著，还附有先生自己的汉译，便有些疑惑。先生解释说，英语授课，引述文献，照例是不必翻译的。但讲稿成书应当用中文，因为我们做学问，归根结蒂，不是为了倚傍西方学术，给人家添砖加瓦，而是服务于中国的知识界。而普通读者对西方文化了解有限，评介外国的作家作品，翻译就是不可少的一个环节。我说，或许可以先英语发表，再译为中文？先生笑道：那样做，看似省力，实则未必。我似懂非懂，没有深究；直到上了哈佛，考过博士候选资格，方有了切身体会。那年郑培凯、李耀宗先生联络在美学人，创办《九州学刊》，邀我写书评。我心想，中世纪文学所修各门课都写有论文，裁剪一下，翻成中文即可，便一口答应了。待挪开打字机，拿起笔爬格子才意识到，根本是行不通的。须重新构思，补上各样背景知识，并根据国人的阅读心理和思维习惯，组织引文，提问阐发；乃至论证的方式，皆需要调整。这才领悟了先生强调的，中文写作不可依附外文的道理。

最后一次见到先生，是1989年初。那一学年，先生在杜克大学和全美人文中心（National Humanities Center）讲学，题目记得是十八世纪文学；来信说，可利用寒假北上哈佛“散散心”。正好社科院外文所的朋友申慧辉来哈佛燕京学社访学，住在法学院背后的高访公寓，她便做东招待先生。那天一块儿聚会的，有北外的吴冰老师、哈佛的同学梅京和张隆溪等。先生聊得很开心，还同我们合了影。慧辉说，上图书馆借了本洛奇讽刺英美教授圈子的小说《换位》，供先生消遣，他读了哈哈大笑。后来才知道，那时先生已染恙了，低烧不退。然而，他冒着严寒，在新英格兰冰封之际，专程来看望了我们。那幅合影，便成了永久的纪念。

在哈佛，我的论文副导师阿尔弗雷德（William Alfred）先生是有名的百老汇剧作家，现代丛书《贝奥武甫》的英译者（参《创世记 / 石肩》）。他同教修辞学的爱尔兰诗人希尼（Seamus Heaney）交好，邀上另一位副导师英国人皮尔索（Derek Pearsall）先生，三个人联袂搞诗朗诵会，古英语诗是最受欢迎的保留节目。后来希尼也译了《贝奥武甫》，学界赞誉有加。我听着他们神采飞扬的吟诵，不禁“灵动于中”；同时遵导师班生（Larry D. Benson）先生建议，在日耳曼文学系修古冰岛语和北欧萨迦，渐窥《贝》学的门径。大考一过，得了空闲，就生出汉译的念头。试译一章，觉得尚可，遂写信向李赋宁先生汇报。李先生亲自致函三联书店沈昌文先生，推荐出版；并指示翻译上的问题，可向杨先生请教。所以1988年秋先生来美，我译诗每有想法，即写信与先生讨论。而先生总是立刻复信，就《贝》学术语、史诗风格，连同译文的处理和变通之处，一一评析。原来，先生早年在牛津求学时，听过几位大家讲解《贝》诗与中世纪文学，如冉恩（C.L.Wrenn，曾校注《贝》诗）、托尔金（J.R.R. Tolkien，《魔戒》《霍比特人》的作者）同刘易斯（C.L.Lewis，今以《纳尼亚传奇》及宣教小册子闻名），于古英语诗颇有心得。本想深入研究，回国后由于种种条件限制，又有编教材跟翻译的任务，便放下了。因此我知道，先生对学子的译本的殷殷期待，是系着自己未遂的心愿的。可是不久，他病倒了；信，也就中断了。

1992年夏，我初次回国，与慧辉等在王府井相聚，沈昌文先生送来刚面世的《贝奥武甫》样书。翻开书，心头一热，感觉仿佛告慰了先生的在天之灵。

先生忆师长，著有一文《饮水思源》，我读了很受教益。比如先生倡导，读原著之外，也应研习优秀的译作，并举托尔斯泰和莫泊桑的经典译本、费慈杰罗《鲁拜集》、魏礼（Arthur Waley）的《中国古诗》同《道德经》为例。先生以为“翻译是一个解释过程”，译者出于语言动物的“本能”，一定要把晦涩译为易懂，表达上便“比原文明澈”。这里面的技巧，遣词造句之法，对于训练写作提高译艺，都是极有帮助的。

但文章所述，最令人感佩的，是这件事：抗战胜利后，先生由西南联大英文系主任叶公超先生推荐，获英国文化委员会奖学金，1946年秋留学牛津，入王后学院。牛津的传统，有一年制硕士，进修性质，婉称“文学士”（B.Litt.）。然而先生考虑，与其进修一年，不若重读本科。“文学士”固然“划算”，功课少，且含金量高，亦可挑一个扬长避短或者取巧的题目做论文，却谈不上是扎实系统的训练。解放前，国内大学的风气，也是崇洋媚外的；也热衷于“国际化”办学即建设“克莱登大学”做文凭买卖，跟现在相去不远。先生出国时，在联大任讲师已满六年，来到正牌的“世界一流大学”，不赶快镀金而回头去念本科，简直是拿职称晋升当儿戏，拒绝“按经济规律办事”，“非理性”了。可是，先生直至晚年仍说，“这个决定是对的”。

是的，这就是先生做事的认真。而那选择的终生不渝，在先生，既是“对的”也是完满的。通观二十世纪，西方文学在中国，无论唤作启蒙的“火种”、“偷运的军火”（鲁迅先生语），抑或斥为反动思想、腐朽文化，一直享有显学的地位。即便解放后，“文革”前十七年，经历了一场场政治运动的冲击，教学和理论研究，尤其是翻译，本着“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也从未间断。先生的译作，包括剧本小说诗歌同罗马文学，如《情敌》《兰登传》跟《亨利八世》，《诗艺》《变形记》与维吉尔史诗，以及先生编撰的《欧洲文学史》《莎士比亚评论汇编》，影响了几代学人。“文革”结束，先生老骥伏枥，新论迭出，开拓并引领了比较文学研究，从《攻玉集》《镜子和七巧板》到《十七世纪英国文学》。这一切，都是那理想达于完满的见证。

如今，先生已入居“光明的国度”，民主楼依旧树影斑驳。能否破除借“改革”之名还魂的“克莱登大学”的新迷思，则取决于我们每个人的努力，像先生一样，守持理想。而且时代变了，须更进一步，在那理想的旗帜下团结起来，从事教育并守护学术自由。这是因为，学术理想的守持，不仅是领承诺而生希望的权利，毋宁说是意志之权能。因为，每一个学人的自由，唯有实现于全体的自由之中，才能真正巩固、伸张。

这将是一条崎岖的小路，一时望不见尽头。但是我想，先生以其一生的学术追求为我们照亮了的，正是我们前行的方向——那谆谆教诲、无私关爱存于我们心底的明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