粉红小史（别再把你家小公主打扮得一身粉色了！）

父母在这个过程中更多只扮演一个没有太多选择权的消费者角色。也就是说，是其它一些驱动力促使他们必须给女儿买粉色服装。一方面，婴幼儿用品被专门的工厂生产，放到专门的商店或专柜出售，作为消费者的父母只能根据已有商品的营销指南判断买什么、不买什么。已有商品在被设计出来之前就已经带有性别与色彩的刻板偏见了，依颜色给性别分类带来商品的同一化，因此父母的选择很少。另一方面，大多数中产父母希望依照主流价值观念抚养子女，尤其担心自己任何破坏规矩的举动影响到正处于关键成长期的子女的未来发展或引来异样的眼光。

许多文化史学家认为，将性别和色彩关联起来的是很晚近的现象，并非古已有之。乔·宝莱蒂（Jo Paoletti）在其研究《粉与蓝：从美国的女孩中辨认男孩》（Pink and Blue：Telling the Boys from the Girls in America）中认为，十八世纪的美国人只用穿着标记孩童的年龄而非性别。他们衣着的色彩会随季节而变，但父母不会因为你是女孩就给你穿某些特别颜色的衣服。直到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之交的那几年，颜色和性别的关联性仍未出现，那时的父母通常会给男孩和女孩都穿上白裙子，直到六七岁之后才稍作区分，给男孩换上裤装，但这更多是基于生理而非商业因素。

用颜色确认性别的做法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它有赖于许多因素，例如大众媒体的发展、服装产业的细化、市场营销的专业化等等。研究消费主义的历史学家丹尼尔·库克（Daniel Cook）认为，商业报告劝告百货公司，如果想提高销售额，就要在“婴儿”和“大龄儿童”中间生产出第三个发育阶段。同时在两岁以前，就应将男孩服装和女孩服装区分开，并用不同的颜色标签去迎合两性差异，生成阐释男孩和女孩差异的营销话语。结果表明，将未成年人按年龄和性别隔断、再分类的策略在消费社会很吃香，父母也愿意为商家的利润买单。

上世纪前二十年是性别与颜色关联的第一个阶段，但当时人们对颜色的看法和现在正好相反。例如，一份写于1918年6月的婴儿用品店流行趋势报告指出，粉色通常是男孩的颜色，蓝色是女孩的颜色，因为粉色看上去更有决心、更坚定，而蓝色更柔和、更娇小可爱。这一观念一直延续到二十年代末，但局面已经开始扭转。1927年《时代》（Times）杂志刊载的一份市场报告显示了当年美国各大城市婴儿用品商店的销售状况，女孩和男孩对粉色商品的喜好已经持平。

这一启蒙主义、城市化和消费主义的混合体在接下来的几十年内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粉色作为“保育”的颜色被挑选了出来。尽管自然中的大部分哺乳动物在其襁褓期都依赖着雌性动物过活，但这里贴上“粉色”标签的“保育”显然不再指纯粹的自然行为，而是一种被发明出来的话语形式。随着中产阶级的勃兴，工业化代替手工业，中产家庭的收入来源从家庭转移到家庭外。家庭的盈余空间增加，夫妻的社会角色也随之分化。一方面父母需要表达价值观和期待的机会，另一方面成人世界渴望散播道德律与责任。

和“粉色－女性－保育”的三角结构互为补充的是玩具的商业话语。女性从婴幼儿时期起就被洋娃娃包绕，父母试图以此唤起女婴所谓的母亲的天性，并将它作为一种确定的责任来对待。这一刻板偏见在迪士尼引领的文化风尚流行后甚至有加强的趋势，洋娃娃和毛绒玩具被分开来卖。毛绒玩具可以被视为中性的，但洋娃娃却一直是女性的。这样的分类法一直延续到当下这个时代。如果读者看过《玩具总动员3》（Toy Story 3）的话，一定对当中的反派角色“草莓熊”（Lotso）印象深刻，而它之所以被设计成紫粉色，和它的主人的女孩角色分不开。甚至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女孩和洋娃娃是同义的、相互投射的，于是不难理解芭比娃娃的换装游戏对女童装市场的渗透性影响。

近半个世纪以来，颜色和性别的关联性受到学界越来越多的挑战，但暂时还无法动摇其强大的商业话语根基。相反，随着美国式消费文化的全球性扩散，越来越多的全球化消费者开始接受这一“先天设定”。神经学家莱斯·艾略特（Lise Eliot）的研究为反对者提供了新知识领域的支持，其研究成果《粉色大脑，蓝色大脑》（Pink Brain，Blue Brain）包含了对一千多名男性和女性的大脑与行为的分析结果，结果表明男性和女性间大脑的大部分结构没有差异，两性在出生时的行为也几无不同。一岁时，男婴和女婴对洋娃娃的兴趣是相当的；三岁时，他们对真正的婴儿仍保有相似的兴趣。性激素、基因和染色体似乎没有我们想得那么可靠，艾略特的“神经可塑性”（“neuroplasticity”）研究侧证了性别身份、认知与行为的社会建构学说，这也是当今大部分反对性别本质主义、解构性别成见的女性主义者的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