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歌之父”田汉：从上海的3个地标说起

1949年10月1日下午，代国歌《义勇军进行曲》在天安门广场响起。激越的旋律中，五星红旗在新中国冉冉升起。

如今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再回首《义勇军进行曲》这首浓缩了民族魂、象征着国家精神的乐曲，从诞生至今天，它都与党的初心和使命密不可分。

不过你可知道，《义勇军进行曲》在诞生之初的年代，便已是脍炙人口的流行曲；而作为“国歌之父”的田汉，更是文化江湖上的“田老大”，是中国现代戏剧的奠基人，耳熟能详的《白素贞》《窦娥冤》等，都在这位戏剧家手下再现光芒。

从“寿昌”到“汉”

在上海，富民路、长乐路和东湖路中间有一片小小的绿地，田汉先生的雕像便坐落在这郁郁葱葱中，坐在藤椅上，跷着二郎腿的形象极为生动。雕像上，有杜宣先生所撰写的碑文，理应严谨客观的文辞间，少见地出现了“才华横溢”一词，深切流露出对田汉的赞扬和怀念。

田汉，本名田寿昌，寓意“长寿昌盛”。1911年，他将名字改为一个“汉”字，一来是“男子汉”，二来又有亲近土地、农民之意。他是我国著名剧作家、戏曲作家、电影编剧、小说家、词作家、诗人，更是中国现代戏剧奠基人。

1916年，18岁的田汉从长沙师范学校毕业，改变他此生命运的第一人就是他的舅舅易梅臣，这位追随孙中山先生的革命者在这一年，被委任为留日学生经理，他支持田汉于1919年东渡日本。

然而，田汉并没有像舅舅期待的那样学习政治与军事，而是进入东京高等师范院校，对文学和戏剧情有独钟。在田汉赴日不久后，正当盛年的易梅臣被军阀所杀。在田汉的帮助下，表妹易漱瑜也来到东京，尔后成婚。

从小，田汉就会自编皮影戏，戏里、书里的人生，让他向往自由，也长成了有独立人格、责任担当、有血有肉的男人。父亲早逝时，母亲易克勤才25岁，家中还有3个孩子，身为长子的田汉就成了家里的“田老大”；在东京，他更是用自己戏剧的票钱在东京养活表妹。

“英雄若都归隐大山里去，那又有谁去救世上受苦的人？”童年时，听完故事后，小小的田汉这样问道。或许这个问题，也正是他一生思索、追寻并付诸行动的目标。

“田老大”的朋友圈

徐汇区永嘉路371弄，是南国艺术学院的旧址。斑驳的树影下，恍惚现出百年前一位位文学巨匠在这里与同道们的汇聚和凝合。1928年春，田汉独立创办、全力支持了这所艺术学校。

“田老大”不仅是田家的老大，也是当时文化江湖上的老大。在东京时，田汉已是小有名气的编剧，此后他广招朋友，举办消寒会，邀请欧阳予倩、郭沫若、黎锦晖入座；召开梅花会，宴请蔡元培、洪深、徐悲鸿；开展文友会，请来黄炎培、章伯钧、傅斯年……这些来客，均是当时文坛举足轻重的大拿。也因此，南国艺术学院的教师不乏名流，从招生简章可以得知，如徐悲鸿、洪深、欧阳予倩、陈子展、徐志摩等均在名列。

“南国”之名，源自田汉与其妻易漱瑜合作创办的文艺半月刊，于1923年1月创刊。他在宣言中写道：“欲在沉闷的中国新文坛鼓动一种清新芳烈的艺术空气。”办刊物的工作极其繁重，又仅由田汉与妻子两人艰苦支撑。易漱瑜积劳成疾、病势愈重，回到家乡长沙养病不出三月，便抱憾香消玉殒，《南国月刊》出到第四期就告停刊。

在文坛留下小小一片涟漪的《南国月刊》，倾注着田汉的心血，也写着他的美与爱、他的violin和rose（小提琴与玫瑰）。1925年，上海新少年电影公司要把田汉的剧本《梵峨璘与蔷薇》拍成电影，从此引发了他对电影的兴趣。

梵峨璘即小提琴，代表艺术，而蔷薇即玫瑰，象征爱情。该剧本反映了五四运动影响下青年艺术家的命运，田汉称之为“算成了我想做‘少年中国’戏剧作者的处女作”，再到他后来的话剧代表作《名优之死》《关汉卿》等，艺术家的命运一直是田汉关注的重大创作主题。正是从这个起点出发，田汉一路奔跑半个世纪，最终成为中国现代戏剧的奠基者。

志同道合的黄金拍档

徐家汇的一片幽静绿地上，百代唱片公司旧址静静坐落于此，时代的壮丽篇章依稀回响。

上世纪30年代的中国，自“九一八”事变后，抗日救亡成了最强音。在上海，拥有广泛影响的田汉成为中国共产党争取的重要艺术家。崇尚艺术、唯美、浪漫的田汉，戏剧创作也悄然发生了转变。此时，他更遇见了志同道合的黄金拍档——聂耳，之后合作造就了一曲“惊天绝唱”。

其实，田汉在拍摄其第二部左翼电影《母性之光》时，聂耳就担任了音乐执导，两人首度合作谱写了影片歌曲《开矿歌》，开启了词曲合璧的创作历程。“同学们，大家起来，担负起天下的兴亡！”《毕业歌》诞生于1934年，是左翼电影《桃李劫》中的插曲。在创作的前一年，聂耳经田汉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4年秋，电通影片公司邀请田汉写下《风云儿女》剧本。次年2月，田汉等左翼人士相继被捕，剧本还没来得及完成，后续工作由夏衍接任。年轻的聂耳满腔怒火，不顾个人安危，主动请缨为电影作曲。4月，上海白色恐怖日益加剧，经中共地下组织安排，聂耳踏上了东渡日本的轮船。不到一个月，聂耳于日本东京将修改过的曲谱寄回了上海。

当时中日关系紧张，当局不允许出现“抗日”一词，反而让田汉和聂耳的创作进一步抽象和升华，带来了象征性的美感。电影上映后，《义勇军进行曲》很快就成为铿锵有力的流行抗战歌曲。它表达了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战斗精神，更激励和鼓舞了中国人民抵御外来侵略的信心。

1935年5月9日，首版《义勇军进行曲》唱片由当时中国最大的唱片经营和制造企业——上海百代唱片公司灌制，唱片的编号为34848b。这是聂耳和田汉合作的最后一首歌曲，也是其短暂一生中的最后一个作品。

整整一代人唱着《义勇军进行曲》上战场。在刀光剑影、枪林弹雨间，这首激昂雄浑、高亢嘹亮的歌曲激起了一个个战士心中的满腔热血，带来了最终的胜利。战争结束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前夕的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敲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未正式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1982年12月4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决议》：恢复《义勇军进行曲》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2004年3月14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正式将《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写入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是《义勇军进行曲》。”

现代的关汉卿，中国的戏剧魂。田汉，一位具有开拓性的剧作家、中国话剧诗化现实主义艺术传统的缔造者，用戏和歌，唱出爱与希望、唱尽满腔热血、唱响悲壮雄浑的中华之声。

原标题：《“国歌之父”田汉：从上海的3个地标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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