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教授达尔文：民族国家还年轻，大英帝国未终结？

对于当下多数专业历史学者来说，写作选题大多趋于精确和细小。如果有出版商邀请历史学者“以500页的篇幅写完16至20世纪的英帝国史”，多数人恐怕会婉拒。毕竟，这个篇幅大概就够放得下英帝国的大事记和名人小传。早在1929年，剑桥大学出版社就开始陆续出版《剑桥英帝国史》，直到1959年才出齐八卷九本。即便有如此大的篇幅，这套丛书似乎也没把英帝国不断变动的复杂历史说完。

但在2012年，牛津大学纳菲尔德学院的约翰·达尔文教授（John Darwin）在企鹅出版社出版了《未终结的帝国：英国的全球扩张》。该书只用了不到500页写了他眼中16至20世纪的英帝国史。实际上，这已经不是达尔文教授第一次挑战这样高难度的写作任务了。2007年，他已在同一家出版社出版了《帖木儿之后：全球帝国史》。这本书以不足600页的篇幅，追溯了全球范围内的帝国自1400年至2000年的历史。

两书的共同特点除了以小篇幅写完几百年的历史，还包括文笔优美、内容生动，又能体现关于帝国的学术研究前沿。也是因为上述特点，《帖木儿之后》一经出版，就为达尔文斩获了当年英国的沃尔夫森历史学奖。该奖项专门颁发给杰出的大众读物。《未终结的帝国》出版后，被当年的《经济学人》杂志和英国的《独立报》列为年度读物和年度历史类读物。知名的英帝国史研究者，如约翰·麦肯齐、琳达·科利、伯纳德·波特等，纷纷为《未终结的帝国》撰写书评。书评都对该书表示赞誉，发表在相当有影响力和公信力的报刊书评版面。

就差异而言，《帖木儿之后》以时间线索排布主题。《未终结的帝国》看似以主题串联材料，但主题的排布大致也遵循了时间先后的原则。虽然可能因此导致有些史实被反复引述，但作者依然以清晰而充满启发的叙述，将英帝国500年的纷繁历史呈现给读者，试图打破读者对帝国发展进程的线性理解。

作为一位在帝国史研究领域潜心研究二十余年的学者，达尔文教授确实为读者们带来了两本精彩的作品。商业嗅觉日益敏锐的中文出版界也很快关注到了这两本帝国史新作。2011年，《帖木儿之后》的中译本面世。该书在2015年更名再版。2015年，《未终结的帝国》也已正式出版，为中文读者提供了接触新的英帝国史研究的机会。

再成热门的帝国史研究

大约是随着英国学者尼尔·弗格森的《帝国》在21世纪初热卖，“帝国”一词再度成为出版界的热词，书名里有“帝国”一词的专业和通俗历史读物越来越多。约翰·麦肯齐教授曾以“秋天的落叶”来形容近年来每年新出版的帝国史研究的数量。此言不虚。

之所以说是“再度”热门，是因为早在19世纪晚期，关于英帝国的短篇读物就曾在不列颠本土热销过。其中销量最大的一本，应该是另一位叫约翰的剑桥大学学者的作品。1883年，剑桥大学的人气讲师约翰·西利（John Seeley）修订了自己热门课程的讲稿并出版，取名《英格兰的扩张》。此后七十余年里，该书不断再版，影响力从维多利亚时代的晚期延续到了伊丽莎白女王登基之时。至21世纪“帝国”再成热词之后，《英格兰的扩张》的版权也已过期，多家出版社又重新印刷该书上市。

尽管剑桥大学出了西利这样的畅销英帝国史书的作者，该校出版社也出版了全面回顾帝国历程的《剑桥英帝国史》，但达尔文教授供职的牛津大学，也一直都是英帝国史研究的重镇。为《剑桥英帝国史》供稿的作者中有不少在牛津大学求学或任职，牛津也比剑桥早14年设置帝国史的教授讲席。只不过，牛津大学帝国史方向的培养目标是为帝国培训人才。当英帝国瓦解，前殖民地纷纷将帝国的殖民史与残忍、压迫、剥削等负面意义的词联系起来之后，也许再将“本研究方向专业培养帝国的人才”作为招生口号会显得不合时宜。或许也是因此，“剑桥学派”（而不是“牛津学派”）成了英帝国史研究的代名词吧。

对21世纪写英帝国史的学者来说，该如何“老题新作”？弗格森的《帝国》虽然从出版时间来看重开了写帝国史的风气，但从基调和排篇布局来说像是“剑桥学派”英帝国史著作的倒影。该书顺着时间线索，大致讲述了英国自辉格派史学兴盛后就常常谈到的“生而自由的英国人如何将自由带往整个帝国世界”的故事，或明或暗地让英语世界的读者重新回顾了“帝国的荣光”，多少有着为帝国辩护的意味。

达尔文的作品虽然出版更晚，但作者意在用一种所谓“新帝国史”的写法来讲述英帝国史。虽说“新帝国史”的名头难免让人怀疑是否是某些人为了售卖新书而生造了好听的“新概念”，但至少从认识论和方法来说，“新帝国史”确实力图突破“剑桥学派”遗留的帝国史写作传统。

从认识论来说，“新帝国史”不再认为帝国是一个僵化的整体，又或是帝国中心的同质化的他者，又或是在清晰的“建造帝国”的理念指导下建成的，而是充满变动、内部相互联系并持续互动的网状连接体，一个内部和外部边界模糊的讨论单位。帝国中的殖民者、被殖民者和被强迫迁移到殖民地的群体各自呈现自己的对帝国的影响力。对帝国的观察视角也从追溯某个民族国家的帝国时期的历史，扩展到对同一时期多个帝国的互动比较，呈现全球性的世界，讨论帝国与全球化之间的相关性。从方法论来说，新帝国史研究借鉴了如哲学、社会学、人类学、文化研究、政治学、社会性别研究等等领域的研究方法，从而丰富了考察帝国史的视角。不同人都可以写不同的帝国史，同一个帝国也就可以有复数的历史。

综观《未终结的帝国》，不仅笔调平正，充满洞见与批判，也实践了“新帝国史”的特色。达尔文描绘的不是一个可以被理论化的、单一的英帝国，而是希望以有限的篇幅，向读者呈现同一个英帝国的不同侧面。他在叙述时常常会勾连多个殖民地在不同时期表现出的某种相似，也会在讨论某个问题时引述有较大时间跨度的案例，从而体现帝国内跨时空的联系。一个多面的英帝国便在他的笔下展开了。

多面英帝国

《未终结的帝国》在序言中提到，陈旧的世界地区上被粉色覆盖的所谓英帝国的领土，常常让人忘记了这是一个发展中的帝国。这或许也是英帝国被视为单一整体的误解的源头之一。似乎清晰标示了帝国空间范围的地图可能都经不起细究。帝国本身的差异性也很容易被同样的色块所掩盖。

达尔文认为，帝国的多样性至少可以表现在拓殖的动机、拓殖者和帝国内多样的统治等方面。就拓殖的动机来说，他用四个看似能概括帝国所有行为的、以C开头的英文字母来举例，分别是殖民（colonizing）、开化（civilizing）、改宗（converting）与贸易（commerce）。尽管多数的帝国扩张行动可以被殖民和贸易所大致概括，而帝国扩张的理念可以用开化和改宗作为解释的切入点。但如果探讨到具体的地点和人物，上述概念或许又显得不够。

与拓殖动机相对应的还有拓殖者的身份。力主殖民的多数是需要开拓新的生活世界的移民群体，力主开化殖民地的则是需要美化殖民行为的英国官员。拓殖者中的传教士们则强调改宗（或者说送去基督教的福音）是他们不远万里到达异乡的动机。而商人则将贸易作为前往殖民地的最主要目标。

带有不同目标的拓殖者最后选择定居的地点也各有不同。例如，大批移民的目的地只能是英国人可以占据控制和主导的人迹罕至的荒地，或原住民大批死亡的地区。如果原住民群体规模庞大而稳定，且有较为发达的文明，那么移民群体很难大规模在这类殖民地定居。虽然到达殖民地的英国人有着不同的身份，但常常被“拓殖者”一词概括，无法呈现他们在动机和目标上的明显不同。

由于拓殖动机和结果的不同，达尔文也将英国的殖民地大致分为白人自治领、印度和受帝国直接统治的地区三类。然而，如此分类也只能说明某个时期的帝国统治的主要形态，很难说明不同时间段都在英帝国范围内出现过的不同的殖民地类型。

如果说拓殖的动机、拓殖者和帝国内多样的统治主要是在共时性的层面呈现帝国内部的差异，那么不同时代的帝国的差异也应该被充分讨论。达尔文着力探讨了18世纪晚期至20世纪的帝国，尤其是美国独立之后的所谓“第二英帝国”的情况。对于15世纪晚期到18世纪中后期的英帝国有过一定篇幅的讨论，也追溯了英国的帝国观念的不同源头，但就论述的深度和广度而言，都远远不如对美国独立战争之后的英帝国的讨论。

此外，尽管达尔文宣称要讨论多面而复杂的帝国扩张史，但还是有很多侧面并未被充分讨论。首先是对被殖民者的历史讨论仍不够多。尽管在论及“迁入”和“反叛”时包括了对原住民的讨论，但也仅限于和殖民者有接触的群体。其他生活在被殖民土地上的原住民的历史基本都没有涉及，也因此依然有着“盎格鲁中心”的色彩。其次是女性的历史。尽管达尔文在序言中指出构成帝国的有男人和女人，但并没有针对女性移民、女性原住民的讨论，更不用说其他涉及社会性别、家庭和两性气质问题的讨论。第三是殖民者和被殖民者内部的族群差异。尽管在举例论证时达尔文会精确描述不同的群体及其族裔背景，但缺少对族裔问题的更为深入的分析。第四，有关帝国的环境、疾病、艺术和文化等论题，《未终结的帝国》也只有简单提及，而没有专门议论。

上述批评或许有过分要求的嫌疑。毕竟对一本通俗读物来说，不可能在数百页的篇幅里面面俱到。达尔文在有限的篇幅里提供的已经是关于英帝国的较为复杂的图景。相信没有一个读者会在读完之后认为英帝国还是如地图上的色块一样单一。相反，如果用不同的、有细微差异的色块来标示帝国的不同组成部分，把帝国描绘成有差异的部分拼贴而成的整体，或许更加合适。

至于何谓书名所云“未终结”？达尔文全书似乎没有给出太明确的答案。但就英帝国长期的文化影响而言，帝国影响确实并未随着帝国的解体而终结。达尔文在《帖木儿之后》和该书中也都强调了一个观点，帝国存在的时间要比民族国家长得多，帝国才是历史上更为主流的政治形态。这种表述似乎也暗示了当前世界上很多政治实体依然延续了帝国的某些特质。因此，英帝国没有终结，帝国这种形态也并未消亡。

译本之憾

虽然《未终结的帝国》的目标读者是大众，对熟悉英帝国扩张年表的读者来说，应该会觉得这本书更好地体现了不同殖民地之间的联系和比较。但对于中国读者来说，达尔文为了呈现新帝国史的研究视角而未将史料仅以时间线索罗织的做法，或许会让不熟悉英帝国演变进程的读者略感头疼。甚至不排除一些读者被里面大量的人名、地名和复杂的时间线索绕晕。国外的通俗历史读物并不一定也能成为国内的通俗读物，这与不同国家的历史教育提供的知识无论在内容和深度上都有巨大差别有关。这类对中国的专业读者而言稍嫌浅，对非专业读者来说稍嫌深的作品，地位也显得有点尴尬。

如果读者手头有张英帝国发展进程的简单年表，配合一张详细的地图以及一篇函括英帝国大事记的导言，或许能对理解该书带来不小的帮助。中译本的出版社应该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在纸质封面的背后附了一张英帝国各殖民地的版图，也按照大洲的顺序介绍了各殖民地的获得时间和政治地位的演变。然而，无论选择哪个瞬间的帝国地图都无法真正呈现帝国的空间分布，尤其是这一一张精准度不足的地图。何况用今天的民族国家的边界来绘制英帝国的版图，并将北美十三州剔除在英帝国的版图之外，对于长达500年的英帝国史来说不能算是恰当的再现。

至于中译本的翻译，能看出译者尽力在保证意思准确的基础上用顺畅的中文进行表述。但极个别专业词汇的译法还是值得商榷。例如将metropolitan翻译成“大都会”，将empress翻译成“皇后”看似并无不妥，但在该书的语境中译为“帝国中心”和“女皇”更为妥当。书中也偶见前后译名不符之处，例如“blue water”在同一页中既被译为“公海”，又被译为“蓝水”，恐怕还是可能引起读者误解。

另外，原书中有些作者表示引自他人作品的段落均以引号标出，但中译本不仅去掉了全书的所有注释，也去掉了这些引号，自然也没有留下原书的参考阅读。诚然，多数读者不会在阅读过程中频繁翻阅注释，也不会在读后翻看参考阅读，甚至也不关心作者是否言之有据。但可能对小部分读者来说，需要重新查阅译本才能开展对自己感兴趣的问题的深入研究，难免让译本的作用打折扣。这恐怕是中译本的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