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操场埋尸案”要拍电影，不跟受害者家属打招呼合适吗

文|徐明轩

大家还记得轰动一时的“操场埋尸案”吗？如今邓世平老师的悲剧，将被搬上银幕，但是家属却有不同的意见。

一部名为《操场》的电影，已在国家电影局网站备案公示信息，“新光县第一中学操场改扩建工程监理董一民老师，拒绝豆腐渣工程的‘合格验收’，被包工头杜立青及其同伙杀害并埋尸操场下。在中央督导组领导下，公安部门一举打掉了以杜立青为首的‘涉黑涉恶犯罪团伙’……”

谁都看得出来，这部电影就是根据“操场埋尸案”改编的——虽然改了地名和人名。邓老师的女儿邓琳向媒体表示，家属并没有授权电影出品方改编电影，她担心父亲的遭遇被胡乱改编。《操场》选角导演戴晓晨表示“不清楚”有没有得到家属的授权。

电影《操场》的宣传海报

当事人及家属没有授权电影制片方，电影能拍吗？问题得从法理情不同的层面予以分析。

首先，就法律谈法律，我国目前法律没有规定，根据真实事实改编的电影，需要得到当事人授权。

因为电影本身是一种智力创造成果，而电影创作从剧本到拍摄，都是受《著作权法》调整，作为真实事件的当事人及其亲属的亲历和故事，不是智力成果，本身不受《著作权法》保护。这本来是为更好地保护电影的创作自由。

反过来说，如果拍电影就要取得当事人及亲属的授权，那么，涉及的“反面人物”要不要得到授权呢？

这当然也并不能说，制作方可以毫无顾忌，想怎么拍就怎么拍。因为，电影的改编不能够侵犯到当事人的名誉权。

电影创作不是新闻，不可能完全忠实于事实，要通过适当的虚构要制造戏剧性的冲突，增加戏剧性的效果。这其中就很难保证，当事人及家属肯定乐意。

如前所述，我们国家的法律并没有要求电影拍摄之前获得当事人的授权，但是有事后的惩罚机制。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第九条规定，对于描写真人真事的文学作品，若文中针对特定人进行侮辱、诽谤或者披露隐私损害其名誉的，应认定为侵害他人名誉权。

也就是说从法律层面说，拍电影不必取得当事人的事先授权，如果认为电影存在诽谤的内容，可以事后维权。

但是，法律之外还有情理层面，你制作方没有事先和邓世平老师的家属招呼，取得谅解，充分沟通，就拿着邓老师的悲惨故事，拍电影、赚票房，是不是有些说不过去？有没有想到拍电影本身，对于邓老师的家属形成“二次伤害”？

要知道，这部电影的最大卖点就是建立在“真实的残酷”之上，可能会有很多观众是冲着“安慰邓世平老师在天之灵”这一朴素的想法去买电影票的。

湖南怀化新晃一中操场全景

如果电影方没有取得邓老师家属的授权，是不是做的不够体面、不够公平？虽然法律没有明确规定要取得授权，但是法律只是最底线的要求。

用一句大白话说：拿别人家的悲剧去赚票房，还不跟家属打招呼？

也要看到问题的另外一方面，根据真实案件拍摄的电影，本身有巨大的影响力。比如反映性侵未成年人问题的韩国电影《素媛》，堪称一部电影改变了韩国法律，取得了不小的艺术成就，票房效果以及社会效果的多方共赢。

再比如，寻子24年的郭刚堂的故事，被编成了打拐宣传电影《失孤》，由巨星刘德华出演，取得了非常好的社会效果，最后郭刚堂也找到了自己的孩子，堪称皆大欢喜。

而且，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电影，其震撼性在于真实性，如果制片方事先和当事人及其家属更多沟通，更多挖掘细节，就能更好展现“艺术的真实性”，为什么就不去做呢？

邓老师的家属之前因为这场长达16年的悲剧，身心俱创，对于“揭伤疤”是很敏感的。现在制片方务必要摆正态度，要讲良心，别以为“拿别人的故事编电影不违法”就肆无忌惮。争取家属的理解，才能实现各方共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