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物史｜一株乌龙茶树的百年漂移①：从品质没落到出口成功

一株乌龙茶树，从闽南移栽到北台湾，从中央山脉剪枝到滇西北高原扦插，如今又将漂移到何方？本系列分为3篇，作者在探寻茶人与乌龙茶的故事途中，也在探寻流离中的故乡。

第一次中英鸦片战争，清廷与英国签订《南京条约》，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处为通商口岸，废除公行制度，准许英商在华自由贸易。1843年厦门开埠，次年福州开市，两个口岸茶叶出口量在1850年代直线增长，至1859年，福州茶叶出口已位居各商埠之首。

第二次鸦片战争，清廷与英法等国签订《南京条约》，增开台湾淡水等通商口岸，聘请英国人帮办中国各通商口岸海关税务司。福州、厦门、沪尾（淡水）海关税务司署相继设立，专事管理洋船贸易，征收洋税。

1861年，时年25岁的英国驻厦门副领事郇和（Robert Swinhoe），被派驻台湾担任首任领事。郇和出生于印度殖民地加尔各答，18岁时前往厦门领事馆当翻译，其身份在外交官与博物学者之间穿梭，此前曾两次到台湾进行探险考察，22岁时发表了第一篇学术论文《厦门的动物相纪要》。

郇和对淡水周边零散种植的茶园进行考察，撰写领事报告介绍说，北台湾气候比福建北部温暖，产茶季比福建更早，或可选择适合当地气候和土壤的茶树品种，并且产茶地靠近出口港口，交通便利。郇和还将台湾茶样分别寄给三位英国验茶师鉴定，获评“茶之味道甚佳，惟制茶及包裝方式粗陋”。

比郇和小两岁的苏格兰人杜德（John Dodd），此间也来到台湾，为香港英商颠地洋行（Dent & Co.）担任货监船长与代理人，从事台湾沿岸樟脑采购贸易。杜德此前已在颠地洋行服务10年，其身份在商人与探险者之间穿梭。1864年，杜德成为颠地洋行驻淡水的代理商。早在1850年代初，颠地洋行与怡和洋行就在台湾半正式地开展贸易，运出樟脑并输入鸦片，二家合作共同垄断台湾的樟脑与鸦片贸易。杜德移驻淡水不久，清朝官府宣布禁止外商在台湾通商口岸之外从事贸易，台湾沿岸非条约口岸的特许樟脑生意被终止，杜德转而调查台湾北部的物产资源时，意外发现台湾茶叶的潜力（杜德，1895年，Formosa, The Scottish Geographical Magazine）：

“1865年勘查樟树林区时，我无意中发现肉桂树和10至12英尺高的野生茶树。经探询，我发现在鸡笼和艋舺，及至艋舺西南区域，有农户在园中种植少量茶叶，主要供应国内消费。我将能得手的茶叶收购一空，发现这些茶叶能在澳门市场卖到好价钱。于是我立刻通过我的买办（李春生）借贷资金给农民，请他们扩大栽培。此外，我还从厦门引进茶树枝条。”

台湾茶首次外销成功，杜德与美商建立起茶叶转销美国的渠道，遂通过在其手下担任买办的厦门人李春生，于1866年从福建安溪引进茶树到淡水河流域，交给农民改种，扩大茶叶种植规模，开启了在淡水经营台湾乌龙茶的事业。

1867年，杜德成立了自己的商行（Dodd & Co.），沿用老东家颠地洋行的汉文名称“宝顺洋行”，投资设立茶厂，并且成为原与颠地齐名的怡和洋行驻淡水代理行商。杜德逐步建立起北台湾的茶叶收购制度，以及台湾茶叶品质分级制。他将茶叶样品送至怡和洋行福州分行检验分级，将台湾乌龙茶分为极品（choisest）、精选（choice）、优（finest）、可（fair）、常（common）等多种级别。

台湾茶，先在当地经过粗焙，装在竹笼里用帆船运往厦门，在茶厂进行精焙和包装，再装船出口到美国或其他口岸。彼时位于大嵙崁溪、新店溪及淡水河交汇处的艋舺为北台湾的商业中心，当地谚语“一府二鹿三艋舺”说的就是：艋舺为台南、鹿港之后的第三大港市。

杜德1868年在艋舺租屋欲设立茶厂受阻，酿成当地商民的反英风潮，被迫转往艋舺以北位于淡水河边的大稻埕，设立茶叶精制厂。从厦门和福州带来熟练的制茶工人，就地烘焙精制台湾乌龙茶，标志着原本的福州、厦门两口岸垄断的乌龙茶生产加工权，部分转移到了台湾淡水口岸，奠定台湾茶在国际市场上自成体系的最重要基础。

在杜德的经营下，台湾茶出口量由1866年的1359担、1867年2030担、1868年3961担，增长到1869年的5469担，成为淡水口岸最引人注目的商品。1869年，极有可能是3年前引种的安溪茶苗已长成收获，杜德雇船装运了2131担（284133磅）北台湾茶叶，首次以Formosa Onlong Tea为商品名，直航纽约，结果在美国市场大受好评。当年的苏伊士运河完工开通和美国东西横贯铁路竣工，也为台湾茶直接运销纽约市场大幅降低了成本。

杜德的台湾茶叶出口的空前成功，引起怡和、德记、水陆、和记洋行等英商和福州、厦门商人前来参与，茶园种植面积激增，北台湾茶业进入兴盛与竞争时期，为当地带来大量的工作机会和商机。每逢制茶季节，大稻埕的茶叶工厂就会雇佣大量女工，当时的妇女通常只在家里做家务，外出做工赚钱的机会十分难得。她们坐在大稻城店铺门外的走廊下，一边挑拣茶枝，一边聊天，乌龙茶叶被时人称作“欢乐叶”。1870年，淡水口岸出口茶叶10540担，每担均价增至30银元。

台湾茶叶跃升成为清季台湾出口第一位的货物，造就台湾经济史上的第一次繁荣，大稻埕的崛起让台北日后取代台南成为台湾的经济和政治中心。杜德也因此被后人誉为台湾乌龙茶之父。他在经商之余，还两度担任美国驻淡水副领事，兼任荷兰驻台湾副领事、香港《孖剌西报》通讯员，并在《皇家亚洲学会海峡分会期刊》发表多篇有关台湾高山原住民的考察报告。李春生在离开宝顺洋行后，自行经营茶叶外销，继而投资不动产，获利甚巨，成为台北大稻埕李氏家族的开基祖。

2019年，台湾北部坪林茶区。本文图片均由作者提供

约翰·杜德

杜德1888年出版的著作，汉译《泡茶走西仔反——清法战争台湾外记》

2019年，台北大稻埕李春生纪念教堂

当台湾茶凭借优选树种、新茶树和精制加工技术的优势打进国际市场，乌龙茶在福建原乡却深受苛捐杂税和劣质廉价的打击。太平天国和小刀会战乱阻塞了武夷茶运销上海和闽中茶区运销厦门与广州的商路，口岸茶市陈货的廉价竞争与产地茶价居高不下，让茶商急于脱手，导致择茶不细，包装时又掺入茶末增重，茶叶品质持续下降。

1677年至1679年担任厦门海关税务司的穆和德（ R . B. Moorhead）先后在其年报中指出，“福建茶农缺乏科学的栽培，年复一年地造成所生产的茶叶质量败坏。随着印度、缅甸和马来半岛茶叶生产的发展，中国将发现自己的这一大宗贸易有一部分被夺走了，印度茶叶照管更细心，制作更诚实。” “几年前，厦门口岸的茶叶贸易便遭到了日本和台湾茶叶的强有力的竞争，据说日本茶叶一直以迎合美国市场口味为目标。”

到了19世纪80年代，由于茶叶质量低劣，市场价格无法与其他产茶国的茶叶竞争，福州口岸的茶叶出口数量持续锐减，而厦门由原来的地产茶叶出口口岸变成台湾茶的转口口岸。日本向美国出口茶叶数量则持续翻番，起因除了其茶叶出口税不及中国一半，更重要的是精心栽培和采用新的精制机器。

彼时，几乎历任福州海关税务司和厦门海关税务司都在其报告不厌其烦地分析，福建茶没落的各种外部和内部原因，但无人将其归咎于植物猎人福琼（Robert Fortune）盗走中国茶种，从而让中国失去支配世界茶叶市场的力量。

福建和台湾产茶区位于北温带圈内，东南季风带来充沛的太平洋水汽，同时气温和雨量适中，茶树生长可避免过热和严寒。台湾北部和中部丘陵的土地多呈酸性，富含有机质，下层土壤含铁质至砾质粘土，排水良好，有利于茶树栽培，茶树一年能四收。连横所撰的《台湾通志》言，1810年福建茶商柯朝从厦门将茶株带到台湾，在基隆河上游试植成功。考其茶树品种，很有可能是原产于安溪、同安、长泰三县交界的高脚大叶乌龙。也有传说，南投县鹿谷人林凤池在1855年将福建武夷山的乌龙茶苗移植到了冻顶山，张乃妙、张乃乾兄弟于1896年将安溪大坪原籍地的红心铁观音茶苗带到木栅漳湖种植。

早在杜德经营台湾乌龙茶的时代，时任厦门海关税务司休士（George Hughes）就在海关年报中指出，本地区最好的茶叶产于安溪，正好处于纬度25度，东经118度和119度之间。最适合茶树生长的气候条件，是在纬度23-25度、东经115-122度。19世纪后期前往台湾进行地理考察的法国调查员卡恩（Reginald Kann）也提出，茶叶适合生长在北纬24度至25度之间的一条狭长地带。

幸运的是，北台湾与福建安溪位于同样的纬度。

（作者许路系生产技术史学者与社会学者。感谢贾浩、陈子扬协助资料检索）

参考资料：

《中国旧海关史料（1859-1948）》，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海关总署办公厅编，京华出版社，2001年出版。

《清末台湾海关历年资料（1867-1895）》，黄富三、林满红、翁佳音合编，“中研院”台史所，1997年出版。

《近代厦门社会经济概括》，厦门市志编纂委员会委员会、厦门海关志编委会编译，鹭江出版社，1990年出版。

《福建文史资料》第10辑（《闽海关史料》专辑），福建省政协文史资料编辑室编印，1985年。

《近代中国茶业的发展与世界市场》，陈慈玉著，“中研院”经济研究所，1982出版。

Journal of a blockaded resident in north Formosa during the Franco-Chinese war, 1884-5. John Dodd, Printed for private circulation. Hong Kong: "Daily Press" Office, 1888. Originally serialized in the Hongkong Daily Press.

Formosa. John Dodd, The Scottish Geographical Magazine 11 (1895): 553-570.

黄颂文著，《清季台湾开港前后英商杜德与宝顺洋行的崛起（1850–1870）》，东吴大学历史学系硕士学位论文，2012年。

《看见十九世纪台湾——14位西方旅行者的福尔摩沙故事》，费德廉、罗效德编译，如是出版社，2006年出版。

《福尔摩沙考察报告》，Reginald Kann著，郑顺德译，“中研院”台史所，2001年出版。

《李春生自述》，“国史馆”台湾文献馆藏，明治二十八年台湾总督府公文类纂，乙种永久保存第二卷，官规官职八，李春生及辜显荣叙勋ニ关スル件。

《台湾产业调查录》，台湾总督府民政局殖产部编，金城书院印刷所，1896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