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家之眼︱李鸿章该为中越宗藩关系终结负责吗？

【编者按】

2015年是中越建交65周年，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对越南进行国事访问。中越两国的古代历史联系非常悠久，并曾以宗藩关系友好共处近千年。但是近年来，中越在南海问题争端上表现出的“剑拔弩张”之势引起各方高度关注。借纪念中越建交65周年之际，这里选摘四篇关于中越关系的论文，以期读者能对中越关系从古至今的变化有一个全面、深刻的认识。

越南阮朝实行对华优待政策

戴可来、于向东：《蔡廷兰<海南杂著>中所记越南华侨华人》，《华人华侨历史研究》1997年第2期

清人蔡廷兰有《海南杂著》传世。该书因其名常被误认为是一部关于海南岛的笔记，实际上这是一部作者在海上漂流和在越南的见闻实录。蔡廷兰原为福建省台湾道澎湖厅人（现为台湾省澎湖县），于道光二十四年考取进士，此后一直在江西一带为官。蔡廷兰入仕之前，热心于讲学授徒，道光十四年，曾主讲于台湾引心书院。

道光十五年，同时也是越南明命十五年，蔡廷兰乡试结束回台湾省，由厦门乘船经金门回澎湖，在金门一带遭受飓风，在海上漂泊十昼夜，进入越南广义省海岸。自入越境，行程历数月，并穿越越南大半国土，由陆路从广西省边境顺利回国。在回国的路程中，蔡氏受到越南政府官员以及在越华侨华人的多方帮助，才得以顺利归来。在与他们的交流交往以及其自身所见所闻中，蔡氏发现自己在越获得的一系列款待和尊重并不是偶然，其很大原因是越南阮朝政府与华人关系密切，并实行对华优待政策。

阮朝（1802—1945）是越南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嘉隆（1802—1820）、明命（1820—1840）两朝是阮朝的兴盛时期，他们推行与中国友好的政策，全面学习中国文化模式，对中国非常亲善。当时越南的法律这样写道：“土人每丁，年征税钱十二贯，唐人减半。” 阮朝政府对在越华人税收减半足以证明阮朝对华侨华人的政策是宽松、亲善的。

华侨华人在越主要从事以中越贸易为依托的商业贸易，由于中越陆路交通不便，贸易多以海路进行，阮朝前期对西洋船舶通商限制颇多，仅开放少量口岸，并且不准许外国商人停留居住，贸易完毕，即刻放洋，盘查甚严。而对于清朝商人则相当宽松，允许投泊各个口岸，通商贸易，居留押冬，均非常自由。所以在越南各地形成了很多中国商船聚集地，为中越贸易货物聚散处。

蔡廷兰在书中还记述说，越南广义省思义府菜芹汛上岸的时候，汛官前来盘验，他注意到汛官拿的牌照居然和中国相同：“国中悉用汉字，其衙门案牍体式与中国略同。”蔡廷兰又在杂著的下篇“越南纪略”中详细记载了越南的政治制度情况：“内外文职，品级名号，皆仿天朝官制。”可见，越南几千年来深受中国政治文化的熏陶，其官制、科举均源于中国。

近年来，台湾学者和越南学者越来越重视对《海南杂著》的研究，即便其内容并未涉及台湾历史，但是蔡氏的科考以及为官经历、在越南与华人华侨的交往与传播中华文化等，都反映出台陆之间始终密不可分的关系。当然，《海南杂著》作为研究中越关系的史料具有重要意义，也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角度展现了古代中越文化交流的情况。

李鸿章在中越宗藩关系终结中扮演何种角色？

王志强：《李鸿章用条约维护中越宗藩关系的努力》，《兰台世界》2015年第3期

王志强、权赫秀：《从1883年越南遣使来华看中越宗藩关系的终结》，《史林》2011年第2期

中越宗藩关系在历史上延续了1000多年后，因近代法国殖民势力的介入而中断。1881年12月，清廷命北洋大臣李鸿章负责“妥筹越事”，李鸿章于是成为越南问题解决的关键性人物。在保护中越宗藩关系上，很多人视李鸿章为弃越的代表。然而事实上，李鸿章为维护中越宗藩关系做出过很多努力。

中法战争前夕，越南对清朝的朝贡行为及其贡道受到法国殖民当局的阻挠，中越官方往来几至断绝。1883年，越南国王派出以范慎遹、阮述为代表的使团赴清请求中国的军事与外交援助，以挽救越南被法国吞并的危险局面，同时以备李鸿章与法国驻华公使宝海谈判时咨询及与清朝议决越事。

事实上，法方对于越南参加三方会谈持有异议，即“属邦未便会商”，主要还是为了维护其在越南的保护国政策。在中、法就越南能否参加三方会谈出现分歧时，李鸿章于1882年12月27日致函总理衙门：“至越员会商，在我固无此体制，在彼亦未必甘心，今若与说明带同备问，似可兼顾越南一面。”显然，李鸿章将越南“参加会商”变通为“带同备问”，正是如此变通，法国才允许中法谈判时越南在场。

越南使节也借机来华请求清政府协助越南同西方国家签订通商条约以达到自强的目的。李鸿章对于越南嗣德帝表现出的自强之志给予肯定，并在致总理衙门函中特别指出：“该国王虽近耄荒，而于时势大局似尚明晓。”

在越南问题上，李鸿章推行其惯用的“以夷制夷”策略。通过外交途径寻求英、德、美等西方国家与越南立约建立通商关系，虽然并未得到实质性进展，但李鸿章借用近代条约维护中越宗藩关系及援助越南对抗法国的努力显而易见。

另一方面，越廷也想借机获得清政府的军事援助。1883年3月24日，越南特使范慎遹向李鸿章提出清政府派兵船往助顺化的请求，1883年5月1日，清廷命李鸿章“迅往广东，督办越南事宜，所有广东、广西、云南防军均归节制”，大有与法国决战之势。但事情发展并非如此，李鸿章为避免陷于同法国开战的危险，只是出于对边防安全的考虑进行了军事防御部署，但对越南的军事援助并无实质性的作为。所以，越南此次遣使寻求清朝军事上的援助计划也宣告失败，中越宗藩关系由此终结。

总之，为了应对法国的威胁，清政府与越南都曾试图突破宗藩关系的限制而建立更加直接有效的近代型外交关系，越南政府还试图获得清政府对其早期近代化努力的支持与协助，这表明中法战争前夕中越宗藩关系无论在形式还是在内容上都出现了新变化。然而，这样新的努力都随着遣使失败而告终，同时也宣告了中越宗藩关系事实上的终结。

中越友好新时期：越南诗人素友在中国

毛玉文：《20世纪50-60年代越南诗人素友作品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东南亚纵横》2014年第8期

20世纪50-60年代，中越关系处于“同志加兄弟”的友好顶峰时期，高度的政治互信影响到两国之间的文学交流。越南文学也在中国国内流行开来，其中的典型代表为越南诗人素友。

素友是越南20世纪著名诗人，又是越共中央的主要领导之一。他的诗歌被越南官方视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典范，备受越南人民的喜爱和推崇。20世纪的越南历经动荡与革命，战争长达30年，活生生的现实生活折射到诗人内心，作品中承载的是那个时代的道德风尚和时代精神。素友的作品主要反映越南的革命、抗法战争、建设社会主义以及抗美战争，具有明显的阶段性和历史性。

1955年8月26日，中国文化部副部长丁西林率中国艺术团开始对越南进行为期2个半月的演出访问。素友代表越南人民和政府欢迎中国艺术团首次到越访问。1964年6月14日，中央委员会书记素友、越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陈光辉参观了中国摄影家石少华、陈淮在越南河内的摄影展。

1960年5月，中国作家萧三访问越南。萧三到达越南河内的第二天便去拜访了诗人素友。两人初次见面，一见如故。萧三与素友互赠诗集。在访问越南期间，胡志明主席接见萧三，是素友陪同萧三一起去见胡志明主席的。当晚，中国驻越南大使馆为萧三举行告别越南文艺界朋友的集会，在会上，素友吟诵《通往友邦之路》的一段，受到大家的热烈欢迎。

1949年后，我国的外国文学翻译工作与以前相比，有了很大的转折。外国文学翻译出版工作在新中国政府的领导下，逐渐组织化、计划化。刚成立的新中国虽然没有制定出明确的翻译政策或标准，但是政治意识形态和文艺政策对外国文学翻译工作却有很大的制约。而素友的作品之所以能够在中国传播，主要因为他的作品符合了当时的“政治标准”。

除了对素友诗歌的翻译之外，我国还对越南古典文学名著进行翻译与研究，比如《金云翘传》等，颇有成果。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以素友诗歌为代表的越南文学作品在中国传播，丰富了中越文学交流的内容与形式，不仅满足社会政治的需要，也适应了普通民众的文化品位和审美情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