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贝马斯：恐怖主义危机面前，一条船上的欧洲各国更需团结

【编者按】

本文由澎湃新闻据法国《世界报》11月21日刊编译。

世界报：法国总统奥朗德试图将现在的局面定义为“战争状态”。对此您是怎么看的？在更广泛的意义上，您是否认为针对13日发生的恐怖袭击寻求宪法修订会是一种合理的反应？

哈贝马斯：考虑到当前的情况，我觉得，法国宪法中关于“紧急状态”的两条规定是合理的。但如果只是因为法国总统宣布13日凌晨所发生的令人震惊的事件为“紧急状态”，并将这一状态延长3个月，这个问题就要提上议程的话，那么，我很难判断这个政治决定是否必要以及是否具有合理性。在安全问题上，我不是专家。

但如果把眼光放远一点，这个决定似乎是法国政府的一种象征性行为，很可能是为了适应国家内部政治局势而采取的措施。而在德国看来，奥朗德的战争修辞与其说适应了法国国内的政治局势，其实更加刺激了保守人士。

世界报：奥朗德还决定增强在叙利亚的军事介入，尤其是轰炸“伊斯兰国”的“首都”拉卡，与此同时，法国和俄罗斯会走得更近。您对“干涉主义”的一般看法是什么？

哈贝马斯：这并不是一个史无前例的政治决定，不过加强了法国空军已经进行了一段时间的行动和投入而已。当然，专家们一致认为对于“伊斯兰国”这样不同寻常的现象——其中混合着领土范围尚不明确的“哈里发”和在全球范围内出没的杀手突击队，人们无法只靠空军彻底打败他们。

但是，美国和欧盟地面部队的干涉不仅不现实，而且首先就是非常不谨慎的。越过地方政权行动没有任何好处。奥巴马从他前任的干涉行为和失败中学到了经验教训。就在前几日在土耳其举行的G20峰会上，他还强烈坚持了重要的一点：即外国军队一旦撤退，他们的军事成果将无法长时间维持下去。

此外，人们不能光凭诉诸军事手段来扼住“伊斯兰国”咽喉。专家们在这一点上意见也是一致的。我们可以把这些“野蛮组织”视作敌人并无条件与之对抗到底，但是，如果我们想要长久地战胜这种野蛮，就不应因其复杂性而自我迷惑。

对于正受到重创的法国和处于震惊之中的欧洲以及震荡中的西方文明而言，现在并不是追溯这场冲突的根源的恰当时机——中东地区的紧张局势由来以久，而目前已经完全失控，阿富汗、伊朗到沙特阿拉伯、埃及和苏丹都包括在内。

人们唯一记得的，是1956年苏伊士运河危机以来这些地区发生的变化。美国、欧盟和俄罗斯的政治策略几乎完全由地缘政治和经济利益所决定，面对这个脆弱地区在殖民时代的历史遗产——它一方面是人为酿成，一方面是已然分裂的事实，这些政治策略从当地的冲突中获利而不对局势加以稳定。

正如人们所知，这种冲突是逊尼派和什叶派的冲突，而今天的“伊斯兰国”的原教旨主义就是从中萌芽的。它显然是受小布什干涉伊拉克这一决定的影响，他视国际法律秩序为儿戏。

这些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停滞也在某些方面解释了阿拉伯文化的狂热。但未来前景和希望的缺失，使这些国家的年轻人备受折磨，他们渴望过上更好的生活，渴望被认同，这其中有部分是西方政治政策的结果。

这些年轻人在全部政治努力都失败的情况下，就会试图通过走向极端化而重拾自尊心。这就是这种社会病理学机制。把欧洲难民中那些孤立的年轻罪犯变成杀手突击队中远距离操纵恐怖袭击的邪恶“英雄”的，也是相似的充满绝望的心理动态，同样可以在认同缺失中找到源头。对11月13日恐怖分子的生活环境和行动路线的一些早期新闻调查作出了这样的假设。叙利亚地区的因果链之外，还存在着另一条，提醒人们注意在大城市里整合社区的失败。

世界报：2001年的“9·11”恐怖袭击之后，包括雅克·德里达和您在内的知识分子们，为民主自由的倒退而担忧，担心在打击恐怖主义的压力下可能会求助于“文明战争”或者“流氓国家”这样的概念。而这一诊断很大程度上已经被酷刑的使用、美国国家安全局（NSA）的监控，以及关塔那摩随意拘禁等手段证实了。在您看来，与恐怖主义斗争的同时，维护民主公共空间不受触犯，是有可能或可以想象的吗？它需要什么条件？

哈贝马斯：对“9·11”事件的回顾只会让我们确认，和我们许多美国的朋友认为的一样，小布什、切尼和拉姆斯菲尔德发动的那场打击恐怖主义之战破坏了美国的政治体制和社会心理。当时美国国会采纳的“爱国者法案”，侵犯了公民的基本权利，触犯了美国宪法的实质，但今天仍在生效。

可以说对敌方战斗人员的打击的扩大化是致命的，它将关塔那摩和其他罪行合法化，即使奥巴马政府也不能排除在外。这种对“9·11”事件未加反思就采取的行动，在最近之前都是难以理解的，现在这种蔓延的心态由一个人很好地解释了，就是同样龌龊的共和党候选人唐纳德·特朗普。这不是对您的问题的回答。但我们就不能像挪威那样，在2011年乌托亚岛上令人发指的恐怖事件之后，面对无法理解的他者和对“内部敌人”的愤怒，仍然首先反省自身吗？

我非常希望法国能够向世界提供一个度过危机的典范，正如它在《查理周刊》遇袭之后所做的那样。法国完全不需要因为这个危机而去反击一个假设性的危险，例如“控制”一个有威胁的异质文化。危机当然是可以感受得到的。公民社会应该确保自己不会在“安全”的祭坛上牺牲掉一个开放社会的民主美德，也就是个体自由、对不同生活方式的包容、愿意采纳他人观点。但在势力正在上升的国民阵线（Front national，法国极右派民族主义政党）面前，这谈何容易。

不过，人们仍然有很多理由回击，但诅咒是没什么用的。关键的要点很明确：偏见、怀疑、对伊斯兰文化的拒绝和恐惧，以及对其采取的预防性打击，这些都来自一种纯理论的简单投射。

事实上，圣战者的原教旨主义就他们的表达方式来说，虽然借助了宗教符号编码，但他们和宗教一点关系也没有。他们可以借助他们使用的宗教语言，或者任何一门宗教的语言，甚至任何一种允诺救赎正义的意识形态（，但都无法改变其与宗教无关的事实）。

伟大的一神教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久远的历史时期，而圣战主义恰恰相反，完全是一种以失去神圣联系的生活方式为特征的一种现代形式。值得注意的是，出于预防的目的，（必须强调）一个社会融合出现问题或者社会走向现代化遭遇失败，并不是免去犯下罪行者个人责任的天然理由。

世界报：排除最近的一些倒退，德国面对大量涌入的难民的态度意外积极。由于一些恐怖主义者已经试图潜入难民中间，您认为这种恐怖主义的浪潮会使民众的心态发生转变吗？

哈贝马斯：我希望不会。我们都在一条船上。不管是恐怖主义还是难民危机，都对我们构成了巨大挑战，甚至是终极的挑战，这需要欧洲国家紧密团结的合作，包括在欧洲货币联盟框架内，而目前看来尚未达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