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青蒿素谈起，中医为何不愿“寻根问底”

11月23日，由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上海市科学技术协会、中国细胞生物学学会联合主办的“呦呦屠鸣，以启学林——民族复兴视野下的科技与人文”对话活动在上海举行。

上海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席、中国科学院院士陈凯先、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研究员俞强、浙江大学生命科学研究院教授王立铭等学者，就屠呦呦获奖背景、中国为什么少有诺贝尔奖等议题展开对话。

中医药还是现代科学的成功？

1967年，交战中的美越两军正受全球疟疾之苦。美国投入大量财力人力寻求奎宁、氯喹之外的抗疟新药，越南则求助于中国。

俞强介绍，1967年5月23日，北京饭店召开了“疟疾防治药物研究工作协作会议”，全国60多家科研院所和企业共同组成的500多人加入这一科研任务。根据日期，“523”成了这一项目代号。

1969年1月，中国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参加523任务，屠呦呦任项目组长。1970年9月，屠呦呦将青蒿列入药物筛选名单。

而一年后，东晋葛洪《肘后备急方》中的一句“青蒿一握，水一升渍，绞取汁，尽服之”让屠呦呦获得了灵感。屠呦呦据此在材料和方法上改进，得到高活性的乙醚提取物。1972年3月，屠呦呦报告了青蒿的乙醚中性提取物对鼠疟抑制率可达100% 的结果。

俞强感慨，青蒿素的特别就在于“中草药”这一中国传统文化元素。陈凯先也认为中医药是伟大的宝库，就如屠呦呦所言——“青蒿素是传统中医药送给世界人民的礼物”。

但在王立铭看来，与其说屠呦呦与青蒿素获奖是传统中医药的胜利，不如说是现代科学的胜利。

“青蒿素是从中医药（《肘后备急方》）中得到的灵感，但这本医书中除了珍贵的东西也有很多是错误的，甚至有误导性的。”他举例，同一本《肘后备急方》中治疗疟疾的方子有几十个，其中有一种方子是在纸上写着“月”和“日”，然后把纸烧成灰，再冲水喝了。“那我们怎么知道什么才是有用的方子？靠的是现代的科学方法。”

葛剑雄更直言有时人们过分夸大了传统文化对于中国的影响和贡献。“我们现在的研究人员，把以前存在的优点、对人类的贡献都归结于传统文化。但我们的缺失在什么地方？我们一味让它（传统文化）更加完满，却没有想想用哪一种制度、体制能保证它的实施。”

举国体制能加速药物开发？

“屠呦呦获奖后，有人说那是举国体制、针对中医药工作全国一盘棋取得的胜利。”王立铭说，“你很难想象一个国家、一家制药公司或者在一个历史时期，会出现为了寻找某一种药，动用全国大量的科学家、花几年十几年做一件事，这种事情在现代历史上很少出现。这也确实客观上加速了青蒿素的发现，并使之成为治疗疟疾的非常重要的药物。”

王立铭说，青蒿素于1987年拿到中国改革开放后第一批新药证书。“回望历史，那是建国之后近五十年里，第一个所谓的1.1类型的药，它的化学结构之前在世界上任何国家也没有被报过，当然是很了不起的成就。”

“当然现在在制药工业很少有举国体制，我们有很多的民间制药公司、有跨国药企，也有国企做药物开发。”王立铭表示，纵向上看仅在过去五年，中国批准的、和青蒿素在化学结构和功能上新颖程度差不多的1.1类新药有十个以上。“我强调这十个新药里目前没有一个可以和青蒿素的历史意义相媲美，但从新药研发来看，没有举国体制的药物开发要远远快于青蒿素。”

而从横向上比，王立铭更提及美国批准新药上市的速度在过去三十年可以达到每年三十到五十个，快则每年六十到七十个。

“首先我非常认同青蒿素确实是特殊历史时期带给我们的财富。但我不觉得它获得诺贝尔奖本身是值得作为可以借鉴的历史经验，让我们觉得在现代发扬举国体制是推动发现新药的重要政策。”王立铭如是说。

中国的诺贝尔科学奖为什么那么少？

陈凯先用“小荷才露尖尖角”来形容屠呦呦获奖与中国科技的崛起。他表示中医早已创造出很多“世界第一”，比如东汉末医学家华佗用“麻沸散”进行麻醉后施行剖腹手术，这是世界医学史上应用全身麻醉进行手术治疗的最早记载；晋代葛洪所著《肘后备急方》提及用海藻治瘿，是世界上最早提出用含碘食物治疗甲状腺疾病，而用狂犬脑组织外敷伤口治疗狂犬咬伤则开创了用免疫法治疗狂犬病的先河。

“这些要在今天，都会拿诺贝尔奖。”陈凯先说。

而现实是，中国目前所获的诺贝尔科学奖确实少。俞强引用了“李约瑟难题”提问——现代科学为什么没有在中国诞生？“我们国家有这么多人口，文化有这么深渊源，为什么少有诺贝尔奖？”

在俞强看来，美国物理学家亨利·罗兰《为纯科学呼吁》的讲演或许在百年前就提供了一种答案：“中国人知道火药的应用已经若干世纪，如果他们用正确的方法探索其特殊应用的原理，他们就会在获得众多应用的同时发展出化学，甚至物理学。因为只满足于火药能爆炸的事实，而没有寻根问底，中国人已经远远落后于世界的进步。”

“亨利·罗兰强调基础科学的研究工作。”在俞强看来，目前中国科研正是少了这样一种“寻根问底”：“中国人往往强调应用，不大强调原理。对中医药，我们常常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陈凯先则认为曾有一段时间的科学研究，尤其学院研究比较脱离实际，注重论文的发表。“所以国家比较倡导我们更结合实际，更能够解决国家的重大问题等。但这个也会扼杀另外一些研究，比如我们有非常前沿、非常前瞻的（研究），现在可能没有用，但将来可能会有用，或者什么时候有用也不知道。这样的一些研究，可能获得的支持就比较少。这有时是我们体制机制的原因，有时是科学认识的原因。”

葛剑雄也说：“今天我们认识的科学，未必就真是科学，它是一个发展的过程。所以人类的探索永远值得我们鼓励，即使方向是错的，也能为后人和社会留下教训。”他强调，但科学家不能忘记社会责任。“有的时候甚至要牺牲个人的追求，服从社会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