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奠边府战役：法国不敌越盟，世界政治版图骤变

[美]詹姆斯·莱西、威廉森·默里著

2015-11-30 14:41

来源：澎湃新闻

越南问题的由来

1945年秋，当法军抵达东南亚，从英国和中国国民党手中分别接管越南的南半部和北半部的时候，发现他们面对的是胡志明和当地的越南民族主义者们。他们自称“越盟”，不同意法国在当地重建统治。越盟坚定地致力于革命，而以任何标准来衡量，胡志明都有着非同寻常的革命经历。1920年，他是法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20世纪20年代，他是苏联第三国际的高级要员之一；他还是中国共产党的顾问，越南共产党的缔造者。同他的高级顾问一样，其中包括著名的武元甲将军（Vo Nguyen Giap），胡志明曾就读于法国夸克霍克公立中学（the French lycée Quoc Hoc，音译）。在学校里，他在思想上受到了法国大革命的影响和鼓舞。法国在印度支那的失败，主要在于他们错误估计了形势；法国人认为他们的对手只是些民族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而实际上他们的对手都是些羽翼丰满的革命家，他们继承了在法国自己的革命浪潮中涌现出来的罗伯斯庇尔和圣茹斯特的衣钵。

武元甲

胡志明对法语有着非同一般的热情和驾驭能力；1922年，身在巴黎的胡志明向一家法国体育杂志投了一篇文章，抱怨体育专栏作者在报道中使用了英语词语，例如：经理、回合、击败倒地等。胡志明也有着杰出的政治领导能力，越南革命因此得以生生不息；前历史教师武元甲则表现出了过人的军事才能。他在战争中学习战争。虽然没有在参谋学院或战争学院读过一天书，但他对游击战术运用和常规部队的指挥，都堪称大师。最终，他的军事实力使战场上的法军和美军都无比羞愧。

胡志明

1946年底，法军和胡志明的谈判破裂了。冲突开始席卷整个越南，尤其在北部。一开始，这是一场由专业的法国军队发动的战争，法国巴黎政府拒绝向越南派遣应征入伍的士兵。不仅如此，在战争的第一年里，美国对殖民政府怀有敌意，拒绝向法国提供重要的军事援助。这是一场法国无法负担的战争，也是一场很快就不被法国国民和世人认可的战争。然而，就如同柏油娃娃一样，法军发现他们已经骑虎难下了。

在对抗伊始，法国装甲部队和步兵部队迫使越盟起义军从海防港和河内相继撤离。在这场直接的常规战中，越盟毫无机会，但武元甲已经证明了他有着一流的军事头脑，他开始发动一场“打了就跑”的战争。他的第一个目标是取得农村地区的控制权，由此越盟在农村地区的控制范围也越来越大，而法军则占据了适合军队部署的城市和城市周边地区。1949年，双方军力关系开始发生变化。随着中国蒋介石政府的垮台和毛泽东的部队抵达边境沿线，越盟得到了来自中国共产党的广泛军事援助。越盟邀请中国军事顾问团赴越协助指挥。到1950年夏末，越盟第一支训练有序、装备精良的军团，通过夺取高平要塞和谅山要塞，已经在边境地区向法军发动了进攻并取得一系列的胜利。

越南战场的转机

似乎，法国在越南的日子屈指可数了，但后来发生的两个重要事件却阻碍了这一进程。在东亚北部，朝鲜战争爆发。战争的爆发改变了美国对越南战争的态度。华盛顿的许多政客迅速得出结论，认为法国发动的战争是为了阻止共产主义的蔓延，如果越盟取得了胜利，那么东南亚其他地区将会出现多米诺骨牌效应，陷入共产主义的旋涡。之后，朝鲜爆发战争，中国派遣志愿军入朝参战，抗美援朝，因此对胡志明和武元甲的援助在短时期内减少了。然而，武元甲犯了一个错误，高估了越盟的实力。1951年伊始，由于武元甲认为他的部队能和法军开展面对面的直接常规战役，他便针对红河三角洲沿线的法军阵地，发动了3次主要进攻。但是，中国对越盟的援助减少了，而美国对被围攻的法军的援助，却有了明显增加。

也许最重要的是，法国陆军元帅让·德拉特·德塔西尼（Jean de Lattre de Tassigny），自伟大的拿破仑之后法国最有能力的将军之一，抵达了越南，担任了法军指挥官。德塔西尼在抵达的时候，对助手们说道：“我的出现，价值不亚于一个师。”从一定程度上讲，他是正确的。在极短的时间内，他重振了法军的士气。利用美国提供的飞机和其他装备，德塔西尼的军队在3次主要战役中对进攻的越盟发起了反击，第一次在1月，第二次在3月，最后一次在1951年5月。但是，德塔西尼在越南的时间很短暂，他于1952年1月就去世了。继任的法国将领们几乎没有像德塔西尼那样的干劲儿，更别提像他那样的军事能力。

法国陆军元帅让·德拉特·德塔西尼

与此同时，战争仍在继续。武元甲认清了一个事实，他的军队还没有能力与法军硬打硬拼进行常规战斗。于是，他集中节省兵力，重点打击分散的法国驻军，逐步削弱法军在农村地区的政治和军事控制力，特别是在红河三角洲地区。同时，作为对法军进攻性打击的回应，武元甲撤出了红河三角洲周边的防御阵地。法军的进攻就好像打在了枕头上，因为越盟撤退进了深密的丛林地区。此外，在越盟控制的茂密丛林地区，法军发现找到目标是比较容易的，但是回撤则较为困难；因为武元甲集中后备部队，迫使法军且战且退，一直退回到了红河三角洲。

直到1953年，在越南的双方军力平衡陷入了一个僵局，但形势有利的天平慢慢地滑向了越盟。虽然法国仍然占据着主要城市，但是武元甲的军队逐渐加强了对农村地区的控制。诚然，美国仍在持续不断地提供援助，但是这样的援助是要付出代价的——即美国要求建立一个独立的越南，对法国施加的压力也越来越大；确切地说，法国发动战争的目的恰是要阻止这样的政治后果。另一方面，对法国前景来说，也许最危险的是这场战争没有得到国内的支持。时间变成了越盟的盟友。

决定在奠边府作战

1953年5月，法国政府为这场战争任命了一名新指挥官——亨利·纳瓦尔（Henri Navarre）上将。纳瓦尔战斗经验丰富，1917年至1918年，他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西线作战；20世纪20年代初，他在摩洛哥打了两年游击；1945年，他在进攻德国的战争中曾指挥过一个团。但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他又在情报部门和参谋部任过职。此外，他未在亚洲服过役，对越南战争几乎一无所知。令人震惊的是，这正是他被任命为指挥官的原因。一抵达战场，纳瓦尔就开始梳理法国海陆空三军的组织结构和协作能力，但他很少对人员进行调整变动。在人员变动中，最重要的是他任命准将勒内·科尼（René Cogny，不久晋升为少将）指挥重要的越南北部地区，尤其是红河三角洲地区。科尼将军身高6.4英尺，相貌英俊，颇有女人缘，让人印象非常深刻。但是，正如纳瓦尔所发现的那样，他也是一名老谋深算的家伙，如果事情出了差错，他一定会想方设法将过错推给别人。

奠边府战役中的法军

法军面临的基本战略难题是，他们试图以最小的代价赢取最大的胜利。可是，他们的对手却有绝对的自由，可以自由选择在他们感兴趣的时机，然后发动袭击。1953年6月，科尼建议法军对越南西北部丘陵地区的省会城市奠边府发动一次深入的空中打击。之后，他会声称这样做的目的是要在此建立基地，利用当地居民展开游击行动，攻击越盟的大后方和后勤保障系统。纳瓦尔认可了这个提议，但他把奠边府视为一个拦阻阵地，既能阻止越盟进一步侵犯老挝，同时也能抵挡越盟的围攻。

这两种想法都试图解决类似的问题，即如何通过威胁越盟的根据地，使越盟不能相对自由地调遣部队展开行动。但是法军的决策依赖的是两个致命的假设：1.由于奠边府四周环绕的可怕地形，武元甲和越盟缺乏战略战术和物资供应，不能发动长期的围攻战；2.在奠边府，如果法军的火力、炮火和空中力量优于越盟，如同发生在1951年的冬季和春季的战役一样，法军就能够击溃进攻的越盟步兵，并能压制住穿过越南西北部山地丛林地区的武元甲的炮兵部队。法国指挥官们还希望他们能够让越盟陷入一场绞肉机般的战役，使越盟损失惨重，胡志明就只好按照法军的条件回到和平谈判桌前。法军选中奠边府，是因为他们认为，和越南东北部的其他峡谷相比，该地区的峡谷足够宽阔，驻军能够攻击越盟的大后方。事实上，奠边府四周群山环绕、连绵起伏，为越盟炮兵阵地提供了最佳的观察地，但是法国人没有理会这一点，因为他们认为他们能够控制整个炮战。

法军在预测时忽视了一个问题：奠边府的地理位置使其成为武元甲眼中一个极有吸引力的目标，因为它的守军大部分是轻装步兵，大炮和装甲支援有限，法国必须从河内通过空中途径对他们提供远距离支援。而这个距离也会影响轰炸机和战斗机对守军提供近距离空中支援的效能。法军还没有认识到，越盟，法国大革命的继承者，为了将部队和所需的大炮转移到环绕峡谷的山峦上，是愿意为此付出巨大代价的。

建立堡垒

骰子就这样被掷了出去。1953年11月20日，第一批C-47运输机从河内白梅机场起飞。第一批空降的伞兵来自第6殖民伞兵营，在具有传奇色彩的军官马塞尔·比雅尔（Marcel Bigeard）少校的带领下，开始在奠边府作战。直到11月22日，最后一批伞兵和空降工兵已经抵达并开始修建机场，该机场将成为逐渐增加的驻军赖以生存的场所。然而，在工兵可能完成的任务和要让奠边府抵御越盟的主要进攻而需要完成的任务之间，存在相当大的差距。简单来说，工兵要花费很多精力才能修建两个飞机场。从12月到次年1月，由于整个越南境内还有其他繁重的运输任务，每天抵达奠边府的空运物资只有150吨左右。

遭到炮击的奠边府机场

因此，修建横贯峡谷的防御阵地的任务，就落在了士兵们的身上。然而，驻军部队大部分是精英部队，他们根本不愿意将时间花费在挖掘地堡、战壕或者架设铁丝网上。只有在加布里埃尔要塞，吃苦耐劳的守军（由阿尔及利亚人组成）修筑了两条完整的防线。其他所有的阵地仅仅只有一条薄弱的防线。驻防的士兵们很快就清除掉了阵地上的大部分植被，一方面是为了建立火力带，同时也是为了柴火之需；奠边府因此变得极易受到攻击。他们也没有对阵地进行伪装。造成的结果是，当越盟在3月发动攻击的时候，他们能清楚地观察到山谷里发生的一切，而本应保护主要阵地的防御工事区域，几乎没有发挥作用。

使防守峡谷的问题更加恶化的是，事实上，法军在1月底才开始认真修建防御阵地，而这时越盟似乎已准备发起进攻了。12月底，非常明显的是在奠边府北部的丛林地带，驻军无法深入丛林实施突击。实际上，至1月初，越盟对驻军逐渐缩小了包围圈。到1月底，法方情报部门发现在峡谷北和东北方向出现了3个越盟的主力师，第308师、第316师和第304师。科尼和他的参谋们本应该很清楚，要么将尽可能多的驻军撤走，要么大量增加守军。但他们什么都没做，反而像一群心理学专业的新生一样，看着老鼠在外边围着他们的笼子跑来跑去。纳瓦尔拒绝考虑撤退，而科尼则将大部分的机动预备部队派去执行其他行动了。

至3月中旬，双方军力对比已经到了对法军非常不利的局面。在那个时候，越盟的后勤部门在能俯视奠边府的群山上，已设法储备了大量的炮弹。武元甲的部队穿越丛林，将火炮运输和拖拽到了山上。然后，在环绕奠边府四周的群山斜坡上，越盟挖了山洞，他们的武器就藏于洞中。他们能轻松地将武器推出、开火，同时又能在法军反炮兵射击回应前，很快地将武器拖回山洞。此外，越盟带来了28个步兵营，总兵力约3.7万人；此外，武元甲又将另一批共计一万人的后备部队投入了战场，其中很多士兵都没有经过足够的训练。

和越盟的士兵数量相比，法军只有10814名士兵，包括步兵、坦克兵和炮兵。其中，1412名士兵来自法国本土；2969名士兵来自外籍兵团，其中北非人2607名，非洲人247名（几乎都是炮手）；还有3579名是越南人和山地部落居民。几乎所有军官和多数士官都是法国人。整个战役期间，法国空降到奠边府的援军士兵为4291人，而其中680名空降失败。

法军伞兵增援部队正在降落。

法军战败

考虑到越盟已损失惨重，武元甲决定撤退，转而采取一种窒息策略。战后他这样说道，他的目的是“将我们的进攻和包围线向前推进……逐渐加强我们的控制，从而完全拦截增援部队和物资供给……利用战壕向前推进直到他们能接触敌人阵线，也就是逐片蚕食敌人的战术”。然而，越盟的损失在继续增加，而包括越南伞兵在内的法国军队却还在坚持。但是科尼不愿意派遣大量的增援部队，这对法军的坚守非常不利。值得注意的是，当法军寄望于战斗机和轰炸机给越盟带去惨重损失时，奠边府恶劣的天气状况，以及距离河内的遥远距离，使法军最初期待的依靠空中力量获胜的愿望根本无法实现。

截至4月21日，越盟已经占领了于盖特要塞的大部分和机场的北部。法军可用的伞兵和外籍兵团数量更少了，反攻的效果越来越差。数以千计的士兵在战斗中阵亡。但是，越盟的损失也同法军一样巨大。到4月24日，武元甲的部队已经夺取了于盖特最后的阵地。这场在一连串的稻田上进行的战斗（一位法国军官的嘲讽说法），让越盟损失了3个团，让法军损失了500名士兵。但是，越盟能承受这些损失，而法军却不能。然而，动摇革命道路的危险信号正在出现。武元甲之后写道：“我们的部队还不能避免被大量杀害，这要求我们迅速进行重组和增援……在我们的干部和战士中出现了消极右倾倾向，其表现为害怕大量杀戮，害怕承受意外，害怕面对疲倦、困难和物资匮乏……”

5月的第一个星期，战斗结束了。

越战的泥淖

法军在奠边府的失败导致了巴黎政府的垮台。皮埃尔·孟戴斯-弗朗斯（Pierre MendèsFrance）领导下的新政府同意将越南一分为二：北部由越盟控制，南部由新建的独立政府控制。不久，吴庭艳就控制了越南南部。吴庭艳虽然是一个坚定的民族主义者，但也是一个坚定的反共产主义者。当法军快速离开越南时，美国却很快转向支持低级别官员和军官主张的一个关键战略要素，即防止东南亚像多米诺骨牌一样纷纷沦陷。然而，越盟在奠边府大败法军，这不仅是北越盟共产主义政权独立的一个催化剂，同时也是南越政权独立的催化剂。在广义上，它标志着新的冲突、新的战争模式和新的力量平衡的兴起，其影响力一直延伸到了21世纪。

通过拒绝派遣军队去阻止法军在越南的失败，艾森豪威尔政府表明了它的决心：美国没有必要将金钱和士兵的生命花在越南的防御上面。10年后，另一届美国政府却不顾其战争推演得出的结果，做出了一个相反的结论。1964年，戴高乐认为林登·约翰逊（Lyndon Johnson）政府坚持干涉南越是为了压制日渐成功的暴动，于是把法国政府的最高机密、奠边府战役失败的分析报告，发给了五角大楼，内容包括战役的原因、法军的错误和取得的教训。美国国防部的官僚们甚至没有花工夫将报告翻译成英文，就直接将报告转给了国家战争学院的分类图书馆。国家战争学院至今仍保存着这份报告。

也许更加令人沮丧的是，在1972—1975年的惨败后，美军认为参谋和战争学院不值得再去对暴动进行研究，包括美国的越南战争。因此，几乎完全准备打一场常规战的美军，在伊拉克自由行动的“后冲突”阶段，不仅最终重复了法军在越南犯下的每一个错误，还重复了自己曾犯下的每一个错误，似乎在越南的两场战争从未发生过。正如美国著名哲学家约吉·贝拉（Yogi Berra）曾说过的：“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情形”，但是所付出的代价却是美国年轻人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