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思想周报 | 杜维明论中国道路与世界

杜维明：中国真能走出来的一条路，一定是世界人类都能够接受的路

由北京大学世界伦理中心、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和长江商学院联合主办的“儒商论域2015：良知·价值重塑·企业家”论坛近日在京举行。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北京大学世界伦理中心主任杜维明教授在会上所作的演讲，上周在网络热转。

其中那句“我不认为我们有一条只是中国能够走出来的路，中国真能走出来的一条路，一定是世界人类都能够接受的路，我们现在要走出的路应该是未来人类共同需要的一条路”，尤其获得众人点赞。

杜维明开宗明义，点出本次演讲的问题意识：即在现今所处的一个凡俗的人文主义大框架中，如何重新建构“我们”——指文化中国，包括中国大陆、香港、澳门、新加坡以及散布世界海外的华人，当然也包括世界所有和中国虽无血缘关系却关心中国问题的人——的价值。

他提出，从“五四”开始，中国最早接触到自由人权的问题。后来因为中华民族170多年来所碰到的困境，突出了科学和民主。可以说，西方所代表的理性、自由、法治、人权和个人的尊严，成为了人类多半都接受的价值。然而还是没有办法面对人类中心、工具理性、征服自然、个人为主所造成的两大困境：第一大困境是人和自然的关系，第二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国与国之间的关系，种族、民族、文化之间的关系。因此在世界各地，对于新的人文主义有一种特别的关注，需要有一个新的思路和方向，新的人生观、宇宙观、自然观，来面对人类现代碰到的困境。

杜维明尤其强调自由之外，还有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价值，事实上得不到一定的尊重、重视，特别是在伊斯兰世界突出的价值，就是正义，“justice”。这个观念现在在欧美也被认为是极为重要的问题，这是全球的问题，不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问题。

不过，假如没有自由，只是注重正义、注重公正，又会异化成一种宰制性的权威，即“正义在我”，这样世界上的冲突就很多。假如没有理性，我们的同情成为溺爱，又不合情又不合理。没有法律和法治自由，只有礼乐教化，也是不可能的。没有个人的尊严，社会很可能变成“同而不和”的统治。所以这两方面，自由、理性、法治、人权和个人尊严，和同情、正义、礼让、责任和社会团结，都是人类需要的。

这些论述表现出杜维明对中国的现实关切。他认为，不是中国要走出一条中国道路，就特别突出责任而忽视人权，特别突出同情而忽视理性，特别突出礼让而忽视法制，特别突出社会团结安定而不够重视个人尊严，这两方面必须同时共有。“因此我不认为我们有一条只是中国能够走出来的路，中国真能走出来的一条路，一定是世界人类都能够接受的路，我们现在要走出的路应该是未来人类共同需要的一条路。”

在演讲的最后，杜维明提及联合国2015年提出的“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其中有经过学者讨论后一致认定的“共同分享的价值”，可以作为价值重塑过程的重要参考。这些价值包括：自由，平等，团结或者和谐，容忍文化的多样性和他者，尊重并敬爱自然，共享的责任。

秦晖：儒学现在有几个人是尊孔不颂秦的？

近日举办的东方历史沙龙“走出帝制：从晚清到民国”，讨论了清华大学历史学者秦晖的新书《走出帝制》。出席沙龙的嘉宾还有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学者张鸣和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学者周濂。

秦晖在发言中提及，新书是本文集，文章话题主要围绕2011年辛亥百年和今年新文化运动百年。因此可以说，这本书主要是讲晚清。他一直对中国历史有一个宏观判断——中国历史说穿了就是一头一尾的两场转型、剧变：后面的这场是从晚清开始，即怎么走出帝制或者走出秦制的变化；前面其实就是走入秦制的变化，就是所谓的“周秦之变”。

所谓“周秦之变”，即从周到秦的几百年间，当时有良心的人都觉得这个社会普遍地道德崩溃。因为秦制以前的社会是小共同体本位，是熟人社会。最简单的小共同体是家庭，再放大可以说是家族。还有一些是没有血缘关系的，没有血缘关系，也是有非常稳定的人身直接交往，这一点不仅是中国这样，世界很多民族包括西欧也是这样的。而且那种时代社会不流动，这种依附关系往往是终生的，甚至是世世代代的。所以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讲“中世纪的关系是一种温情脉脉的家庭面纱”。

中世纪到近代，温情脉脉的家庭面纱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在西方是受到资本主义的冲击，在中国则是受到秦制冲击。本来的社会有很多小主人，每个小主人有一批他们的依附者，双方尽管不是平等的（从近代眼光看这当然也不是一种理想的关系，因为自由、平等肯定是谈不上的），但是亲情是有的。但秦制一开始，就有一个最大的主人把其他所有的主人都一扫而光，这个人成了全国百姓的共同主人。

秦晖认为，秦制的特点，简单讲就是唯一的主人用一些他受宠的奴才去管理那些不受宠的奴才。而受宠的奴才对于不受宠的奴才往往要比主人凶得多。所以秦制一开始的道德基础就是没有的。唯一的基础就是它有效。”所谓的秦制有效说穿了就是君子斗不过小人，文明人斗不过野蛮人，选择手段的人斗不过那些不择手段的人。”

而近代文明之所以值得珍视的一点，是一直到近代，才确实有了文明人依靠他的创造性胜过野蛮力量的机会。

秦晖在讲座中还提到反思“五四”，认为不仅是代表新文化运动的这一面，他们的“荆轲刺孔子”是值得反思的；反过来，那些声称自己是儒家的人，他们颂孔子是假，颂秦王是真，这一点也必须反思。“‘五四’时代为了对抗新文化所谓的儒家，其实真的不像是什么儒家，比如最典型的就是现在被一些人捧得很高的康有为。”当然康有为的思想有一个发展过程，在戊戌时代和谭嗣同区别不是太大，讲三代如何好、秦制如何坏，但到了民国初年发生了变化。秦晖认为陈独秀对康有为的批评是非常对的，尊孔都是假的，康南海就是想当大官。

“儒学现在有几个人真的是尊孔不颂秦的，哪些人表面上尊孔，其实一直在颂秦，一直到现在。最近有台湾新儒家和大陆新儒家的一场笔墨官司，实际上就是为这个打起来，海外港台的新儒家认为大陆新儒家都在颂秦王，而他们是反对颂秦王的。”

张鸣在回应中表示认同秦晖的“周秦之变”基本大框架，但中间有一些环节他认为是有差距的。自从从秦二世灭亡到汉宣帝以后有了变化，不是说官吏就是得宠的奴才，因为那时候有儒生了，皇帝自己也说“共天下”，很少有皇帝说天下是我的，都是和这些人共天下。只有元朝和清朝的时候，官吏才变成皇帝的奴才。其他的时候，这些儒生们有修身治平的抱负，他们最高的理想是当帝王师，可以教导皇帝，尽管我们说儒表法里，儒不一定是真的落下来了，但毕竟要有一个表。周秦之变，后世很难把秦制原封不动地灌下去，靠严刑峻法来统治。所以落到乡村的时候，就是一个小政府，什么事不管，什么修校补路、救济都不管，就管三件事：一个是诉讼，一个是所谓的教化。当然儒家宪政，但是儒生的抱负并没有完全被消灭。

周濂则从秦制联想到霍布斯的《利维坦》。在《利维坦》当中跟秦制有一个结构上的相对应，那个绝对的、不受约束的主权者所面对的不是小共同体，面对的是原子化个体，这种一盘散沙式的个人主义、原子化的主体跟不受约束的主权者，他们彼此之间相得益彰，相互支持。

他由此强调了区分两种个人主义。陈独秀在1920年特别认同个人主义，觉得中国缺的就是“个人主义”。但1921年时，也就是一年后，就说个人主义不好，认为中国人简直是一盘散沙，每个人都怀着狭隘的个人主义，完全没有公共心，而是贪污卖国盗公肥私。1920年陈独秀所向往的个人主义和1921年所批评的个人主义是两种个人主义。后面的个人主义就是秦制或者绝对主权者特别喜欢的那种个人主义，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会上不说会后乱说的自由散漫分子，讲究个人利益至上，没有权利观念更没有责任观念，当然也没有共同体观念。与此相反，自由主义或者真正的个人主义要确立的不是自由散漫意义上的个人主义，不是“我喜欢我爱”的个人主义、不是个人利益至上的个人主义，而是要确立一种个人的权利和责任相对应的个人主义。

周濂还提及阿伦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当中也谈到，任何一个极权统治都要断绝人与人之间的一切联系，让他们进入到无法沟通、自我怀疑、相互猜疑的原子化生存状态。他认为从《利维坦》到《极权主义的起源》，可以看到一个关于恐惧的完整叙事：为了躲避自然状态中无所不在的全面恐惧，相互猜疑的原子化个体选择进入利维坦，而为了确保利维坦的稳定，则必须继续巩固和强化这种孤立无援的原子化个体的生存状态，最终制造出新的全面恐惧。

教育部拟要求高校辅导员必须是中共党员

据人民网消息，教育部日前在官网公布了《普通高等学校辅导员队伍建设规定》的修订情况，并向各地教育行政部门及部属高校征求意见。与原规定相比，新规对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的要求和措施更加具体，对辅导员队伍的政治要求更严格，要求高校辅导员必须是中共党员，并且“不得有损害党和国家利益以及不利于学生健康成长的言行。”

原规定是2006年9月1日起颁发施行的，已经实施近十年。

新修改的规定在政治上对高校辅导员提出了更严格要求。新增加了“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综合运用教育教学、实践养成、文化熏陶、研究宣传等方式，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实到学生日常管理服务各个环节，形成高校学生的日常行为准则，使高校学生自觉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新修改的规定明确提出，高校辅导员应当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新规定还要求高校辅导员，积极学习和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构建网络思想政治教育阵地，加强与学生的网上互动交流，围绕学生关注的重点、难点、热点进行有效舆论引导，丰富网上宣传内容，努力把握网络舆论的话语权和主导权；及时了解网络舆情信息，密切关注学生的网络动态，敏锐把握一些苗头性、倾向性、群体性问题。

新规定要求，建立国家、省级和高校三级辅导员培训体系。确保每一名专职辅导员每5年参加1次国家级或省级培训。各高校负责对本校辅导员的系统培训，每年开展不少于4次的校级培训，积极选送辅导员参加校外培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