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如何避讳

避讳，是古人行文时的一种规则。临文避讳，多种多样。既有为本朝讳者，亦有为外朝讳者。如宋避西夏、辽朝和金朝皇帝之讳。是为国讳。还有为父祖亲属讳者，是为家讳。唐代韩愈还专门写过一篇《讳辨》，是对诗人李贺因避父名而不考进士一事展开的议论。

家国之外，有时下对上也须避讳。比如北宋寇准为相时，官员有讳“准”字，“凖”字之下的“十”字缺笔；而南宋也有官员避宰相留正的家讳，改“铸”为“镕”的记载。有名的俗语“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也是出于避讳知州田登的“登”字。总之，皆是为尊者讳。

至于避讳的规则，也是各种各样。有同义改字者，有删字者，还有写字缺笔等等。在细则上还有二名不遍讳之类的惯例。

避讳是一种由汉字的表音功能而产生的规则。除了作为文化现象值得注意之外，在文史研究领域，有时还可以成为考证的线索。因而避讳现象历来为研究者所重视。近代以降，陈垣先生就著有《史讳举例》。与文史研究相关联，避讳的问题在古籍校勘中也常常遇到。相信陈垣先生撰写《史讳举例》，一定与其撰写《校勘学释例》抱有一种通盘的思考。

《史讳举例》

的确，准确认识避讳文字，指出避讳现象，对于古籍校勘十分重要。而这种对避讳文字的校勘，对文史研究又具有极大的启示意义。

最近校勘《稽古录》，陆续遇到一些撰者司马光以及刊刻者的临文避讳。以下，略为缕析，以飨同好。

《稽古录》卷一一于周赧王三十六年载：

秦王、赵王会于渑。

这一史实的故事其实人们耳熟能详，即强秦与弱赵的两王相会，秦王羞辱赵王，令其鼓瑟，而赵臣蔺相如不畏强暴，又逼迫秦王击缶。《资治通鉴》卷四于同一年详载此事：

三十六年，秦白起伐楚，取鄢、邓、西陵。秦王使使者告赵王，愿为好会于河外渑池。赵王欲毋行，廉颇、蔺相如计曰：王不行，示赵弱且怯也。赵王遂行，相如从。廉颇送至境，与王诀曰：王行，度道里会遇之礼毕还，不过三十日。三十日不还，则请立太子，以绝秦望。王许之。会于渑池。王与赵王饮，酒酣，秦王请赵王鼓瑟，赵王鼓之。蔺相如复请秦王击缶，秦王不肯。相如曰：五步之内，臣请得以颈血溅大王矣。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张目叱之，左右皆靡。王不怿，为一击缶。罢酒，秦终不能有加于赵。赵人亦盛为之备，秦不敢动。赵王归国，以蔺相如为上卿。

《资治通鉴》这段记载出自《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而秦赵二王会于渑池之事亦见于《战国策·赵策》。那么，《稽古录》于志地之时为何只记了一个“渑”字呢? 是出于传抄刊刻之际的脱漏吗? 并非如此。原因是司马光的父亲名叫司马池，所以司马光在记录这段史事时，临文避讳，在不妨碍史实表达的前提下，省略了“池”字，以此来体现他的尊礼和孝思。或许有人会问，在《资治通鉴》中，为何没有避讳省略呢? 《资治通鉴》属于集体编纂，司马光自然不便回避家讳。此为著者避家讳例。

司马光

《稽古录》卷一二于青龙元年载：

将军秦元明击破鲜卑。

按，元明，乃秦朗之字。《太平御览》卷二二一载：“《魏志》曰：秦朗，字元明。明帝即位。授以内官，为给事中。”那么，为何这里对秦朗记字不书名呢? 原来，司马光是在避本朝太祖始祖赵玄朗之讳。对此，上海图书馆所藏清刊本钱泰吉录钱鬯醇校语即云：“秦朗，字元明。温公避国讳，故称字。”此为著者避国讳例。

《稽古录》卷一二泰始三年载：

夏，吴主作显明宫。

对于这件史实，司马光主编的《资治通鉴》卷七九《晋纪》载：“夏六月，吴主作昭明宫。”《资治通鉴》注云：“晋《太康地记》曰：昭明宫方五百丈。吴历曰：昭明宫在太初宫之东。”唐人徐坚《初学记》亦于卷二四载：“吴有太初宫、昭明宫。”并注云“见吴志”。检《三国志·吴志》卷三则载：“夏六月起显明宫。”作“显明宫”与《稽古录》同。“显”与“昭”孰是? 《三国志》裴松之注于此条记事有答案：“太康三年地记曰：吴有太初宫，方三百丈，权所起也。昭明宫，方五百丈，皓所作也。避晋讳，故曰显明。”由此可知，孙皓所造宫殿，原本叫做“昭明宫”，晋人陈寿编纂《三国志》，避晋武帝之父司马昭之讳而改“昭”为“显”。而《三国志》所记之避讳后的“显明宫”，又为《稽古录》所沿袭。这并非宋人司马光有意避晋讳，而是属于失于回改。这一避讳事实，则为清刻江苏书局刊本出校指出：“按，《晋太康地记》曰：昭明宫方五百丈。《三国志》作显，避晋讳也，各本因之，今据《通鉴》改。”此为著者因袭旧讳例。

在上述《稽古录》记“渑”避“池”之后，清刊江苏书局本记有一大段校勘记，概述了自《史记》开始的行文避讳状况，指出了《稽古录》的避讳体例混乱等问题，并叙述了处理方式。移录于此，以佐参考：

温公之父名池，故讳之也。按，古者临文不讳。后世史例，遇国讳、家讳皆避之。如《史记》“蒯彻”作“蒯通”、“彻侯”作“通侯”，避国讳也。“李谈”作“李同”、“赵谈”作“赵同”，避家讳也。史家皆沿其例，传刻者亦仍其旧不改，但彼用代字皆有一定，读者易知。此书于国讳、家讳多直删其字，如“会于渑池”作“会于渑”，“尹立庆”作“尹庆”，“崔玄”作“崔”，“朱弘昭”作“朱昭”，“张敬达”作“张达”，则人名、地名皆失其实，于理未安。又如“李敬玄”之“玄”独改为“真”，而“敬”字则不讳，“鹿晏弘”之“弘”字亦不避，体例殊淆乱。且温公既以此书进呈，则于家讳尤不应避。考《通鉴》于此类皆未尝阙，而此书独纷纭如此，殆由传刻之舛，非温公本然也。今并依《通鉴》悉为补正，而著其例于此，后不复记。至十七卷以下记宋事，如晋王炅、寿王恒、昇王祯、岳州团练使曙之类，皆正言祖宗庙讳，当时必无直斥之理，然又不可以他字代，诸本皆避作“讳”字。温公原书固宜如此，今悉改书本名。

江苏书局本的这段校勘记，指出了《史记》和《稽古录》避讳情况以及对避讳字的处理方式，很有参考价值。然而，校勘记的作者认为《稽古录》避讳混乱的状况系出自后世的传刻之舛，而不认为是出自司马光之手。其实，这无疑也是为尊者司马光讳，不愿意承认这是司马光的责任。前面讲过，《资治通鉴》是集体写作，司马光不过就是总其成的主编而已，因而自然不会因家讳而改动文字，而《稽古录》则属于他的个人著作，所以避家讳也理所当然可以理解。

《稽古录》还有一些缺笔避讳之处，如对“玄”、“弘”、“胤”等字的缺笔。这些缺笔，有著者自为之者，也有后世刊刻者为之者。

今天我们整理古籍文献，遇有避讳字之处，应当如何处理呢? 前引江苏书局本校勘记所述的据他书补正的方式似不可取。因为不是同一部书，不能据以补改。由于没有版本依据，只能通过校勘记加以指出，提供给使用者参考。至于刊刻时的缺笔，倒是可以径直补全。

史籍互相比勘，也可以通过避讳与否发现问题。《稽古录》卷一七于宋乾德二年十二月载：“王全斌等拔兴州，败西川兵于三泉，获其招讨使韩保贞、副使李进。”检《宋史》卷一《太祖纪》，“韩保贞”记作“韩保正”。作“正”明显出于避北宋英宗赵祯之讳。此一人名之避讳，《宋史》点校本未能指出，一个历史人物的本名便在《宋史》中无法看到。

掌握避讳这样的文化史知识，在校勘古籍和研究文史时对避讳改字等状况抱有一定的警觉意识，或可解决不少问题。

（本文摘自《仇雠相对：版本校勘学述论》，王瑞来著，山西教育出版社，2015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