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重庆大厦，就是明天的世界

在位于香港尖沙咀弥敦道36-44号的重庆大厦，你可以看到高档的半岛酒店和假日酒店，步行十分钟到达香港地标天星码头，或者每隔几分钟就感知一班客船渡过维多利亚港。

也是在这里，每晚大约有4000人留宿，来自世界各地的商人、国际难民、性工作者、瘾君子、游客等千姿百态。在嘈杂的讲价声中，这里出货的手机大约占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手机交易的20%。

2006年，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主任麦高登（Gordon Mathews）开始对重庆大厦进行人类学研究，并于2011年出版了英文版《世界中心的边缘地带：香港重庆大厦》（Ghetto at the Center of the World: Chungking Mansions, Hong Kong）。

在他看来，只有十七层高的重庆大厦是“低端全球化”的中心，没有大型企业、办公大楼、律师或财政预算，只有那些越过边界、尽可能地躲避法律的人们用行李箱，或是租用一些集装箱和货车去主宰自己的金钱世界。今年10月，这本书的简体中文版也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

11月15日，麦高登接受澎湃新闻专访。他表示自己现在就算不做研究，也会每周六都去重庆大厦转转。“那里的人知道我之前做过学术研究，很多人知道我出了这本书，并喜欢这本书。”

麦高登

“违法却不危险”

1994年王家卫拍摄的文艺片《重庆森林》讲述了发生在重庆大厦里的后现代爱情故事，让不少人对这一大厦充满了黑暗想象。在这里，华人可能会觉得自己是少数民族，白人会下意识地捂紧钱包，女人或许还要面对周围一百多双虎视眈眈的男性的眼睛。

“其实过去几年里，香港本地人对重庆大厦的态度变了很多。”麦高登告诉澎湃新闻，虽然一些上了年纪的人依然对重庆大厦充满恐惧，但很多年轻人开始对重庆大厦有了好感。“他们意识到那也是一处可以待得心安理得的地方，没必要害怕。”此外麦高登表示，对一些香港人而言，重庆大厦还是“香港有别于中国大陆”的一种存在。

电影《重庆森林》

不过，由于种族或者贫穷的关系，麦高登坦言“看不起”或许依然存在于香港人打量重庆大厦的目光里。

而2013年，一则“来自北京的某女大学生在重庆大厦遭遇强暴”的新闻让重庆大厦被不少大陆媒体贴上了“鱼龙混杂”、“治安黑点”等标签。“强暴一事是事实，确实很糟糕。”麦高登提到当时女大学生沐浴后没有关紧房门，同时强暴她的南亚裔人是送货工人，本身并不住在重庆大厦。“我并不是说这位女生自己不好，而是说这件事不能说明重庆大厦就是一个‘危险’的地方。”

有意思的是，麦高登还表示香港警察除了打击毒品交易、抢劫和暴力争执，有时逮捕逾期逗留者，并不追究其他方面的违法行为。只要没有人投诉，很少香港警察会为非法劳工、仿冒商品、卖淫等费心。

在这样的情况下，重庆大厦为何还是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麦高登的答案是：“因为来重庆大厦的很多人，是来做生意的。很多人只想把东西卖出去，并不想惹出什么事端。”亦有香港警察向麦高登坦言，比起许多其他同样大小的本地楼宇，重庆大厦里面的犯罪率小得多。

而重庆大厦里大量的非法劳工，在麦高登看来反而还是重庆大厦赖以生存的关键。“因为这里的物价、人力成本都很便宜，而便宜的一大原因就在于非法劳工的雇佣成本远远低于合法劳工。”而且相比内地，麦高登认为香港社会对这些非法劳工更加包容。“很少有非法劳工真的被香港警察抓住，他们的赚钱过程也很难被发现。”

同时，麦高登强调这些劳工的“违法”，与其说是道德问题，不如说是法律技术问题。“他们做的是香港人本身不愿意做的工作，获取的报酬却少得多。”且他提到，雇佣者压榨贫穷的劳工，不仅仅发生在重庆大厦，还存在于香港和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里。

“钱才是最重要的”

重庆大厦里的人可谓之“杂”：这里有尝试结识香港女孩但甚少成功的非洲年轻商人，有曾作为政治选举发言人出现在CNN但逃到香港还不能打工的难民，有计划三年后攒够资本做生意甚至成为中产阶级的性工作者，有穿上漂亮紧身衣、渴望每周至少有一次被人看作魅力女性的家庭佣工……

神奇的是，这些不同国籍、宗教信仰、性别、年龄的人，却能在如此狭小的空间里“相安无事”。他们有人来自互相发动战争的社会，特别是印度人和巴基斯坦人，或者信仰冲突，有穆斯林和基督徒，还有印度教徒和锡克教徒。然而麦高登表示，这些人没有像家乡的人那样相互打架，也许有时磕磕碰碰但都不会发展成一个事件。“语言沟通在重庆大厦也不是问题，因为他们通用英语。”

当然不可避免地，大厦里存在着种族成见。比如南亚人认为非洲人“智商低”及“天真”；而非洲人说南亚人“只会计划和思考怎么做生意”；印度人认为巴基斯坦人“总是喜欢打架”；东非人则说尼日利亚人不可信：“如果你发现有尼日利亚人住在你隔壁房间，赶快换房。”

但麦高登告诉澎湃新闻，“种族成见”在这里也并不是什么大问题。“基本上，重庆大厦里的人之所以有交集，是因为他们要‘做生意’。生意和赚钱对他们而言才是最重要的。麦高登记得一个巴基斯坦人曾当着印度人的面说：“我不喜欢他们（印度人），他们也不是我的朋友。但是我在这里为了赚钱，他们也一样，我们可没精力打架。”

在麦高登看来，如果一个人不能接受不同的文化、教义、道德准则，就无法在重庆大厦生存和经商。香港社会能够如此，就是因为其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最强调对金钱的追求。

“重庆大厦位于香港，但不属于香港”

两年前，麦高登针对广州的全球化现象做人类学研究，现在正打算将研究成果整理出版。他表示重庆大厦不同于广州，因为在重庆大厦里卖东西的往往不是中国人，而在广州常常是中国人在卖东西。“但广州依然和重庆大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很多重庆大厦里的人会出入广州，进行买卖。”

对重庆大厦里的人而言，中国内地就像是聚宝盆一般的廉价商品基地，从内地“进货”可以赚上很大一笔。有意思的是，麦高登告诉澎湃新闻记者，在“低端全球化”中，中国目前常扮演的角色是以低价出售“中国仿造”、“中国复制”。“这当然不是什么好事，但对于一些南亚、非洲人而言确是喜讯，因为他们可以用很低的价格买到一些高档用品。”

在书中，麦高登把“低端全球化”定义为“人与物品在低资本投入和非正式经济（半合法或非法）情形下的跨国流动，其组织形态常与发展中国家联系在一起”。不同于诸如“跨国企业”的“全球化”，在这种“低端全球化”下，非洲商人会提着塞满几百个手机的行李箱回到家乡，南亚临时工会给家里捎去几百美元的应急钱。重庆大厦虽然地处香港，却成为来自世界各地，尤其是发展中世界的人获得更好生活的平台。

“低端全球化不是世界的过去，至少在某些方面它是世界的未来。”在麦高登看来，重庆大厦作为“低端全球化”的中心，或许会因为租金、政策等不确定因素消失，但就更深层意义来看，重庆大厦会“留下来”。未来世界上会有更多发达世界与发展中世界的交点，越来越多发展中世界会出现在发达世界。

“今日的重庆大厦，就是明天的世界。世界会变得越来越文化多元化。”他感慨，“在以后，中国也不再只是中国人的，中国也会变得越来越文化多元化，这是任何因素都无法避免的。”

《世界中心的边缘地带：香港重庆大厦》（Ghetto at the Center of the World: Chungking Mansions, Hong Ko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