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辈学者做过的选题，年轻人还敢选作博士论文吗？

近日，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李碧妍博士就其新著《危机与重构：唐帝国及其地方诸侯》和复旦历史系副教授仇鹿鸣进行了一场对谈，对唐朝安史之乱以后中央政府如何应对藩镇割据的危机有精彩的讨论（详见澎湃新闻相关报道）。在活动中，李碧妍博士亦分享了自己写作博士论文并最终成书的历程。

我从大三开始做唐代藩镇的研究，当时对藩镇这个问题的认识还很模糊，后来的研究中我不断受到各种各样的启发，累积起来才呈现出这本书现在的样子。

这本书最早完成的部分是第四章“江淮：新旧交替的舞台”中的《韩滉与镇海军时代的来临》那一节。那时候我正在读大三，当时有个契机，是上海博物馆举办了一场“晋唐宋元书画国宝展”，其中有一幅很有名的作品就是韩滉的《五牛图》。后来在完成“隋唐历史与文化”专业课的作业时，我打算写唐代中晚期南方社会经济的问题，看史料的过程中发现韩滉这个名字很熟悉，回想起来他是一个画家，才知道他其实是唐代历史上很有名的节度使。这就和我们常识性的观点有差异：谈到藩镇时我们往往先想到河朔地区桀骜的北方藩镇，不会想到南方其实也会出现强藩，南方藩镇的节度使也会对政局产生大的影响，这就促使我继续研究这些问题。

非常幸运的是，在研究韩滉这个人物时，你会发现史料中关于这个人物的记载很微妙，但这种微妙又不像两《唐书》记载的张巡那样有显著的差别，而且不同史论对韩滉的评价也判若两人。这些问题对于大三时刚开始学习论文写作的我来说是很困扰的，再加上当时的历史基础也薄弱，不过我很感谢我能遇到这样一个研究对象，一则他还没有被别人系统研究过，不管我研究得如何，我都可以尽自己所能去感觉和发现一些问题，没有什么已有的研究思路会框缚我（当然，也因为如此，一开始的研究是会走一些弯路的）。另一方面，也正是遇到了这样一个人物，在我刚开始研究生涯的时候，我对文献就产生了一种敏感，非常注意文献彼此间叙述语句细微的差别，而唐史的研究是有两《唐书》、《资治通鉴》、《册府元龟》、包括《文苑英华》、《全唐文》或各类碑志、笔记小说中的资料可作比较的，这是研究唐史的一个先天的优势，也影响了我个人写作的一种写作方式，就是我基本不用孤证，所以如果我发现史料之间有些有叙述上的出入，包括叙述语气的不同，我就会特别留意，而且在研究中基本我都会追溯史源。这种写作方式当然与我个人的性格有关，但确实从一开始就养成了这样一种习惯。所以一个研究者倘若能遇到一个好的研究对象或课题，其实是很幸运的，作为研究者，并不总是我们在操作或成就研究对象的，实际上这是一个彼此成就的过程，在这一点上，我很感谢韩滉这个人物，因为他成就了我未来的研究方向、思考问题的一些方式。

在写完有关韩滉这个人物的本科毕业论文后，我的硕士论文很自然就想写韩滉所在的江淮地区的镇海军这个藩镇。于是我开始关注韩滉的后任、另一位重要的浙西节度使李锜叛乱的问题。当时有一个插曲，我在暑假写完初稿，放了两个月，又花了两三个月陆陆续续改了五稿，基本利用了所有现存有关李锜一事的史料。后来有次想查《唐研究》某一期中关于浙东节度使薛兼训的残志，突然发现陆扬先生几年前就已经发表了一篇有关李锜叛乱的研究论文。这一惊不小，因为我原以为像韩滉一样，没有什么人会研究李锜这个南方藩帅的。读完全文我当时是更加绝望了，我觉得李锜事件被陆扬先生写到这个份上，我这篇文章还有什么写作的必要呢。

当然痛苦归痛苦，毕竟已经定好了硕士论文的方向，不能不写啊。于是我就分析陆扬先生的这篇文章，我感到在李锜和中央的关系这方面，我能想到的陆文都想到了，我没想到的他也想到了，还有些地方是读了陆文后发现自己原来的想法是错误的，所以确实已经没有什么写作空间了。但是我的文章着力关注的李锜手下的军团构成问题，却是陆扬先生那篇文章不需要关注的一个层面。于是妥协的结果就是，我得再充实后者，而前者当然不能不碰，因为这个事件所反映的李锜和中央的关系必须作为背景有个交代，那我就主要引用陆扬先生那篇文章的研究成果吧。后来回过头来看，这真的是继韩滉一文后又一段很宝贵的写作经历。

为什么这样说呢？现在大家的研究各自的点都很小，彼此对话的机会其实是很小，有些甚至是很有限的，因此当你遇到这样的机会其实是鼓励你学习用不同的视角来看待问题。大约四五年后，一次偶然的机会我的导师周振鹤先生在出差日本的时候遇到了陆扬先生，就把我的文章请他评阅，那时我已经读博士了。陆扬先生当时又指出了几个我没有意识到的问题，在这之后我们关于这个话题又进行过几次交流。你会发现，两个人用同一批材料研究同一个问题，但切入的视角不同，看到的面向是不一样的，而且有时候你也会看到对方疏忽的一些盲点，而经过这样的写作，李锜事件本身的面貌却因此越来越清晰和全面了，对研究本身而言，这必然是一个进步啊。

事实上在我此后的研究过程中，比如奉天之难、神策军、河朔藩镇、永王之乱等，你会不断遇到一些高水平的研究者和他们的研究，你会越来越发现这真的不是一件可怨的事情，恰恰相反，是一件很好很好的事情。这些先行研究不是你研究中的路障或跨不过的里程碑，它们是一个平台，帮助你得以站在他们的肩上看到一些更远的风景。而从我个人的性格来说，我是比较喜欢有前辈学者带一程的研究方式的，就好比你小时候去的那些公园，我的研究风格是我不会选择大家都会走的那些公园主干道，虽然那里有公园最显豁亮丽的风景，但人很多比较闹，我会选一些小路去开辟或领略其他游人不太关注的别致小景。但是，这不是说主干道是无用的，事实上正是因为它们的存在你才不至于迷路或走歪路，而且当你领略完曲径通幽处的风景再回到主道上时，整个公园的丘壑走势、景致安排就能了然于胸了，那个时候的你心胸一下子就变得开阔了。因此你说你能不感谢这些前辈学者的优秀研究吗？

回到写作的过程上来，我觉得做研究要做有延展性的课题比较好，比如本科写一个人物或一起事件，硕士写一个藩镇，博士写一群藩镇和一个时代，这样一点点学习，从小到大地驾驭，知识基础、史料文献也会打得更扎实一点。这中间，我很感谢荣新江老师的《归义军研究》这本书，我觉得研究者如果要想写好一个课题，不妨在刚开始时选一个和自己的研究理路、对象比较相近的一本优秀作品作为范本来学习。我写镇海军的硕士论文时，在规划布局论文结构的时候就是学荣老师这本著作的。虽然很多人会把这本书当作敦煌学研究的典范，但在藩镇领域，这绝对是我迄今读过的最优秀的藩镇个案研究了，主体结构和细节考证都很精彩。当然，通过之前这些学习研究的经历，我个人也逐渐发现自己的研究特长在政治史领域，逻辑推理和对细节的敏感是我的长处。我觉得做研究一定要找到和自己性格特质契合的研究路数，比如有些研究别人做得是很好，但这种路数或这个领域不适合你，你学不来的，那就不要勉强自己去做。一个研究者若能发现自己适合做什么样的研究，有时候比你研究做的究竟是什么更重要，因为只有扬长避短才能做出自己的特色。

就好比后来我进了复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读博，起初我是不准备再做藩镇研究的，因为之前我所做的藩镇研究是以时间为线索，是纯政治史的研究。当时为了使自己今后的博士论文更像一篇典型意义上的历史地理专业论文，我最初选择的博论方向是唐宋时期的镇戍研究，准备做唐宋时期基层军事、行政区划，这也是历史地理学比较传统的关注对象。其实当时也已经搜集了不少资料，开题报告和中期考核也都通过了。但坦率说，制度史和宋史的研究并不是我的强项，心里更想做的还是唐代政治史研究，但又担心这和历史地理方向有出入。其实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周老师把我之前写的藩镇的文章推荐给了陆扬先生，我当时也没有想到，但陆扬先生读过我的文章后却是建议我一定要继续走藩镇研究这条路。这当然是给了我很大的鼓励，但那个时候我还是很犹豫的，毕竟留给我的时间只有一年半左右了。

但有一句话说得好，在最恰当的时间遇到最恰当的人，如果改换一下套用在我的博论写作过程中，那就是在最需要的时候遇到了最需要的书。因为就在那个时候，我读到了让我彻底下定决心依旧走藩镇研究之路的一本书——李峰先生的《西周的灭亡》。我当时一开始读这本书就被它吸引了，不仅是它的内容非常完整生动，展现给了我一副相当精彩的西周政治生活面向，是我以前完全没有想到的，关键是整部书对各种类型材料的结合运用，尤其是结构逻辑、写作方法、问题意识都非常契合我的研究理路。其实在刚读完李峰先生的序之后我就被感动并有点开窍了。继续往下读的过程，感情是很纠葛的，一方面你觉得它写得很好，你很想学，而且你已经感到藩镇研究似乎也能写出这个味道，并且就像这本书一样，能将政治问题和历史地理结合得很好。但另一方面你又觉得你已经定了博论题目，已无改换选题的可能，很难过。于是就这样纠结了一阵子，终于有一天我对自己说，与其这样纠结，留有遗憾，那还不如试试看自己能不能写呢。于是我花了两三周的时间读史料，准备先从安史之乱开始时的河南写起，于是就写了张巡的那篇文章。其实写完后，包括对河南史料的爬模，我基本上已经有信心把河南的问题梳理清楚了。再加上之前已有江淮的研究，虽然当时关中、河北的情况还不清楚，但至少我心里已经不怵了。

于是那天我拿着张巡的文章去见周老师讨论换题的事情，那天下着很大的雨。我告诉周老师我想换题以及换题的原因，其实只讲了半小时不到，但周老师听完后是非常支持的，并且告诉我，对一个博士生来说，如果你选择了一个研究问题，就要努力把这个问题做到最好，假如你都没有做好的信心，那为什么还要让自己来研究这个问题呢。那次谈话结束后我的心情真是一下子豁然开朗，相当开心，以至于我坐电梯到光华楼一楼，走出去看到外面下着大雨才想起把雨伞落在周老师办公室门口就这么出来了。后来我就花了一年时间把四章正文、一篇附录、一篇代结语写完了，绪论部分中的综述在硕士论文时就差不多写好了，增改的地方不多。

所以说，做研究的过程有时真不仅仅是写一个题目、作一篇论文的问题，它是一个在你与史料、研究、周遭学人互动的过程中不断认识自己、了解自己，甚至塑造与提升自己性格，当然也是各种因缘际会与体会人生美好风景的过程。其中的开心与难受，与写作时的兴奋或压抑一并构成了非常宝贵的人生经历和回忆。这些都是值得珍视和感谢的，而这些都是多年来一直进行藩镇研究所回馈给你的，因此能找到这样一个研究对象我觉得自己是很幸运的。

其实现在可以跟仇鹿鸣老师说一件事，就是他在刚开始介绍时说我的书中有一处引述了他在一次闲谈中提到的看法，那次闲谈实际上是他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下读到我硕士论文中写的“刘展之乱”那篇文章时给我提出的评阅意见中写的话。这篇文章后来就是参考了仇老师的意见，经过大的改动发表并成为博论和本书中现在的样子的，而这个事情同样是发生在我准备更换选题的那段时间，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说，仇老师也是促成我最终能写出《危机与重构》这本书的鼓励者之一。所以在这里也要谢谢他。

我的这本书有一个主标题和一个副标题，副标题叫“唐帝国及其地方诸侯”，顾名思义说明我要研究的对象就是藩镇。而从主标题“危机与重构”来看，这本书是有比较强的问题导向的，正因为我刚才说的，我在之前的研究中一开始就碰到了一些与常识性认识不一样的现象，所以我就在想是不是有很多定式化的理论都是需要重新反思的。比如安史之乱，你可能也要对它的一些固有观点进行思考，我们长期接受的诸如反叛、异族和汉族的对立等范式都要不断反思。比如，藩镇是不是你想象的那样骄横跋扈呢？我在研究藩镇时给我印象很深的事，就是仇老师说的，如果安禄山叛乱是一个很大的事件，藩镇是把唐帝国带向没落的罪魁祸首，那为什么唐帝国在安史之乱后还能有这么长时间的生存？另外唐朝灭亡也不是亡于藩镇，而是亡于黄巢起义。所以我就开始思考安史之乱究竟给唐帝国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

当然，这个主标题也是可以适用于很多时代、很多情况下的，宋代、明代也可以用。所以在这本书中你就要写出，从藩镇的角度看，唐代的危机是什么？怎样重构？它的危机与重构的特色表现在哪里，或者说区别于其他时代的藩镇时代的特色表现在什么方面。至于研究的角度，由于我博士读的是历史地理学专业，所以第一反应想到的首先是要把藩镇的空间结构体现出来，这也是大家比较容易看到的一个层面。而另一方面呢，正因为我本科、硕士做的都是唐代政治社会史的研究，所以除了空间结构外，我还想展现出一些其他方面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