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东德总理为何触怒了印度，又得罪中国？

由于美苏两大集团间的冷战，最终使得战后德国被一分为二。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这一方，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于1949年10月7日正式成立。东德成立之后，一个问题始终困扰着它——如何能让国际社会，特别是西方的美、英、法三国，承认东德是一个拥有完整独立主权的国家，而不是将它视作一个只是由苏联军队占领的德意志地区。因为只有这样，东德的安全才能得到国际法的保障，而不是仅仅依靠苏联的军事力量。

但对东德来说，想要获取国际社会的承认并不容易。到1958年为止，东德只是与社会主义阵营内的各个兄弟国家以及南斯拉夫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让东德的执政党——德国统一社会党更加难以忍受的是，在自己的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竟然还存在着一个“资本主义的毒瘤”——西柏林。对于想要过上更好物质生活的东德老百姓来说，当时只需要搬往西柏林，就可以投入西德的怀抱。大量的人员流失，特别是技术工人、专家、知识分子的出走，严重影响到东德社会的稳定与发展。

面对事关东德政权能否得以稳固的大问题，赫鲁晓夫提出了苏联解决西柏林问题的建议，并且在1958年11月27日向美英法三国发出了“最后通牒”：如果在六个月内西方三国拒绝就西柏林问题与苏联达成协议，那么苏联将单方面与东德签订对德和约，把苏联在柏林的职权交给东德，以后西方三国就不得不与东德政府交涉柏林问题、过境问题和运输问题。“第二次柏林危机”就这样爆发了。

东德想和印度做朋友

赫鲁晓夫的建议似乎使东德看到了曙光，因为一旦获得苏联在柏林的权益，那么西方国家就不得不同东德政府打交道，这样它们就不得不承认民主德国的国家地位。所以统一社会党领导人们为此感到欢欣鼓舞，觉得这是一个大好良机。为了开拓东德外交空间，他们感到有必要主动出击，首先就把目标放在那些倡导“不结盟运动”的第三世界国家，希望能够先争取到他们的外交承认。

1959年1月，民主德国总理奥托·格罗提渥率领政府代表团先后访问了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伊拉克和印度三个国家。这是东德政府的总理首次访问非社会主义阵营之外的国家，而在这三个国家中，尤其对印度寄予很大的希望。首先，东德希望能够和印度就两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开展对话；其次，希望能够把原先设在新德里的东德贸易代办处升级为领事馆。

但是当时的印度总理尼赫鲁对此并不感兴趣，格罗提渥希望印度可以承认两个德国，与民主德国建立外交关系，尼赫鲁却表示这个问题需要权衡利弊，他认为和东德建交对于印度来说是弊大于利的。于是格罗提渥就建议，既然不能立即承认东德，那么两国的外交部长能不能先就外交承认的问题做一些研究准备活动，尼赫鲁对此也毫不犹豫地拒绝了。他认为，如果让两国外长讨论这个问题，就意味着对民主德国的实际承认。至于对于把贸易代办处升级为总领事馆的建议，尼赫鲁也予以拒绝，认为现在印度对于民主德国的关系还不能有新的调整。

所以，格罗提渥的印度之行虽然气氛友好，但实际上对东德的外交而言没有获取任何具体实际成果。结束对印度的访问后，格罗提渥来到北京，他当时就对毛泽东说，他的印度之行只取得了一些道义上的成就。然而，即便是这些“道义上的成就”对于统一社会党的领导人来说也是弥足珍贵的，因为在他们看来，尼赫鲁已经东德视作一个可以对话的伙伴了。

相较于印度之行，格罗提渥随后对中国的访问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可以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友好关系在1959年达到了顶峰，而格罗提渥1月底的访华则是它的开端。在北京的这次会谈中，中国同意继续扩大与东德的贸易，并准备与东德签订一个长期贸易协定，而且在柏林问题上也得到了毛泽东的明确支持，东德还在上海设立了总领事馆。

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是东德的重要盟国、兄弟国家；印度是一个资产阶级国家，但从当时东德追求外交承认的角度来看，印度是一个需要花更多心思去努力争取和公关的对象。

1959年6月10日，德国统一社会党外交委员会向政治局提出建议，认为应该采取措施加强对印度的政治文化宣传，希望能够让印度的舆论明白，与其建立外交关系的必要性；在可见的一段时间内必须采取一切手段加强东德在印度的地位，争取改变印度对于德国问题的态度。这些措施似乎起到了一定的效果，尼赫鲁在8月10日曾经给格罗提渥写过一封信，他表示有兴趣与东德就和平解决德国问题以及其他问题开展一次实质性的讨论。

总理发言不慎，惹怒印度

就在这个时候，中印两国军队在朗久地区的马及墩爆发了军事冲突。但东德的领导人似乎还没有意识到这一冲突带来什么负面影响。他们一开始对于这个事件没有立即做出反应，对于印度还是继续之前积极争取的态度，并且打算在1959年底东德贸易代表团访问印度期间，继续向印度提出外交政治上的要求，改变印度对德国问题的态度，力求在新德里的贸易代办处升格为总领事馆。不过很快，东德就发现中印边界冲突的爆发将给他们带来了不利影响，他们担心印度会因为这个事件改变过去不结盟的外交路线；而且由于边界冲突的爆发，“民主德国”这个外交课题在印度被边缘化，这就让东德对印度的外交工作更加难以展开。

当时东德政府还没有对中印边界冲突公开表态，但从各个驻外机构发回给外交部的一些报告中可以看出，这些评估报告基本上只是单方面参考并引述来自中国方面的观点。考虑到东德与中国的亲密关系，以及二者相同的意识形态习惯，对于中印边界冲突，统一社会党内部基本站是在中国这一边的。

9月28日，正在访华的政治局委员马特恩在和聂荣臻的会谈中就认为，中印边界问题的实质是印度资产阶级害怕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影响，“现在没有第三条道路，尼赫鲁在找第三条道路，实际上当然是在走资产阶级道路。”

就在同一天，格罗提渥参加了在柏林举行的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庆祝大会，他在大会发表了一个讲话，谈到有关中印边界冲突问题时，他讲道：“最近一段时间内发生在中印边界的事件是由印度军队无故侵入中国的领土造成的。我们很高兴地从中国总理周恩来和印度总理尼赫鲁的声明中获悉，双方愿意以相互谅解的方式来解决这一问题。”格罗提渥的表态明显是支持中国的，而在庆祝中国国庆的大会上发表这样的言论，似乎也无可厚非。不过格罗提渥当时可能不会想到，正是这两句话给东德带来了极大麻烦。

格罗提渥的讲话内容第二天就在《新德意志报》上被刊登了出来，当时并没有引起多大的反响。但是到了10月21日，当中印在空喀山口再次发生武装冲突后，印度方面可能是受到了一名西德记者的提醒，突然关注起格罗提渥的讲话。印度的外交官找到东德驻印度贸易代办处，要求对方提供刊登格罗提渥讲话的报纸。印度国内的媒体则率先发起对东德的舆论攻击，有一篇文章就严厉指出：除中国以外，民主德国是在中印边界问题上第一个公开指责印度的社会主义国家。

面对印度报纸的舆论攻势，统一社会党的领导人们感到措手不及。他们意识到，这种情况势必会影响到12月底东德贸易代表团对印度的访问，于是在公开媒体上不再对中印边界问题发表评论，并向印度报纸发表声明：中印边界问题是中国和印度两国之间的事务，希望两国能以和平谈判的方式解决这一问题。

让东德感到尴尬的是，这一遭遇似乎并没有得到其他东欧兄弟国家的同情。保加利亚驻印度大使直截了当地表示，中国的观点在印度没有任何群众基础，东德就不应该在任何报纸或者杂志里公开支持这样的观点。《真理报》的驻印度记者也表示，格罗提渥先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在中印边界问题上如此大程度地表明立场让人难以理解。

为安抚印度，又得罪中国

为了平息印度人的不满，格罗提渥不得不重新公开表态。通过答记者问的方式，他再次强调：民主德国政府认为中国和印度的边界问题是这两个国家自己的事务，他对在拉达克开火这样的事件表示遗憾，他认为一切国际争端应该通过和平协商的途径求得解决。但是这样的表态，并没有让东德很快从“印度困局”中解脱出来，反而陷入到新的“中国困局”。

因为格罗提渥在新的表态中提到“他对在拉达克开火这样的事件表示遗憾”，这是站在印度立场的表达，在中国方面看来，事实上是印度军队入侵中国领土内西藏西北端的空喀山口以南的地区，而不是“在拉达克开火”。格罗提渥使用“拉达克”这个词就意味着他支持印度方面的说法，中方自然无法接受。而且中国怀疑东德之所以改变立场，是受到了苏联的影响。

11月13日，格罗提渥主动约请中国驻东德大使王国权吃饭，他很想向中国同志解释自己的苦衷。他对王国权说，尼赫鲁对他的讲话很生气，这是西德故意在挑拨印度政府反对他们。王国权则略带不满地回应道：“资产阶级对我们原来就是生气的，现在你讲它几句，自然就更生气了。”并且强调，格罗提渥总理“在我国国庆庆祝大会上讲的话是正确的。话虽然不多，但很有分寸。”格罗提渥则无奈地表示：“我们信赖中国朋友们的智慧……这个问题，让他过去吧！”

其实，中国对于东德这种前后不一的立场变化是非常不满的。外交部副部长曾涌泉11月28日在与东德驻华大使汪戴尔的会谈中就不无严厉地说道：“对两边都施与同情是不可能的，必须要搞清楚，捍卫谁，反对谁。……中方从来不会允许那种双方都有错误的立场，只会坚决地支持进步的一方，反对反革命的一方。……我们在任何事上都不会采取中立的立场，因为中立的立场就是资产阶级的立场。”

总的来说，东德本来在外交承认问题上就有求于印度，但由于格罗提渥的不慎表态触怒了印度，东德与印度加深外交关系的可能性完全化为了泡影，而为了安抚印度，格罗提渥后一次公开表态又在很大程度上得罪了中国。让中国感觉到东德并不是一个立场坚定的盟友。东德在1959年中印边界冲突问题上的表现，真是应了中国的俗话：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