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必烈为何先征大理，再灭南宋

11月14-15日，复旦史地所齐光领衔的西北史地研究青年创新团队召集举办了“多语言背景下的西北研究”青年学者会议，来自中央民大、陕西师范大学、内蒙古大学、兰州大学、宁夏大学、西藏大学、日本下关市立大学等高校的近二十位学者与会并发表报告。其中，多位与会学者能够解读满文、蒙古文、藏文、西夏文等多语言文献，在报告中呈现了相关领域研究的新成果。

谈及多语言档案在清代研究中的重要性，来自内蒙古大学的蒙古学专家齐木德道尔吉教授说：“清代是中国最后的封建王朝，是中国近代版图的奠定者，也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因此形成了多种语言的档案资料。这些资料的解读无疑对正确复原中国历史有重要作用，只靠汉文文献是不可能完成的。”清朝留存的档案文献有满、蒙、汉三种语言，乾隆朝时期还编写过满蒙藏回汉五种语言的文献资料。道尔吉教授以黑水城文献举例说：“（那里有）中世纪的蒙古文、回鹘文、粟特文、波斯文、阿拉伯文、藏文、西夏文、巴思八文等多种语言文献，资料内容也很丰富，然而中国无法独立完成这个整理研究工作，需要和日本合作，因为中国学界缺少能够解读多语言文献的学者。”

在会议总结阶段，复旦大学的蒙元史专家姚大力教授同样强调了民族和域外语言、文献对历史研究的重要性。他说，目前在中国大陆以及台湾地区，基于严格的语言学和文献学训练，能够流利阅读第一手文献资料的学者很少。中国历史研究目前的学术水准与它作为一个大国的地位是不相称的，中国少数民族历史文化及民族关系的研究水准与它作为一个多民族统一大国的地位是不相称的。希望比较年轻一代人能够向前走得更远。

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记者选择介绍部分报告内容，以飨读者。

兄弟宫斗：忽必烈为何先“征大理”，再“灭南宋”？

忽必烈进征大理国向来被描绘成是蒙古对南宋所实施的“斡腹”之谋。然而这一段历史的记载却有矛盾之处，有文献记载，忽必烈是1252年（壬子年）从漠北出发征伐南宋，又有文献记载，忽必烈是1253年（癸丑年）受命从河西出发攻打大理，两个说法在时间、地点信息上都有抵牾之处，究竟孰是孰非？

复旦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温海清借助西方世界的另一部“元史”——伊朗史家拉施特所著的《史集》认为，传统汉文史料之所以会出现相互矛盾的说法，关键是一个问题没有搞清楚，即蒙古征服南宋的既定方略就是以川蜀为突破口，进而攻下南宋，所谓“斡腹”之谋并不是蒙古攻宋的深谋远虑。传统汉文史料中为何会遮蔽或忽略这部分史实，忽必烈为何选择先“征大理”，再“灭南宋”？这些问题背后则另有故事。

温海清认为，13 世纪中叶，蒙古人绕道甘川藏区进征大理国，即所谓的“斡腹之谋”，只是一种典型的模式化叙述。宋元之际的人们，以及后世历史编纂者们，在讲述这段历史时通常认为，蒙古人当时已有假道藏区，先图大理国而后再迂回包抄，以捣袭南宋的战略远谋。然而，这一广为人们所熟知、接受的历史叙述，并非历史实情。

其实，经由汉中入川蜀而攻宋，才是蒙古长期以来所奉行的既定的灭宋战略。1252 年，忽必烈受其兄蒙哥汗之命从漠北出发进攻南宋，次年，他即在南方展开一系列活动，熟悉掌握了南方的情形。但他发现按照既定路线直接攻打南宋难度太大，于是请求蒙哥汗改变计划，先进攻大理国，再征伐南宋。最终，蒙哥汗同意了忽必烈的这一提议。但故事却并未结束。

温海清研究认为，蒙哥汗在登上大汗之位后，即将注意力转向蒙古尚未征服的世界。南宋是蒙古的征服目标之一，蒙哥汗对弟弟忽必烈攻取南宋抱持很大的期望，而攻取南宋也确实是忽必烈的主要目标。但是，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如何攻取南宋，兄弟二人却产生了分歧，而且随着矛盾的激化，蒙哥汗对忽必烈产生了极大的不满，二人暗生嫌隙。

如前所述，忽必烈受命不久后，即感到攻取南宋之艰难，希望先攻打大理，再征服南宋，对此蒙哥汗表示同意。但是从1252年受命之后，直到1256年，忽必烈掌握军事重权，却始终未对南宋展开大的军事行动，这令蒙哥汗十分不满，他派人到陕西、河南等地对忽必烈进行“勾考”，意即检查、考核。原本这期间，兄弟二人关系已有裂痕，而蒙哥汗这一举动更是激化了二人矛盾。过去历史研究认为，蒙哥汗、忽必烈二人矛盾是由于忽必烈经营汉地有方，暗中壮大自己的势力，蒙哥汗嫉妒，心生猜忌。温海清认为，这一解释固有其合理之处，但忽必烈长期在军事上回避正面攻打南宋，才是关键所在。

也正因为此事，而后蒙哥汗决定御驾亲征南宋，而其亲征之时，忽必烈已完全被排除在攻宋将帅的名单之列。关于此事，史籍中说，忽必烈因患脚疾，而留在了北方一个名叫合剌温只敦的地方。

蒙哥汗御驾亲征南宋，其选择的路线就是蒙古既定的灭宋战略：先攻川蜀、再打南宋。然而，蒙哥汗最终死在了征伐路上，未能实现征服南宋的宏愿。在此期间，对于蒙哥汗坚持既定战略，忽必烈可谓是忧心忡忡，十分忌惮南宋。

为何《元史》等汉文史籍中有意或无意忽略了蒙哥汗最初下达给忽必烈的任务是直接进攻南宋而非大理国？温海清认为，蒙哥汗最终死在征伐路上，对于蒙古人来说，这是一种挫折和失败，在史书上回避之，并不奇怪。至于忽必烈为何在攻下大理之后转而北上，则不得而知。或许，蒙军出征大理，损失严重，是忽必烈抽身北返的一个重要原因。

外蒙为何撤治：1919年发生了什么？

1919年11月22日，中华民国大总统下令撤销外蒙古自治。以往中国关于外蒙古的撤治，大多讨论的是，推行撤治的陈毅和徐树铮二人的政策得失、撤治与中国国内矛盾之间的关系等。而在蒙古国，撤治则被视为“蒙古革命”的序曲，并未有多少详细的探讨。

此次会议上，来自日本下关市立大学经济学部的副教授橘诚认为，中蒙两国对此问题的研究，其共同之处在于将这一历史事件置于“一国史”（各自国家的历史）的框架内加以认识和探讨，而他的报告则将其置于世界史的视野下进行研究，着重考察东亚其他运动与外蒙古撤治之间的关系。

外蒙古撤销自治的1919年，巴黎举行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和会，并签订了《凡尔赛和约》；在东亚，朝鲜的三一运动、中国的五四运动，以及蒙古以统一蒙古民族、建立统一国家为目的大蒙古国运动都发生在这一年。

橘诚认为，威尔逊于1918年1月8日在“十四点原则”中谈到了民族自决，即使其并未提及亚洲，但是民族自决主义确实给朝鲜和中国带来了希望。那么，威尔逊的民族自决主义是否传到了蒙古？这与蒙古的大蒙古国运动，甚至外蒙撤治有何关系？

橘诚首先考察了威尔逊民族自决主义在蒙古的传播史，最早出现威尔逊民族自决主义内容的蒙古语史料是波兰人沃洛索维奇写于1918年11月28日的一封信。沃洛索维奇出身波兰贵族，旅居蒙古，是个税务教官，他主张蒙古独立。所以，在这一时期，外蒙古自治政府通过他对于威尔逊的民族自决主义已经有所了解。而半年后发起的大蒙古国运动正是受了这一思想的影响。

一般认为，大蒙古国运动是日本利用谢米诺夫策划的。橘诚分析了中文、日文、英文、蒙文等多语种文献的记载发现，大蒙古国运动中所形成的决议文件中，其主导精神就是威尔逊主义，而且“威尔逊似乎从西伯利亚的美国代表那里知道了这封信”，蒙古临时政府也曾试图与威尔逊取得联系。

然而就在大蒙古国运动进行的同时，巴黎和会上对于亚洲和非洲民族愿望的忽视，使得韩国、中国、埃及等国爆发了大规模抗议运动。在中国，段祺瑞政府因五四运动而陷入窘境，为挽回政府声誉，一直希望夺回外蒙古，以实现恢复帝俄抢夺的失地。此时，外蒙古政府对大蒙古国运动毫不关心，持消极态度。中国驻库伦办事大员陈毅为了激起外蒙古自治政府的畏惧心理，企图增强驻外蒙古的兵力，利用自治政府的内部矛盾废除外蒙古自治。他拉拢部分蒙古王公，协议维护其特权，而作为交换条件，要求废除外蒙古自治。而徐树铮突然率军进入外蒙古，囚禁陈毅的同时，单方面撕毁陈毅与蒙古王公商定的协议，强行撤销自治。徐树铮的暴行在外蒙古掀起了恢复自治运动，最终，1921年2月恢复了外蒙古自治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