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行普遍兵役制之后，一场战争到底会造成多少伤亡

实行普遍兵役制之前

有一个人逃脱了埋身朗厄马克公墓的命运，在由大学生组成的部队中，他是个异数；因为他脾气暴躁，没能上大学；这个人名叫阿道夫·希特勒。希特勒在部队表现良好，尽管几次受伤，但仍继续服役，直到大战结束。他能活下来也是异数。他所属的第16巴伐利亚预备队在伊普尔打了一个月的仗后，原来的3600名士兵中只有611人没有受伤。一年之内，队里的老兵几乎无一幸存。如此严重的伤亡在所有交战的军队中司空见惯。这在两个方面代表着空前的流血死亡：总的伤亡人数与任何战争相比都绝对是最高的；从所占适龄人员的百分比来计算，伤亡率也是空前的，因为历史上从来没有如此大比例的人口投入过战斗。

确切的伤亡人数难以断定，任何军事史学家都知道，这个问题就像沼泽地，越想找到出路，陷得就越深。在19世纪实行人口普查之前，从来没有准确的平民人口的数字，所以且不说大多数情况中对军力的估计不可靠，即使可靠，也很难确定所报告的——通常也是不可靠的——战死的人数占全国符合当兵条件的总人数的比例。比如，虽然普遍相信罗马共和国在坎尼战役中投入的75000名战士折损了50000名，但我们无从得知公元前3世纪时罗马能够参军的总人数是多少，所以无法把那场灾难与公元1世纪条顿堡森林一役的失败相比较。

描绘1798 年金字塔战役中埃及的马穆鲁克和拿破仑的军队作战场面的油画。崇尚个人主义的“马上作战法”在经过操练的火枪射击术面前败下阵来。

不过，可以保险地假设，所有国家在普遍兵役制实行之前，军队都只占人口很小的一部分：1789年法国人口为2910万，军队人数是156万（虽然到1793年实行普遍兵役制后，军队扩大到983万人）；我们也知道，战斗中的死亡人数除极少数例外，一般不超过参战部队总数的10％；我们还知道，战争中真正打仗的时候不多（法兰西共和国从1792年到1800年间，陆上和海上加起来一共打了50场战役，也就是一年6场，按照早年的标准这已经是很高的数字了）。由此可以认为，19世纪以前，家中接到亲人战死的悲痛消息相对来说比较少见。拿破仑打仗动用的野战军规模庞大，有时相当于旧制度下法国军队的总和，战士死亡的人数亦随之升高。在莫斯科外的博罗季诺一役（Bordino，1812年）中，他胜得极惨，12万大军损失了28000人；而在几乎是首次有精确统计的滑铁卢战役中，拿破仑的72000人大军死了27000人，威灵顿的68000人中有15000人阵亡。

美国南北战争的数字（可靠数字是根据领取抚恤金的阵亡者遗孀的人数算出来的）显示出阵亡人数的上升：4年战争中打了48场大仗，南方军队的130万人死了大约94000人，北方的290万士兵有约11万人阵亡。南方军队比北方的阵亡率高，大约是7％对北方的3％；原因有几个，包括开小差的人较少，军队总人数少，因此战士轮到上战场的机会更多，等等。1860年，美国总人口才3200万；4年的战争造成20万年轻人的死亡，这给美国人造成了巨大的感情创伤，使他们痛恨战争；战争期间疾病和困苦使另外40万人丧生，更加剧了人民的痛苦。

1862年5月5日，美国内战的威廉斯堡战役。

一战：血流成河，尸横遍野

到1914年，过去战争中的主要杀手——疾病——已经不再是军队的克星。布尔战争（1899—1902年）是英军打的最后一次战士死于疾病多于死于子弹的战争。但这使得1914—1918年间的伤亡更加令人心碎。从军成了有利健康的生涯；由于公共卫生的改善和农业机械化导致的产量提高，士兵个个身体好，吃得饱；从某个意义上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伤亡如此之多，直接反映了前一个世纪期间婴儿死亡率的下降和平民人均寿命的延长。这些因素共同造成了人口的增加，结果是大批士兵被派往前线去送死，死亡人数连年剧增。

到1915年9月，在马恩河、埃纳河（Aisne）、皮卡第(Picardy)和香槟的几次战役中，法军前线作战的伤亡人数达到100万之众，其中1/3为阵亡。在凡尔登战役（1916年）中，法军有50万人死伤（一般死伤的比例为一比三），德军死伤超过40万；同年7月1日打响的索姆河战役的第一天，英军就阵亡20000人，几乎等于整个布尔战争期间由于受伤和疾病致死的总人数。

到1917年，法军已经阵亡了100万人；4月在香槟地区发动了又一次灾难性的进攻后，法军的一半作战部队拒绝执行再次出击的命令。这一事件被含糊地称为哗变，其实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在难以承受的伤亡概率面前的大规模罢战；到大战结束时，法军作战部队中9个人中就有4个或死或伤。1917年底，自1915年5月开始对奥地利作战的意大利军队也拒绝再战；他们在阿尔卑斯发动了11次劳而无功的进攻，遭受了100万人的伤亡后，在奥德联军的反攻面前一触即溃，直到停战也没能恢复元气。俄国军队的死伤人数没有统计数字，但那时俄军士兵也开始，用列宁的话说，“用脚投票支持和平”。若不是俄军在东普鲁士、波兰和乌克兰遭到惨败，无力支持临时政府，1917年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就不可能胜利。

回头看去，伤亡率的激增很容易找到技术上的原因。比起火药造成战争“胜负难分”的18世纪，无论是士兵手中的枪支还是辅助作战的机关枪和大炮，火力都增加了几百倍。据统计，死亡人数与发射的子弹的比例（不算大炮）从1/200下降到1/460。但是，火枪手最多每分钟发射3次，对垒的两军军力很少超过50000人；即使如此，几分钟的交火造成的伤亡通常也会引起一方或另一方惊慌后退，指挥作战的将领也正是希望通过造成敌方的惊慌来夺取阵地。到1914年，步兵的步枪每分钟能发射15发子弹，机关枪每分钟发射600发子弹，大炮每分钟能射出20发装满钢珠的炮弹。当步兵掩藏在战壕里的时候，大部分火力都白白浪费掉了，但他们一旦发动冲锋，如此猛烈的火力就有可能在几分钟的时间内消灭整整一个营的1000人。1916年7月1日第一纽芬兰团就遭到了这样的厄运，许多其他部队的损失也同样惨重。而且，在这样密集的弹雨中逃无可逃，因为需要经过几百码宽的死亡区才能逃回战壕。因此，士兵被猛烈的火力紧紧地压制在地面上，如果受了伤，经常只能慢慢等死。

军备竞赛：海上战略力量的兴起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高级指挥官想方设法在其他地方采用间接的方法来克服火力在前线造成的僵局，但均告无效。尤其是自60年前铁甲船取代了木制船以来，投入了巨额资金建造海军舰队，但舰队在大战中的作用却微乎其微。我们已经看到，木船组建的舰队借助欧洲的火药技术，无论在近海还是远洋都耀武扬威。欧洲的海洋大国驾驶着木船舰队征服了远方的民族，那些人即使获得了火药武器，在文化上也不适应面对面地抵抗欧洲人。

在欧洲的近海，各个海洋大国——其中首屈一指的是英国——不仅建立了对贸易通道和关键战区的长期统治权，而且娴熟掌握了有效支持陆上军队的手法，主要是通过封锁敌方和为己方运输后勤供给。德国就是怀着这个目标在20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和英国展开了建造无畏级战舰的竞赛，结果两国的海军各自增加了几十艘战舰（1914年，英国有28艘无畏级战舰，德国建了18艘），能够在20英里开外互相摧毁。德国海军参谋部希望在北海攻英国海军于不备，给英军以毁灭性打击，以此打通从北海出海的通道，攻击大西洋的贸易航线，破坏英国的商业。德国为此做的努力，特别是日德兰海战（1916年5月），没有成功，自那以后只能在自己的基地附近航行。在使用其迅速扩大的潜艇舰队对英国进行反封锁方面，德国倒是屡屡得手；1917年，德国潜艇击沉商船前连警告都不发，但后来英国海军部恢复了18世纪的做法，用军舰为商船队护航，限制了德国潜艇的活动。

英国企图重新起用传统的两栖战略，用海军把远征部队运送到敌人海防薄弱的地方，并从那里给自己的部队补给，可是在它唯一试用此法的地方——土耳其的加利波利（Gallipoli，1915年4月）——却遭到严重败绩。新近和德国结盟的土耳其守军表现出了他们300年前令基督教欧洲闻风丧胆的勇猛，也证明他们熟练地掌握了新的火力技术。在加利波利，岸上的火力打败了海上强国。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欧洲

在协约国和德国在法国西部战线上的猛烈交火中，海上战略力量最终起到的作用主要是确保美国的增援部队安全渡过大西洋。1918年，美国军队的到来使斗志消沉的法国人和难以支撑的英国人重新燃起了信心，却使德国人大为沮丧，他们那年春夏时分发起的5次“赢得战争”的攻势都被匆忙组织起来的防卫抵挡住了。1918年10月，德国人终于显示出前一年弥漫于法国人、俄国人、意大利人，甚至英国人中间的厌战迹象。德军所有的步兵部队和敌人一样，兵员业已换补了两遍，甚至三遍。尽管他们在东方战线上打败了俄军，在其他战线上也赢得了一系列胜利，击败西方国家似乎指日可待，但是，他们不再愿意做更多的、似乎越来越没有意义的牺牲。11月，在士兵无力再战这一无可辩驳的事实面前，德军最高指挥部签署了停战协定。

事实上，所有交战国都已师老兵疲。他们的苦难有敌人带来的，也有自找的。1914年大战爆发时，民众都热烈拥护；他们送自己的孩子上前线，相信他们不仅会打胜仗，还能赢得荣誉；相信战士们一定会头戴桂冠凯旋，那将证明他们对普遍兵役制的信任和对战争的投入是多么明智。战争彻底打碎了这个幻想。“全民皆兵”这个作为征兵政策基础的理念其实是建立在对人性潜力的根本性误解之上。

“全民皆兵”：各行各业都有兵员

尚武民族也许个个都是战士，但他们作战时非常小心地避免与敌人直接或长时间接触；如遇敌人顽抗，就会脱离战斗或后撤，认为那是可以允许的合理做法；不执迷于展示无谓的勇气；仔细衡量暴力是否有实际的效用。希腊人表现得更加勇敢，但他们虽然发明了面对面作战的方法，却并没有把作战的道德守则提高到必须达到克劳塞维茨式完胜的程度。后来继承了他们衣钵的欧洲人也对作战的目标有所限制，罗马人作战是为了巩固自己文明的地盘，主要通过确立可以防守的边界——这也是中国人军事思想的实质，而罗马之后的欧洲尽管战事频仍，但基本上是为了争夺在界限分明的领土内部的权力。

到了火药时代，国家间的战争仍然以争夺权力为目的，尽管形式发生了变化。宗教革命中表现出来的宗教上的分歧固然加剧了争斗，但新教徒只是对已经存在的权利提出质疑，并未为自己要求新的权利。另外，在所有的争斗中，交战方从未幻想过要动员起全体男性国民参加战斗。首先，劳动力密集的农业不允许这样做，而且也没有这样的财力；即使在物质上可以做到，1789年前的社会也一致把当兵视为极少数人的职业。人们正确地认为，打仗这么残酷的事情只有少数人干得了，包括因社会地位决定天生要做武士的人，还有在社会上无法立足，无奈只能从军的人；无论是雇佣军还是常备军，都是无业贫民，甚或不见容于社会的犯罪分子麇集的地方；他们被认为适合当兵，因为他们在和平生活中也会遭受同样的困苦。

勤劳肯干、有技术、有学问和有一定财产的人被排除在军队之外，这反映了对于战争对人性影响的一种通达的了解。过惯了舒适而有规律的生活、习惯于从事生产性劳动的人受不了战争的严酷。法国大革命在实现平等的狂热中，粗暴地把这一观念扔在一边，要使多数人也能享受之前少数人的特权，即贵族的武士地位所带来的享受充分的法律自由的权利。这样做并不能完全算错。许多正派人的父辈对当兵避之唯恐不及，但他们自己却成了出色的军人，无论是做士兵还是做指挥官：拿破仑手下最大胆敢闯的元帅缪拉（Murat）原来是学习神学，准备做神父的，贝西埃（Bessieres）是医学院的学生，布吕内(Brune)是报纸编辑。不错，斯大林和墨索里尼也曾分别做过神学院学生和报纸编辑，但他们属于后来的时代，而且本身就脾气暴烈。缪拉、贝西埃和布吕内在他们的时代都算是体面的资产者，他们对军旅生活的纪律和危险安之若素，这完全是他们的脾性碰巧使然。即使在拿破仑的军队里，他们也是例外。

1863年7月摄于葛底斯堡的《收获死亡》。那些尸体是那样生动地反映了战争，看到这些照片简直就像亲临战场。

100年后，他们的情况就很常见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军队里从士兵到将军，来自各行各业，他们中间许多侥幸活下来或没有受伤的人坚韧不拔，毫无怨言地在军中服役了两三年，甚至四年。但是，步兵200%～300%(原文如此，疑有误，当为20%～30%。——编者注)的伤亡率，伤亡人数越过100万大关，这些足以粉碎一个民族的斗志。到1918年11月，4000万人口的法国损失了170万男青年，意大利3 600万人口中有60万人丧生沙场，大英帝国战死的军人更是高达100万，其中70万来自英伦三岛上的5000万国民。

巨大的战争创伤：每天都提心吊胆

战前人口为7000万的德国虽然损失了200多万人，但居然一直坚持到最后，所以更加不同寻常。德国也付出了感情上的代价，但和流行于战胜国的情绪迥然不同。对战胜国的人民来说，他们再也不愿意承担如此惨痛的战争代价了。“我不敢相信和平就要到了，”公公曾担任过英国首相的辛西娅·阿斯奎思（Cynthia Asquith）这样写道，“我想恐怕需要比过去更大的勇气……才能真正明白，战争结束后，死去的人再也活不过来了。”当然，对千百万家庭来说，1918年11月意味着终于不再需要像之前的4年一样，每天都提心吊胆，生怕来敲门的邮差会送来报噩耗的电报，但阿斯奎思的感觉没有错。伤亡数字如此巨大，几乎每一个家庭圈都有或死或伤的人，这种痛苦是终生无法磨灭的。即使在今天，英国报纸的“纪念”栏目里还有回忆近80年前死在战壕里或无人区的父亲或兄弟的文章。如此之深的心理创伤不会随着记忆的模糊而愈合。它们继续在人们的意识里，在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国民意识里化脓溃烂。

法国为了防备痛苦的壕堑战重演，建起了实实在在的高墙，沿法德边界修筑了一道水泥工事——马其诺防线，第一期的造价（30亿法郎）就赶上了英国1906—1913年间建造无畏级军舰计划的总预算。这条防线犹如一组巨大的内陆舰队，是为了阻拦未来的德国军队，使其永远不能踏上法国的领土——根据和平协定，德国当时的军队等于被解散了。英国人也和法国人一样，对再次打仗反感憎厌，但没有他们那么现实。1919年，在曾任英国海军部部长及陆军大臣兼空军大臣的温斯顿·丘吉尔的推动下，英国通过了一项决定，规定“为制定（国防）预算之目的，（应当假设）以任何日期为据，10年内将不打大型战争”，而且这条“十年规则”每年顺延，直到1932年；即使在那以后，尽管1933年阿道夫·希特勒在德国上台，信誓旦旦地要推翻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成果，但英国在1937年以前都没有采取任何实质性的措施来重整军备。与此同时，希特勒重新建立了普遍兵役制，开始在新的一代德国青年中重振武士文化。

（本文摘自《战争史》，[英] 约翰·基根著，林华译，中信出版社，2015年9月。标题及小标题系编者所拟。经出版方授权，澎湃新闻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