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西方经济学史的分期：对传统观点的辨析

目前我国已有不少专论或分论近代西方经济学史的著作，而且大都遵循着某种存在已久的格局或模式。我的目的不是固守旧的格局或模式，在业已不短的此类书单上再加一部，而是在尽可能充分地占有资料的基础上，依据经过长期深入研究所得出的新认识，重新加以论述。

《亚当·斯密以前的经济学》，晏智杰 著，商务印书馆2021版

近代西方经济学史：对象和范围

从时间上说，所谓“近代”，既不包含古代和中世纪西方经济思想，也不包含通常所谓“当代经济学”；从内容上说，依照我国学界许久以来的传统说法，所谓“西方经济学”，既不包括近代各种社会主义学说，也不包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本书实以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史为对象，以西欧重商主义为上限，以凯恩斯主义为下限，前后大约四个多世纪。这期间，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学经历了一个复杂曲折的发展过程，出现了难以尽数的经济文献与人物，我们的论述既不宽泛到无所不包的“经济思想”，也不局限于所谓的“经济分析”，而是介于其间的“经济学说”。片断零碎的经济观点不在其内，而囊括在内的未必都称得上是“分析的或科学的”。

主流与支流、正宗与异端的分野和斗争，贯穿于近代西方经济学的发展过程中。主流和正宗是指一定时期已被确认的、有既定体系的、被认为代表着正统观点、具有权威地位的学说，而与之相悖者通常被视为异端，处于支流地位。我们的论述当以主流为主，但也不忽略支流，而且力求如实揭示主流与支流的更替过程。

价值学说和剩余价值学说无疑在近代西方经济学中占有重要地位，但它们毕竟不是全部，甚至在许多场合也不表现为理论学说的着眼点和归宿点。经济发展及与此相关的各种社会经济问题倒是贯穿其中的一条主线或基线。因此，实际的情形比旧模式所包括的内容往往更丰富、更生动。本书力图全面地反映这个发展过程。

科学与非科学：划界标准

实践是检验认识的真理性的唯一标准。当我们遵循这条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来考察我们论述的对象时，应对这条原理做怎样的理解，对我们提出怎样的要求呢?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近代西方国家的产生和发展，归根到底是近代西方经济学研究的对象，也是后者产生和发展的客观基础，因此，这些经济学说是否具有科学性或者在多大程度上有科学性，终究要看它们是否或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这种生产方式的内在规律性和客观要求，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起怎样的作用。实践标准首先和最终地应被归结为生产力标准。

阶级分析必须坚持。真正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应当始终同实践标准相统一并服从于生产力标准，不这样理解，就可能背离实践和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陷入教条式的宗派偏见。应当看到任何一个社会阶级都有其产生、发展和消亡的客观历史过程，其在历史上或现实中也都经历过或者正经历着一定的变化，只有坚持实践的观点、生产的观点，才有可能对包括资产阶级在内的各阶级的地位和作用，对它们的经济学说，做出恰如其分的公正评价。

作为近代西方经济学的依托和研究对象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已经发生并将继续发生变化，这种变化既反映在生产技术方面，也反映在经济关系方面，这两个方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并共同促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出现了阶段性的变化，例如，以自由竞争为主和以垄断为主即是两大基本阶段。这种情形要求人们在考察近代西方经济学时，应对处于不同阶段的人物及其学说进行具体的历史的分析评估，将不同的学说同各自相应的历史阶段和时期相对照，避免由于对实践的演进缺乏理解而导致理论评估上的偏颇。

实践既是检验认识的真理性的唯一标准，那么，任何理论、学说、主义及思想都不能也不应被用来排挤甚至取代实践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即使马克思主义也不例外。理由很简单，存在是第一性的，思维是第二位的，思维是否正确或具有真理性，要受存在的制约和检验。马克思主义是伟大的真理，但这绝不意味着应以之作为真理性的标准，相反，只有坚定不移地坚持实践标准，才能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使之永葆真理的光辉。

在科学与非科学的划界标准问题上，当代西方科学哲学中存在着证实论与证伪论之争。我们应当坚持实践基础上证实与证伪的统一，并以证实为主。任何经济学说，如不能被实践证明其真理性，便算不上是科学的、正确的。同样，任何经济学说如没有被证伪的任何可能性,也不会是真正科学的、正确的。不会被证伪即所谓绝对的、永恒的真理不过是一种形而上学的观念。另一方面，就经济学说而言，如果没有被证实的任何可能性，或者只能被证伪，则属谬误无疑，然而正因为如此，这样的学说必无立足之地。实际的情况是，近代西方经济学始终处于不断被证实又不断被证伪的过程中，没有任何一种学说可被尊为永恒的真理，也没有任何学说可被贬为绝对的谬误。在这种被实践不断证实又不断证伪的过程中，近代西方经济学是不断接近真理，还是愈益远离真理，实践已经并将继续做出回答。

近代西方经济学史的分期：对传统观点的辨析

我们知道，马克思在19世纪60年代曾将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发展明确地划分为古典政治经济学和庸俗政治经济学两大阶段。长期以来，这种划分成为不可移易的准则而不断被重复和强调。对于马克思未曾论及的时期，人们则把古典与庸俗的划分加以扩展和引申，将古典期以前的重商主义称为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前史，而将马克思所说的庸俗期以后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称为进一步庸俗化或晚期庸俗期，国外一些以马克思主义相标榜的著作，还曾提出过资本主义总危机条件下的庸俗化、由内涵的（经济的）庸俗化到外延的(非经济的)庸俗化一类说法。

历史和现实早就对这种划分提出了严峻的挑战，这挑战既涉及上述划分所依据的根本前提，也涉及对资产阶级经济学性质和职能的基本估计。大家知道，马克思曾断言，1830年法国和英国的资产阶级夺取政权，“它敲响了科学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丧钟”，而且，此后不久城乡无产阶级运动的出现和空想社会主义的传播，“庸俗经济学的丧钟已经响了”；马克思还断言，作为一个阶级的意识形态，无论古典经济学还是庸俗经济学，必将随“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一同寿终正寝，取而代之的只是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这是一个完整的论断，不仅论及古典经济学，而且论及庸俗经济学（此点易被忽略），换句话说，论及的是全部的资产阶级经济学。这是一个严密的论断。在这里，对资产阶级经济学历史命运的论断是以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命运的论断为前提的，前者是后者的必然结果。这还是一个具有明确时限的论断，众所周知，马克思曾对19世纪中叶以后西欧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蓬勃兴起的无产阶级运动寄予厚望，并断言社会主义革命不久便会在这些国家同时获胜。

马克思的上述论断并未完全变成现实，历史的发展超出了马克思的设想。事实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为之服务的资产阶级经济学，迄今仍然存在，还在发展，并同社会主义制度及社会主义学说进行着激烈的较量。在这种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原有的论断（包括分期）做出修改，不仅是必不可少的，而且不如此便不能使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精神加以光大。如果宣称资产阶级经济学在马克思断定其丧钟敲响之后的继续存在和发展是所谓进一步庸俗化，而且认为还要庸俗化下去，那么，我们有理由指出，这种论断并不符合马克思的原意，因而不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以其古典和庸俗的分期，突出强调了古典经济学的进步性与科学性，庸俗经济学的反动性和辩护性。这有历史的需要，也有历史的根据，尤其是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当他断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连同资产阶级经济学即将灭亡之时。问题在于，当历史的发展超越了马克思的设想，出现了一系列具有重大意义的新事实、新现象和新趋势时，要不要调整我们对西方经济学（包括近代和当代西方经济学）的性质和职能的认识。

事实一再表明，西方经济学在其产生和发展过程中，从整体上说，总是既带有为资本主义制度进行辩护的规范性，又带有研究实际问题、寻求经济生活规律的实证性。这是统治阶级的需要，也是社会经济生活的需要。还应看到，这样的两重性往往相互结合和相互渗透地并存于同一学说或同一经济学家身上。尽管在不同时期和不同人那里，上述两重性的比重不尽相同，甚至很不相同，但只属其中之一者毕竟不多。亚当·斯密和李嘉图一向被看作古典经济学的伟大代表者和完成者，然而他们学说中同时存在着庸俗的因素，这是马克思早已指出了的。萨伊和马尔萨斯一直被斥为庸俗经济学的创始人，这不是没有理由的，可是谁又能否认萨伊倡导自由竞争、反对封建残余势力的历史进步作用呢？即使是马尔萨斯的备受责备的人口论，我们现在终于明白，也必须予以谨慎和全面的分析，不能再以一概否定为满足。这些例证足以证明，对近代西方经济学必须以全新的眼光重新加以审视。

本书采纳的分期及全书结构

依据近代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演变的历史进程，依据这时期流行于这些国家的主流经济学业已显示的特点，我以为可以将近代西方经济学史划分为以下三大时期。

（一）前古典经济学时期

这是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产生和形成的时期，始于对资本主义进行最初的理论探讨的重商主义，迄于18世纪中叶法国的重农主义；大体上同英法两国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的前期和中期（16世纪中叶到18世纪中叶）相始终。研究领域起初局限于流通领域（主要是对外贸易，后来逐渐转向生产领域主要是农业）。研究方法，在同中世纪经院哲学的逐渐背离和决裂过程中，呈现出向唯物主义抽象方法逼近的倾向。取得了若干理论成果并为当时主政者的经济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和论证，但尚缺乏坚实的理论基础和完整的理论体系。在经济政策主张方面则表现为从国家干预主义逐渐向自由放任主义的过渡。

（二）古典经济学时期

这是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业已形成并且取得长足进展的时期，始于古典经济学的伟大代表者亚当·斯密，迄于对古典经济学此前发展做出第一次综合的约翰·穆勒，大体上同英法等国工场手工业后期和第一次产业革命时期相始终，从18世纪下半叶到19世纪中叶。古典经济学家坚决和鲜明地代表产业资本的利益，但其中也有人表现出对封建势力的容忍和妥协。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探讨并发现了经济生活中若干内在的规律，但也不乏辩解性理论。在理论研究方法上呈现出前进与倒退，科学与谬误并存的复杂图景。经济政策主张方面占支配地位的是自由放任。

（三）新古典经济学时期

这是对古典经济学予以修正和补缀的时期，始于西方经济学的“边际革命”，迄于对此前西方经济学做出第二次综合的马歇尔，从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30年代。新古典经济学家在同社会主义学说以及资产阶级经济学内异端学说的斗争中，试图为资本主义制度锻造更有效的武器，因而在研究方法和基本理论方面均对传统古典经济学有所继承，又有所修正。不过，自由放任主义仍是其一贯的信条。在20世纪30年代初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震撼下，新古典经济学在西方经济学中的支配地位逐渐被凯恩斯主义所取代，但在近些年来凯恩斯主义有所失势的历史条件下，新古典经济学以及古典经济学又有某种程度的复活。

我们将以几部著作分别论述以上三个时期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历史。在材料编排上，以历史顺序为主线，兼顾学说内容；在史实取舍和论述上，当首先着眼于各种学说或经济思想家的历史地位或重要性，同时为切合我国读者需要，对人们易见的文献偏略，对难觅的文献则适当偏详。

（作者晏智杰为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前院长、教授，本文摘自《亚当·斯密以前的经济学》一书，澎湃新闻获授权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