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与罗尔纲：《师门五年记》出版始末

罗尔纲身上有两个标签，一个是“亲炙胡适的胡门弟子”，一个是“太平天国史研究专家”。两个标签不能说是因果，但关联是明显的。因为这两个标签，胡适与罗尔纲为后人留下了“一幅师友切磋乐趣的图画”。这幅图画，名曰《师门五年记》。

罗尔纲

写作缘起

1930年5月，罗尔纲将从上海中国公学毕业。当时，有两条路子让罗尔纲犹豫：一条是学习创作，一条是研究历史。经反复考虑，罗尔纲决定研究历史。于是，他以书信形式将自己的志愿告诉了胡适，并请胡适给予帮助，“以便在国内的历史研究院或者大图书馆中‘半工半读’”。胡适回信，“此间并无历史研究院，中央研究院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又远在北京。大图书馆此间亦甚少”。胡适乐于成人之美，但根据实际，罗尔纲的愿望一时不易达成。随后，罗尔纲表示，北京、上海都行，只要是不与学问脱离关系的地方都可以。

不久，胡适与罗尔纲见了一面。胡适告诉罗尔纲：“我知道你，你去年得到学校奖学金，你的文化史论文很好。我读了你的信，很明白你的情形。你毕业后，如果愿意到我家来，我是很欢迎你的。”对此，罗尔纲喜出望外，深表感激：“学生能够到校长的家去，在一个伟大的灵魂庇荫与指导之下去工作念书，实在做梦也没有想到……学生是个志向向上的人，到校长家去，是要竭尽自己的所能，谨谨慎慎地跟着校长走，如果校长以为学生是尚可以栽培的教训的，学生实愿毕生服侍校长，就是到天涯海角也去。”字里行间，似有夸大之辞、溢美之嫌。但站在罗尔纲的角度，“北漂”的他出身卑微、学历有限，能够有胡适这样德高望重的人物为自己开出一条新路，感恩怀德也不是矫情。

1930年6月23日，“狂喜无既”的罗尔纲搬进了位于沪西极司斐尔路49号甲的胡家。当时，罗尔纲主要有两个任务，一个是辅导胡祖望、胡思杜二人读书，一个是抄写胡适父亲胡传遗集。两个主要任务，又以后者为主。5个月后，胡适举家从上海迁往北京，罗尔纲随行。到了北京，罗尔纲继续抄录胡传遗集。之后，协助胡适校勘《聊斋全集》各种版本。

1931年11月10日，罗尔纲回乡省亲。原本盘算早日回京，却因战事与家事影响，一再延误。直到1934年3月25日，罗尔纲才重入胡家，前后两年有余。这次，胡适没有安排罗尔纲固定工作，只是让他读书研究。也正是从这个时期开始，罗尔纲走上了研究太平天国历史的学术道路。

1937年7月7日，侵华日军发动卢沟桥事变。北平沦陷后，罗尔纲南迁。同年9月，胡适临危受命，以北大文学院院长身份前往美国开展外交。至此，两人天各一方，师友情缘告一段落。从1930年6月进入胡家，到1937年7月师友相别，除去广西两年多时间，罗尔纲亲炙胡适差不多五年。

1943年2月，广西桂林文化供应社总编辑钱实甫拜访人在桂林的罗尔纲。当时，钱实甫正约马君武、梁漱溟等广西名人写自传为学记。这时的罗尔纲在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专门研究清代军制与太平天国史已有数年，且成果累累。但罗尔纲十分谦虚，认为自己是一个“后生末学”，不能与马、梁二人并提，故而一再婉拒。钱实甫再三邀约，罗尔纲想起胡适以“不苟且”三个字教自己，觉得这一段故事“或许可以使青年人领会得到一位当代大师那一条教人不苟且的教训，去做自学任事的信条”，最终允诺。

从1943年2月底动笔，到1943年3月初脱稿，罗尔纲花了不到半月时间完成书稿。这个小书名为《师门辱教记》，也就是后来的《师门五年记》。

师友切磋

《师门辱教记》只有四万余字，六节分别是《初入师门》《〈蒲松龄的生年考〉与〈醒世姻缘传考证〉的启示》《回乡省亲走上研究太平天国史的路》《重入师门》《史学研究会与北京大学考古室》《煦煦春阳的师教》。全书内容大体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罗尔纲随胡适求学问道，一方面是胡适对罗尔纲嘘寒问暖。

关于为什么取名《师门辱教记》，罗尔纲的解释是感到有负师教，有负胡适对他的希望。不过，通过书中内容，以及结合罗尔纲日后所得成绩，我们可以说，罗尔纲并没有辜负师教，也没有辜负胡适对他的希望。甚至可以说，罗尔纲是胡适“勤谨和缓”治学“四字诀”的实践者和示范者。李先富在《论胡适对罗尔纲史学研究的影响》中指出，“文献中虽然没有胡适以此‘四字诀’教育罗尔纲的记载，但他对罗尔纲的教育、要求和批评却是这‘四字诀’的具体体现”。

《师门辱教记》

“四字诀”之一是“勤”。勤，即是“眼勤手勤”。胡适认为，勤是自学成败的第一关头，“凡能勤的，无论识大识小，都可有所成就”。我们通常说的“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等，说的都是这个道理。罗尔纲的“勤”，表现之一是抄录胡传遗集。胡传的全部遗集分为年谱、文集、诗集、申禀、书信、日记六类，约有80万字。这份工作要小心、方法和耐性。三者之中，又数耐性最为重要。因为，胡传的遗稿“东涂西改、左添右补”，辨认十分不易，加上又是一部巨著，不能持之以恒是没法完成的。整理艺风堂金石拓片是罗尔纲“勤”的又一表现。罗尔纲花了三年时间，从周、秦整理到了宋代。虽然因为战乱，没有完成这件道远途长的苦工，但罗尔纲乐此不疲，受益匪浅。他说：“我究竟给这件工作训练，使我养成一种更大的忍耐，一种锲而不舍的精神去从事我此后所要做的任何一种工作。”古人说，“板凳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耐不住寂寞，受不了清苦，不能做到埋头苦干与坚持不懈，不能摒弃心浮气躁与急功近利，想要有所作为、有所成就，是不大可能的。勤，说到底是一种心劲、韧劲、后劲，是日积月累磨出来的，是寒来暑往熬出来的。

“四字诀”之二是“谨”。所谓“谨”，即是“不苟且”，“一点一笔不放过，一丝一毫不潦草，举一例，立一证，下一结论，都不苟且，即是谨，即是慎”。胡适认为罗尔纲身上有一种狷介的品行，这种狷介就是在行为上不苟且。胡适说：“我深信凡在行为上能够‘一介不苟取，一介不苟与’的人，在学问上也必定可以养成一丝一毫不草率不苟且的工作习惯。”所以，胡适很早就对罗尔纲强调，说他那种一点一划不肯苟且放过的习惯就是他最大的工作资本，这不是别人可以给他的，这是他自己带来的本钱，“有了这种不苟且的精神，无论在什么地方都可以有大进步”。胡适也一再告诫罗尔纲，“偶然一点不留意，偶然松懈一点，就会出漏洞，就会闹笑话”。罗尔纲接受了胡适的教导，将“谨”自觉应用于自己的读书治学。如，关于李清照《金石录后序》中张冠李戴将王涯记作王播，以及袁枚《祭妹文》中“诺已”一词分开读便差之毫厘、失之千里，罗尔纲写了两段札记。胡适的评价是：“你的两段笔记都很好。读书作文如此矜慎，最可有进步。”胡适还将古人的“子归而求之，有余师”转赠罗尔纲，以示激励。又如，经历胡适写作《蒲松龄的生年考》与《醒世姻缘传考证》，罗尔纲感到“十分荣幸”，表示自己做学问的态度和方法便是亲承师教读了两篇考证得来的。这里的态度和方法主要就是谨慎，即“不苟且”。

“四字诀”之三是“和”。所谓“和”，指的是心平气和，即是“虚心体察、平心考察一切不中吾意的主张，一切反对我或不利于我的事实和证据”。如果能够抛弃成见，服从证据，舍己从人，则“和之至也”。罗尔纲让胡适十分欣赏的一个方面就是他的虚心。胡适说：“尔纲对于我批评他的话，不但不怪我，还特别感谢我。我的批评，无论是口头，是书面，尔纲都记录下来。有些话是颇严厉的，他也很虚心的接受。”虚心听取意见、建议方面，罗尔纲确实做得很好。如，罗尔纲写《春秋战国民族史》的过程中，根据的史料以《左传》为主，并参考《世本》《竹书纪年》各书。胡适了解了罗尔纲的研究后，就史料问题对罗尔纲作了尖锐批评：“你根据的史料，本身还是有问题的，用有问题的史料来写历史，那是最危险的，就是你的老师也没有办法帮助你。”鉴于中国上古史资料稀缺，胡适建议罗尔纲研究中国近代史，“因为近代史的史料比较丰富，也比较容易鉴别真伪”。又如，关于罗尔纲的《太平天国史纲》，胡适批评罗尔纲：“你写这部书专表扬太平天国，中国近代至今太平天国之乱，几十年来不曾恢复元气，你却没有写。做历史家不应有主观，须要把事实的真相全盘托出来，如果忽略了一边，那便是片面的记载了。这是不对的。”胡适的话，让罗尔纲“毛骨悚然”，但这番话确实引人深思、教人奋发。有的时候、有的问题，胡适作为“外行”提出意见、建议，罗尔纲也是恭敬聆听。如，罗尔纲研究清代军制，将自己的计划寄给胡适。胡适表示“恐不配批评”，但还是谈了一家之言，“鄙意研究制度应当排除主观的见解，尽力去搜求材料来把制度重新构造起来，此与考古学家从一个牙齿构造起一个原人一样，这可称为再造Reconstrud工作”。此外，胡适还提了研究的方法、步骤和需要注意的地方，让罗尔纲颇受启发。可见，即使是“外行”的话，也未必全无道理、全不管用。

“四字诀”之四是“缓”。胡适认为，“缓”字在治学方法上十分重要，“其意义只是从容研究，莫匆遽下结论。凡证据不充分时，姑且‘悬儿不断’”。年轻时的罗尔纲，在这个方面也得到了良好的教训。如，罗尔纲写了书评《聊斋文集的稿本及其价值》，这是一个急救章。胡适读后，对罗尔纲的草率、武断作了批评，指出“判断的不易，正如考证不易下结论一样”，做文章要站得住，就“不要有罅隙给人家推翻”。同样，就罗尔纲写的《清代士大夫好利风气的由来》，胡适通过书信的形式加以告诫，“这样的文章是做不得的”，因为“这个题目根本就不成立”。胡适认为，做新式史学的人切不可胡乱做概括论断，“常作文字，固然是好训练，但文字不可轻作，大轻易了就流为‘滑’，流为‘苟且’”。再如，《上太平军书的黄畹考》经历三稿，胡适才认为证据充分、结论可靠，才帮罗尔纲拿去北京大学《国学季刊》发表，成为罗尔纲第一篇在国内著名学术刊物上发表的考证文章。这次写作经历，让罗尔纲深刻明白，做文章不能急，“应该一改、再改、三改，方才少免错误”。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说：“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不管王国维原意如何，也不管世人如何解读，都不可否认的是，做学问不可急，也急不来。这也是胡适所倡导的“缓”。

当然，胡适所说的“四字诀”，勤、谨、和、缓之间并不是泾渭分明、各自独立，而是彼此关联、融为一体。胡适说，罗尔纲“有他那样一点一划不敢苟且的精神，加上虚心，加上他那无比的勤奋，无论在什么地方，他都会有良好的学术成绩”。胡适作出这个“预言”是在1948年8月，虽然上天并没有给他时间看到这个“预言”能否兑现，但罗尔纲后来近半个世纪的勤、谨、和、缓，以及他所取得的学术成绩，确实证明了胡适所言极是。

《师门辱教记》中，关于罗尔纲在胡适家中的日常所占篇幅虽然甚少，却十分出彩，细细读来，令人动容。换言之，胡适对于罗尔纲，学术上是耳提面命的严师，生活上是情真意切的益友。

上个世纪30年代，中国内忧外患，积贫积弱。家在广西人在上海的罗尔纲能够到胡适家中做家教、做学问，这是何其有幸，何其难得！在胡适众多的弟子门生中，也只有罗尔纲有这份福气。而且，罗尔纲在胡适家中，衣食住行基本上没受委屈。罗尔纲自己也坦言：“我还不曾见过如此的一个厚德君子之风，抱热诚以鼓舞人，怀谦虚以礼下人，存慈爱以体恤人；使我置身其中，感觉到一种奋发的、淳厚的有如融融的春日般的安慰。”

罗尔纲年轻时体弱多病，常怀着一个“死亡的恐怖”。胡适以张元济为例，开导他“一个人要有生命的信心，千万莫要存着怕死的念头。怕死的人，常常不免短命，有生命自信的人，精神才会康健的”。罗尔纲听了这番劝诫，渐渐学会了自我鼓舞。胡适自己也是抱着“生吾顺事，殁吾宁也”的心态应对“归去”之可能。胡适说：“我是不把病当作病看的。一个人到了要死的时候，就让他死去好了，就是我不当作有病看待，所以我能很快的恢复。”可以说，这方面，胡适自己也是罗尔纲一个很好的榜样。

胡适对罗尔纲的关怀，于细节最可见。如，罗尔纲重返胡家时，胡适亲自到车站去接。因兖州一带战乱，列车误点。胡适回家后，又电话车站，询问消息。又如，当收到罗尔纲的清代军制研究计划时，胡适正在协和医院检查身体。但他不顾病体，冒着酷暑给罗尔纲回信，且一回就是两函，既教训，又鼓励，苦口婆心，纸短情长。

胡适

胡适与罗尔纲之间还有一段交往不能不提：1936年春，罗尔纲已在北大考古室做了两年助理，可职务和待遇都不曾上升。因蒋廷黻出任驻苏大使，罗尔纲的朋友吴晗、谷霁光等就推荐他去清华接任，清华文学院院长冯友兰也表示接纳。但胡适却作了辞谢。胡适的意思是，中国近代史包括的部分很广，而罗尔纲当时还只是研究了太平天国一部分；加上蒋廷黻是个名教授，不是谁都能轻易顶替。胡适对罗尔纲说：“如果你在清华站不住，你还回得北大来吗？”胡适说这话时，想必是有所考虑的。当初，二十几岁的他能够在北大站稳脚跟，固然与自身学历学识有关，但“面对着一般思想成熟的学生”没有引起风波，也多亏傅斯年等人的“保护”。如今，罗尔纲贸然进入清华，能有自己一般幸运吗？听了胡适的解释，罗尔纲幡然醒悟，明白了胡适对自己的爱护。俗话说，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与其日后招架不住落荒而逃，不如眼下安分守己蓄势待发。不得不说，胡适是睿智的，也是周全的。不久，鉴于罗尔纲的生活实际，胡适为他争取了地位的提高和待遇的改善，并为他配备了助手，使他更有心思读书治学。

总的来说，罗尔纲跟随胡适五年，胡适给的明显不是一个工作机会，而是一个学习机会。虽然，这只是胡适与青年交往的一个特例，但对于青年人才的教育，胡适总是以自己的方式发掘、提携、帮助、指导或者建议。可以说，“教育固然只是胡适先生丰富人生阅历中的一部分，但它已经内化为胡适先生的一种自觉的人生责任与本能”。（王贺元语）

出版风波

《师门辱教记》完成以后，罗尔纲并没有马上把书稿寄给钱实甫，而是把书稿留在手中，主要是担心里面有“不得体的话”。罗尔纲的谨慎，也由此可见一斑。罗尔纲妻子陈婉芬也建议让胡适看过再做安排。但这时的胡适“持节海外，为国宣忧”，一时不便联系。1943年11月，钱实甫电催书稿，罗尔纲感于对方的盼望，遂将书稿寄出。1944年6月，书稿由桂林建设书店印出。可惜，战乱不断，《师门辱教记》甫一问世，便成绝版。

1945年初，罗尔纲对《师门辱教记》做了修改，并请卢吉忱重印。卢吉忱时任重庆独立出版社总经理，曾任北京大学文学院秘书兼文科研究所秘书，与罗尔纲有过交谊。同时，卢吉忱与胡适也有交往，想约胡适为书稿作序。不巧，胡适人在美国，俗务缠身，不能及时作序，导致书稿滞留社内。

1946年11月15日，罗尔纲在给胡适的信中写道：“学生于去年寄上两函，一寄赵元任先生转，一寄纽约吾师寓所，后寄呈所撰《师门辱教记》一册。今秋7月底，在李庄航空挂号寄呈所撰《太平天国史丛考》、《绿营兵志》、《师门辱教记》三书至北京大学，未审都一一蒙赐阅否？”从中可知，罗尔纲已两度将《师门辱教记》寄呈胡适。但胡适是年7月回国，9月正式接任北大校长，千头万绪，焦头烂额，书稿未曾收悉或无暇顾及，也不足为怪。罗尔纲对书稿挂肚牵心，也完全可以理解。

1948年5月30日，罗尔纲写信给胡适，谈及近期几个设想，其中第三个要做的事是要把《太平天国史》及《师门辱教记》付印。信中，罗尔纲想让胡适写一封介绍信给商务印书馆总经理朱经农，以便书稿能够印行。罗尔纲还向胡适简要交代了书稿的遭遇——“《师门辱教记》三十三年秋出版于桂林，时已紧急疏散，建设书店送了十册样本给学生，大家都走了，外间不曾有流传。战后，该书店已停办。学生当日不曾与该书店订有什么契约，也没有领过分文报酬，所以今天可以把它再印。”同时，罗尔纲曲线“讨好”胡适，说“这本小册子同事和朋友都说好”，并引了社会所图书馆主任宗井滔的话——“我曾经看过一本胡适之的传，看过几篇写胡适之的文章，到今天我看了你的这本小册子，才见到胡适之的伟大！”罗尔纲还告诉胡适，他曾将《太平天国史辨伪集》与《师门辱教记》一同寄给商务，但商务接受了前者，拒绝了后者。

一个星期后，也就是1948年6月6日，罗尔纲又给胡适写信：“《师门辱教记》改稿蒙师拟赐阅一遍，闻讯欢忻莫已！当遵命改为《胡适先生的教学方法》于昨日航空双挂号（凡无信件夹于内的文稿可作印刷品）寄呈，想已收到，敬乞师斧正错误，并乞师荣赐序文一篇于卷端（卷端订定有八页空白道林纸，乞师赐序其上）。”可见，胡适已经向罗尔纲释放相关信号，罗尔纲也是做了精心准备。而一向谨慎且胆小的罗尔纲这次敢于主动向胡适索序，缘由是“前十天王之屏（崇武）兄就提议叫学生请师赐序了，学生心里很想，但不敢乞求。今敬悉吾师如此过爱逾恒，所以学生就斗胆敢乞师赐序了。学生想就是其他的著作都湮没而这一册小书若幸得师赐序文，则学生微名亦将附师盖世大名而长垂不朽了”。数年之后的今天，我们读罗尔纲的这话，依然可以感受到他的欣幸之情，感受到《师门辱教记》在他心中的分量。可想而知，有了胡适的序文，有了胡适的推荐，再加上胡适与朱经农的交谊，“商务乐于接受印行那是不待说的”。在此之前，罗尔纲曾让顾颉刚介绍印行，顾颉刚介绍的是文通书局。两相比较，罗尔纲更加有意商务。

谁料，没过多久，罗尔纲要到岭南教书的计划夭折，而手头又十分拮据。恰好一个同乡李君在《学原》做编辑，想将《师门辱教记》列为他们的丛书之一，并且也是在商务或中华这样的品牌书店印行，还答应先付两千万的稿酬。罗尔纲左思右想，最后同意。自然，他要向胡适做个说明，“此稿学生目的是要在商务或中华大书店印，现既有人即送稿费以济急需，又可在商务或中华印，所以就不致再劳烦吾师麻烦朱经农先生了”。

稿酬已经收了，可胡适的序文还没影子，罗尔纲不免着急。1948年6月28日，罗尔纲致信胡适：“《胡适先生的教学方法》稿，乞师有闲时赐改及赐短序后，敬乞航空双挂号赐寄回来，俾得将该稿交与李君（此事学生于14日函中已禀过），因学生已领了稿费了。惟恐吾师没有时间没有工夫时千万莫要抽工夫来改，待得闲时再请赐教。学生因为恐怕14日信没有收到，故在这里再奉禀而已。”明里是体谅，其实是心切。胡适大概也体察了罗尔纲的不易，故而再忙，也要为这位“不苟且”的弟子上心了。

很快，胡适了却了罗尔纲梦寐以求的心愿——斧正《师门辱教记》。这让罗尔纲感激涕零。1948年7月20日，在给胡适的信中，罗尔纲写道：“樊逵羽先生带来自传稿经于前日奉到，蒙师在百忙时候给学生细致改一遍，尤其是其中蒲松龄生卒考一段，似乎是师新做的，不是旧日原文，尤为可宝。这份稿子，学生要保存吾师手稿，打算另抄一份送学原社。”

在审阅了《师门辱教记》之后，胡适又很快为书稿作了序文。1948年8月3日，胡适完成序文并及时寄给罗尔纲。序文中，胡适表示，罗尔纲的这本自传是一口气读完的，“很使我怀念那几年的朋友乐趣”。胡适一贯提倡传记文学，并常常劝人写自传。他认为，罗尔纲这本自传“好像是自传里没有见过的创体”。胡适最后指出，“从来没有人这样坦白详细的描写他做学问的经验，从来也没有人留下这样亲切的一幅师友切磋乐趣的图画”。据罗尔纲回忆，胡适给罗尔纲的信中，称这本书“给他的光荣比他得到35个荣誉博士还要光荣”。罗尔纲收到胡适的序文后，不胜欢忻，“蒙师在百忙之中，赐给学生这篇师恩洋溢的垂爱之序，微名将籍赐序得列为一代大师的门徒，这是一生最大的光荣，梦想不到的光荣”。

可惜，时局动荡，新旧交替，即便《师门辱教记》已经胡适审阅，即便《师门辱教记》添了胡适序文，也未能及时出版。随后，胡适从“神坛”坠入“地狱”，罗尔纲心心念念的《师门辱教记》还是让他心心念念。不同的是，从前希望这本小书能够广为流传、广为人知，而今是希望这本小书不为人知、不见天日了。

《师门五年记》

1948年底，胡适无可奈何，去国离乡。1952年，人在台北的胡适向卢吉忱取得《师门辱教记》的修改稿本。1953年，胡适去美国时将书稿带去，后又带回台湾。1958年12月17日，胡适将《师门辱教记》改为《师门五年记》，题写书名，并作后记，自费付印，为的是用作自己68岁诞辰及北大成立60周年校庆纪念日的回礼。胡适在“后记”中写道：“我现在自己出钱把这个小册子印出来，不作卖品，只作赠送朋友之用。”大概一月有余，胡适将书稿重印，《师门五年记》始在圈内较广流传。

1962年2月24日，胡适生命的最后一日。当天中午，胡适与吴健雄等人谈及《师门五年记》。返回家后，胡适嘱咐秘书胡颂平，将《师门五年记》给吴健雄、吴大猷、袁家骝、刘大中等院士每人送一本。当晚，在欢迎“中研院”新院士酒会席散时，胡适因心脏病猝发不幸辞世。据说，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台湾，《师门五年记》如同教科书一样销行。

社会影响

《师门五年记》在没有大量流传时，已得到了不少人的好评。罗尔纲在致胡适的信中，先后提及宗井滔、顾颉刚等人给予的好评。《师门五年记》印行后，收获更多反响。如，金承艺读了《师门五年记》后表示：“我得承认这本小书使我很受感动。如果这本书仅只是叙述罗尔纲自己与胡适之先生间师生相处五年，对师恩称颂的报道，那我以为它就不会很感动人了。我所以受这本书感动，是因为这本小书中有‘从来没有人这样坦白详细的描写他做学问的经验’（胡先生在序中的话）。它不单是介绍出一位对学生的态度如煦煦春阳，而对学生求学问的态度却又要求一丝不苟，一点也不能马虎的先生，并且叙述出一个极难得的虚心、笃实、肯接受教训的学生。做学问，而且一点不苟且、永远说实话，这大概是在任何时代都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事。可是在这本书里，有一个不苟且、说实话的学生，这真不能不使人感动了。”又如，著名历史学家严耕望读了《师门五年记》后给胡适写信：“前天在友人处见到罗尔纲先生所写《师门五年记》，假归一口气读完，深感罗先生真璞可尚，而先生之遇青年学生亲切、体贴、殷殷督教，无所不到至极，读之令人神往，深感此书不但示人何以为学，亦且示人何以为师，实为近数十年来之一奇书……”再如，香港《明报》刊登江荼的《两位史学家》，文中提到罗尔纲的《师门五年记》，认为“胡适不只顾到成全后辈，更重‘自教’，对学生亦无微不至，处处为罗氏设想……读这本书我们深叹今日教育界何等缺乏适之先生一般的好老师，而像罗尔纲一样的好学尊师的学生更凤毛麟角了”。

1994年7月，罗尔纲将《师门辱教记》从胡适之意改名《师门五年记》，外加《胡适琐记》交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出版发行。1995年5月，北京三联书店也印了名曰《师门五年记·胡适琐记》简体字版，后又有多种版本问世。国内读者读了《师门辱教记》后，感想、评论大同小异。如，文喆在《模范的师友关系——读罗尔纲的〈师门五年记〉》中指出，“从这对师生的事迹看，‘师道’的核心，其实是人格影响与态度、方法的引导”。万波在《取耶？与耶？不苟且！——从〈师门五年记〉看现代师生关系》中指出，“当前，在现代性的僭越下，师生关系已然受到强烈冲击，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异化’。《师门五年记》一书不仅示人何以为学，亦且示人何以为师，它所体现的师生之间在学术、在为人方面不苟且的精神和态度，在今天仍然具有非常重大的现实启发意义”。许国蕊在《〈师门五年记·胡适琐记〉读后感想》中表示，胡适与罗尔纲的师徒故事是师道尊严的一个典范，“有这样的老师才有这样的学生，有这样的学生才能写出这样感人的文字”。

应该说，《师门五年记》确确实实给了被罗尔纲一贯尊称为“适之师”的胡适“比他得到35个荣誉博士还要光荣”的光荣；而被胡适亲密称之为“我的朋友”的罗尔纲也确确实实享受到了他作为“一代大师的门徒”一生中“最大的光荣，梦想不到的光荣”。

遗憾的是，“师友切磋乐趣的图画”固然美好，可惜这图画并不是风雨不蚀。白纸黑字写过《师门辱教记》的罗尔纲，在推倒胡适的年代也从幕后走上前台，向他的恩师胡适——确切地说是胡适的影子开起了“火”。当然，这是另外一个话题了。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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