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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库访谈|余淼杰(下):中国世界第一出口国地位不会变
“十四五”规划纲要中提出,“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在新发展格局中,如何破解中国经济内需中消费不足的问题?未来出口在中国经济中又将扮演何种角色?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党委书记、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余淼杰认为,中国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经济结构不均衡是发展中国家所固有的问题,未来破解这一趋势的主要举措是双循环战略,要在收入分配格局中提升居民的税后收入。
对于未来出口的展望,余淼杰认为,虽然中国出口占GDP的比重在逐年下降,这并不表明出口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动能在减弱;同时,中国外贸的总量也在逐步上升,中国作为全球第一大外贸出口国地位不会受到挑战。
另一方面,近些年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劳动力成本已经不是中国出口的比较优势;在这一趋势下,资本密集型产业已经取代劳动密集型产业,成为中国出口最重要的一部分。
内循环关键要提升居民税后收入
澎湃新闻:长期以来,中国经济结构呈现出不均衡发展的趋势,具体表现为全体家庭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偏低,这种结构不均衡的源头是什么?双循环背景下,又如何改变目前中国经济结构不均衡发展的趋势?
余淼杰:十九届五中全会之后,中央提出要构建新发展格局,其中一个主要的抓手是双循环。提出双循环战略的背景,是中国地区发展的不均衡,不仅东部与东中部,东部与西部的发展不均衡,南北的发展也不均衡,城乡之间有一定程度的差距。
地区间发展不平衡与我们国情紧密相关。如果从一个长远的历史维度上看,中国是从解放前的一穷二白、工业比较落后的农业大国逐渐发展为工业国,改革开放后我们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但是中国到目前为止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所固有的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现状,在这个时期体现得非常明显。
如何破解?双循环是非常正确的策略。我们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来构建新发展格局。从国内的大循环来看,关键要素是提升我们的内需,尤其是居民消费,但这并不是一蹴而就的。
从这个角度上来讲,提升居民消费,首先要保障居民就业。在稳就业前提下,需要稳市场主体,使企业能够在疫情之下存活下去。现在我们面临百年一遇的疫情,必须通过稳健的货币政策为企业纾困,为企业提供更多元的融资渠道,企业才能正常运转,工人才有就业保障。
有两点具体举措。一是,稳健的货币政策来帮助保市场主体,稳住就业,以此居民的长久消费,能够慢慢地拉动起来。
二是,从居民的角度,就业稳固后,如何增加个人可支配的税后收入。换言之,只有个人税后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提高,居民才能真正享受到改革的红利,才能拉动更多内需。如何做到这点,前提是政府要减税降费,降低企业以及居民的生活成本。
另外,减税降费,需要政府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来买单,所以国家的宏观政策在发力,用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定货币政策相配合,共同发力来促动内需、提升消费。
资本密集型产业已成为中国出口最重要的部分
澎湃新闻:中国出口占GDP比重在2006年前后达到32%,此后逐步下降到2020年的18%左右,据此有观点认为,随着中国出口的下降,出口对目前中国经济增长的动能在减弱;也有观点认为,即便出口的比重在下降,但是出口与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相关,带动了大量就业,如何看待上述两种观点?
余淼杰:要辩证来看这个问题。因为在2007年,中国的出口比例最高年份是达到32%左右 ,然后下降到目前18%左右,主要原因是中国GDP总量在上升,蛋糕做大之后,出口占比下降是很客观的一个事实。所以,我的判断是:之后中国的出口总量仍会继续增长,但比例会下降到一个平衡点,大概是进口加出口在1/4左右,目前出口的比重还有很大下降空间。
换言之,中国作为全球第一大外贸出口国地位不会受到挑战,且外贸总量也会逐步上升。其次,因为中国劳动力成本在上升,所以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在下降,这是不争的事实,但这并不表明中国的出口作用在下降。另一方面,中国资本密集型产业出口比重不断在上升。类似机械器件、机械设备、还有电子器械的出口占比最多。因此,中国的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出口已经取代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出口,成为最重要的一个出口。
劳动力成本已不再是中国出口的比较优势
澎湃新闻:数据显示,疫情以来中国出口保持了持续增长的态势,有部分人认为,中国出口保持强势,是因为中国具备丰富且较为便宜的人力资本;也有论者认为,是因为中国合理的产业政策和政府的招商引资政策,如何看待这两个观点?
余淼杰:我们看到中国的外贸,从去年至今都保持了很好的增长态势,如果我们从一个更长的时间维度来回答,中国出口的比较优势到底是什么?
假设在10年前或者2008年之前,第一种观点毫无疑问是正确的。当时中国的劳工成本比较便宜,因此出口占GDP的比重长期保持高位;但从2008年之后,中国劳动力成本在上升,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已经不再便宜。
举个例子,比较中国的劳工成本,关键要区分比较对象。如果我们的劳动成本和美国比,中国当然比较便宜,但是现在中国与美国互相出口的产品不一样,所以其实跟我们在争美国或者发达国家市场的并不是美国,而是其他新兴工业国家,所以劳动成本比较,我们必须跟这些新兴的工业国家对比,主要是指东南亚国家。
我的核心观点是:与新兴工业国家比,中国的劳工成本要比这些国家高得多,早在2014年中国的劳动成本已经是孟加拉的4倍以上,但我们的劳动生产率,又没有他们的4倍;换言之,中国的劳动力密集型产品,比如说衣服、鞋帽等并没有比较优势。因此劳工成本比较便宜,再也不是中国出口的主要比较优势。
那么,中国出口的主要比较优势是什么?其实五中全会的文件写得很清楚,包括去年5月份的政治局会议都清晰地表明,中国的竞争力是,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和巨大的内需潜力。
统一的国内大市场是我们保持核心竞争力的一个来源,也是为什么我们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核心原因。因为一旦市场扩大,企业卖的商品越多,企业可以降低自身的固定成本,因为开工的固定成本是固定的,但企业卖得越多,每个产品的固定成本就越低,企业的利润就越高,通过这种规模经济来实现利润的提升,进而来实现产品的竞争力,这才是中国出口的核心竞争优势。
澎湃新闻:随着欧美疫苗接种率上升,对中国的出口是否会产生实质性的影响?
余淼杰:中国今年下半年的出口,还会持续一个比较好的上升态势,贸易顺差下半年大概能够达到2万亿人民币,上半年是1.6万亿,所以全年总数合在一起达到3.6万亿左右,保持与去年差不多的水平。一个原因是,即便欧美经济复苏,其从复苏到能够真正复工复产,还有一段时间,所以在这段时间中它对中国产品的需求也非常明确,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下半年的出口会受到上半年订单的影响,中国与欧美国家的订单是上半年已经签订的,这也使中国下半年的出口保持稳定。
中欧经贸关系更为重要
澎湃新闻:2020年中国对欧盟的贸易总额达到10.5万亿,超过了中美之间的贸易总额,对中国而言,是否意味着中欧关系的重要性已经超过中美关系?
余淼杰:数据显示,中欧的贸易超过了中美贸易,这是第一点;同时更加有意思的是中国与东盟的贸易也超过了中欧的贸易,换言之,此时此刻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并不是美国,也不是欧盟,而是东盟。
所以这给我们一个启示,随着中美关系的日益复杂化,中欧关系,尤其是中欧的经贸关系会逐渐取代中美经贸关系。
换言之,我们可以看到中欧的总体投资和贸易,体量会逐步比中美的要多,特别是我们现在推进的“中欧全面投资协定”,尽管前半年出现了一些波动,在欧洲议会上有一些阻力,但是我相信在不远的将来这些阻力逐步会消除,理由是因为欧盟它迫切需要一个中国的市场,中欧全面投资协定是两方共赢的一个事情。某种角度上来讲,欧盟比中国更需要对方的市场。所以我个人认为,中欧全面投资协定可能在不日之内有实质性进展,如果要讲具体时间,半年到一年之内有望推进,这是第一步。
第二步,我们要更加重视中国与东盟关系的发展。我们看到东盟现在已经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其实我们现在讲到海上“一带一路”的建设,其中最重要的一个部分是中国与东盟10国的关系。目前,中国对东盟十国的投资是中国对西亚18国投资的好几倍,更不要说其他国家。
有鉴于此,我们下一步要优先推进海上丝绸之路合作,因为中国与海上丝绸之路的主体国家,东盟十国的经贸合作是有基础的,双方的经贸合作是有源之水,有本之木,在此基础上,双方可以进一步提升双边关系。然后,去年年底落地的RCEP区域全面经济合作伙伴协议是中国跟东盟十国,乃至其他14个国家经贸关系更加紧密一体,这意味着,未来中国跟东盟的经贸合作会更加健康、稳定、快速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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