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海英︱内山精也教授的宋代文学研究

日本早稻田大学教育与综合科学学术院教授内山精也先生长期从事中国宋代文学研究，是国际知名的汉学家。内山教授前期潜心于以苏轼为中心的北宋士大夫文学，近年转向关注南宋“江湖派”诗人以及相关问题。2005年，内山教授所著《传媒与真相：苏轼及其周围士大夫的文学》被王水照先生收入他主编的《日本宋学研究六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而译介至中国，此后其研究活动与成果一直深受我国学人瞩目和重视。2010年又出版日文版《蘇軾詩研究：宋代士大夫詩人の構造》（东京，研文出版）。这两部著作系精选他此前二十年间在《橄榄》（宋代诗文研究会）、《中国诗文论丛》（中国诗文研究会）、《中国文学研究》（早稻田大学中国文学会）以及《新宋学》等学术刊物上发表的论文编纂而成，主要研究以苏轼为中心的北宋士大夫文学。2017年《庙堂与江湖：宋代诗学的空间》（《日本汉学家“近世”中国研究丛书》）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2018年出版《宋诗惑问：宋诗は“近世”を表象するか？》（东京，研文出版），这两部著作主要是关于晚宋“江湖诗人”现象以及宋代文学“近世”转型的成果。以上可视为内山教授历年研究宋代文学之精要，兹以之为中心，陈述一得之见。

《庙堂与江湖：宋代诗学的空间》，内山精也著，朱刚、张淘、刘静、益西拉姆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年8月出版，309页，39.00元

《宋诗惑问：宋诗は“近世”を表象するか？》，内山精也著，研文出版，2010年出版，656页，12960.00日元

一、士大夫与诗人，从庙堂到江湖

如果把宋代学术比作气象万千的高山，以苏轼为代表的北宋士大夫及其文学创作好像峰顶的云蒸霞蔚、奇木名花，人所歆羡。而山脚下阴翳中那斑斓错综、复杂勾连又不起眼的灌木草丛，就如同晚宋文学的样态。王水照先生在《南宋文学史》前言中谈到：“宁宗开禧以后七十多年成为一个中小作家腾喧齐鸣而文学大家缺席的时代。文学成就的高度渐次低落，但其密度和广度大幅度上升。”由来宋代文学研究重北宋轻南宋，重南宋前期轻后期，或许正因时值衰世、又少大家名作之故。内山教授研究宋代文学从苏轼入手，又是较早关注晚宋诗歌的学者之一。观察他主编的《橄榄》：2004年以后开始刊载研究南宋文学的论文，此后数量逐渐增加，并向诗歌思想观念、诗集的编选、刊刻和书籍的流通传播等论题聚集。特别是2009年发表论文《古今体诗的近世之萌芽——南宋江湖诗派研究事始》（《江湖派研究》第一辑，又见《宋诗惑问》第一章），彰显了内山教授个人研究和宋代文学研究的新方向。

从盛世高居庙堂的士大夫精英到末世堕身江湖的布衣诗人，看起来内山教授所关注的对象从一个极端到了另一个极端，实则据以构建成一个涵摄两宋朝野时空的宏阔视野。在此视野中，一方面观照文学主体嬗变的轨迹，考察从士大夫到江湖诗人——其身份的形成与分化、其意识形态与诗歌观念的特征与转变；一方面围绕诗集的编刊传播，考察诗人与自撰诗集的关系及其发展趋势，观察作者、出版者及受众关系的变化；进一步观照诗人意识的自觉与发展，诗人地位与文学中心的移易。基于这些研究形成对宋代社会与文学的总体把握。以下略加分疏。

（一）苏轼研究以及宋代士大夫诗歌观念的嬗变

内山教授的苏轼研究独具特色，首屈一指是《东坡乌台诗案考》。“乌台诗案”是苏轼一生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历史影响深远。内山教授用较长的篇幅重勘此案，梳理案发、审判、结案的全过程，每事必考，剖析毫芒，又追踪作为机密档案《东坡乌台诗案》的外传途径及其条件，还深入考索此案与北宋中期社会、政治乃至诗歌观念、印刷媒体等的关涉，王水照先生评为“是迄今为止描述最详尽，梳理最可信，论述最深刻的成果”（《苏轼诗研究》序，《王水照苏轼研究四种·苏轼传稿·附录二》,中华书局2015年）。内山教授并非就苏轼论苏轼，而是把苏轼与周围同时代士大夫及其文学创作活动作为一个整体去把握。例如研究苏黄情谊、苏轼慕陶和陶诗的同时，又考察黄庭坚与王安石的诗学传承关系、郭祥正对李白的认同及和李诗，其间形成一种镜像对照。研究苏轼的次韵诗词，同时也关注到首先创作次韵词的张先；研究王安石《明妃曲》在当时与后世的受容，则与苏轼的“诗案”相映衬，凸显北宋中后期言论环境恶化和传媒变革对士大夫文学发展的影响。

“士大夫”是内山教授研究苏轼和宋代诗歌的关键词。中国古代儒家文化虽然一直占主导地位，“但儒学的传承者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群体在政事活动中起决定性的作用，只是到了11世纪前后的北宋时代”（陈植锷《北宋文化史述论》，中华书局2019年）。以进士及第者为中心的“士大夫”阶层形成，并成为担当政治、法律、经济决策和文化写作的主体，可以说宋代已进入成熟的“科举社会”。内山教授从考试科目设置及其历史嬗变入手分析，认为恰与进士科的三项考试项目——“帖经”“墨义”“经义”（学者型）、“策论”（官僚型）、“诗赋”（诗人型）相对应，北宋中后期出现官僚、学者和诗人“三位一体的知识人”群体并不是偶然的。正是宋代科举制度塑造了“官、学、文”三位一体的士大夫理想范型；又因为科举起家的共同经历，士大夫的知识结构和价值观比较一致，基于此形成的意识形态决定了士大夫的诗歌观念和创作姿态，苏轼前后间隔十五年两次在杭州的诗歌写作就体现了这一点。

进一步内山教授沿着北宋中期苏轼、黄庭坚——江西派——南宋中兴大诗人——晚宋江湖诗人的脉络作纵向考察，发现受政治背景、言论环境影响，也因应知识结构的偏至和身份改变，士大夫诗人的意识形态和诗歌观念随之嬗变；诗歌创作呈现一种大趋势，即体现政治关怀和学问的部分比重逐渐下降。在这条脉络中，内山教授确认南宋中期的杨万里是士大夫诗歌观念转变、诗人意识自觉萌发的关键。杨万里很少在诗中忧念国家、议论政治，即使身临宋金交界的淮河亦如此，也是他最早将自撰诗集单独刊行。从雕版印刷刚开始普及的北宋中期到它发展繁荣的南宋中期，对照分别处在两端的苏轼和杨万里，发现士大夫对印刷传媒的态度从消极退避转为积极利用。杨万里的创作和编刊行为显示他突破了士大夫传统意识形态和诗歌观念，强调诗歌写作的独立价值，这成为诗人疏离士大夫文化的开端。

（二）诗集的编刊与诗人意识的变迁

晚宋涌现江湖诗人群体，相较于理想士大夫范型，在意识形态和文学取向、生存方式和状态等方面呈现出巨大差异。“诗人”从内在于士大夫的知识构造，逐渐分化成为士大夫之外的身份，脱离与传统士大夫政治精英的关系，成为专业诗人的代称。“诗人”身份的独立建构，外因是科举体制的压迫，越来越多的知识人无法进入士大夫阶层；内在则由于诗人意识自觉，这是内山教授重点考察的方面。

诗集是诗人身份的表征。如果以拥有诗集作为起点，将其印刷出版可以说是诗人向社会表明身份的最大限度了。从研究苏轼“乌台诗案”开始，内山教授就敏锐注意到刻书业与文学的互动关系，巧的是晚宋又发生与诗集刊印密切相关的“江湖诗祸”，可以说印刷传媒的确是一条贯通两宋诗歌的线索。因此他瞻前顾后，在第二次媒体变革前后六个半世纪考察作家自编和生前刊行自撰诗集的行为、影响因素及其发展变化趋势，解读“唐宋时代诗人意识”演变的进程（又见东英寿编《宋人文集的编纂与传承》总论“从诗集的自编和出版看唐宋时代诗人意识的变迁”，中国书店2018）。从内山教授梳理出来脉络可以看到：从唐初到北宋，诗人生前自编自撰诗集的行为逐渐普遍。从北宋后期到南宋初，士大夫没有生前刊版自己的诗集，有言论环境恶化的原因，也因为士大夫作家固守着传统观念。杨万里生前单独刊行自撰诗集，沿着他开辟的道路，不但士大夫诗人开始接受民间书肆刊印自己的诗集，连布衣诗人也开始生前刊行自撰诗集，戴复古尚且寻求士大夫的印可支持，许棐则完全依赖书商陈起选编刊行。

在这个发展趋势中，内山教授特别注意作者对诗歌的意识，作者对读者的觉知与反应，作者对诗集刊印的态度，以及士大夫的诗歌观念等各方面的变化，论述逐层展开并递进深入，最终揭示出：诗人编刊自撰诗集的意识和行为变化过程与媒体环境相适应；诗人意识自觉与其生前编刊诗集的行为相表里；布衣诗人编刊小集意在维持和寻求身份认同。在科举体制造成士阶层分化的背景下，杨万里首先动摇了传统观念，以民间出版业的成熟为基础，促成了诗人的自觉与身份独立。

（三）民间商业出版与陈起编刊“江湖小集”的意义

从印刷传媒角度入手，内山教授一方面考察唐宋诗人意识的变迁，另一面注目民间商业出版在文学创作周边各方关系中的角色及其变化，以此为基础重审陈起编刊“江湖小集”的意义。

苏轼的“乌台诗案”表明民间出版业开始介入士大夫的文学创作，发展到陈起选刊“江湖小集”，可以说是民间出版业的高光时刻。内山教授认为：“晚唐体”的兴起虽由杨万里和叶适的倡导，书坊主陈起因应时代发展和市民读者的需求，大量刊行唐人小集和《四灵诗选》《二妙集》《众妙集》的一系列出版事业却是将“晚唐体”推动成为风潮的直接动因。而陈起依自己的审美取向与选诗标准编刊“江湖诸集”，有力成就诗人的当世声名，以他为中心形成一个城市诗人圈，构建出作者、编者和出版者的新型关系，不但过去没有，也是同时所仅见。内山教授认为：“江湖派”真正的核心并非刘克庄，而是陈起。这意味着晚宋最后几十年，在士大夫主导的文坛之外，出现了基于商业出版能力的民间书商的权威。

陈起选刊的“江湖派”小集大体是一种流连光景、注重形式的风貌，并不符合士大夫诗歌观念主导艺术标准。从中可窥知文学与商业出版结合带来的变化趋势，即：诗人脱离士大夫意识形态，成为依靠写作能力生存的独立人群；诗歌创作也与文体的政教功能分离，仅仅成为个体生命体验的单纯表达。陈起出现在南宋中期以来印刷业繁荣发展的潮流之中，其出版行为却具有超出时代的意义，内山教授特别重视陈起，可谓独具只眼。

综合上述分疏，可以看到内山教授的宋代文学研究重在把握写作主体，包括诗人的身份、意识形态、诗歌观等的特征及其变迁；另一方面注重文学受容传播的社会活动过程，包括诗歌在人际和代际传承的形式，引发的各种接受阐释；又充分重视社会和制度背景、言论环境和传媒技术发展等因素，在此基础上把握唐宋社会变革、媒体变革背景下文学生态的结构性变化。具体研究则以绵密的材料考证和文本细读见长，“东坡乌台诗案”把这个优点发挥到相当精深的程度。它如苏轼的次韵创作艺术，櫽栝词的写作形态及发展变化，历代诗歌中的长淮诗境与写作手法的演变等论题，皆驱使丰富的材料为我所用，并不琐碎堆垛。无论新题旧题，内山教授皆深入思辨，多提炼出理论性命题，显现卓识。笔者认为这主要缘于他擅长在较长时段作通观对照，例如士大夫诗歌观念的形成与动摇，诗人自觉意识的萌发与发展，自撰诗集编纂与刊行的历史变迁，作者、编者与出版者的关系，多在两宋三百年乃至唐宋六个半世纪的历史进程中展开考察。

二、解牛之刀：宋代“近世说”与媒体变革

对文学史的研究应有关切和预设。有了“可能是这样”宏观的看法，然后在史料基础上做具体研究来证明，以期最大程度地去接近事实，揭示规律性的认识。内山教授自言其研究以内藤湖南的“近世说”为指导原则，由此展开对宋代文学近世特征及其动因和嬗变过程的考察，可谓纲举目张；反过来，这也是从文化、文学方面对宋代“近世说”的检验和证明。

（一）“唐宋变革”论与宋代社会文化的“近世”转型

内藤湖南（1866-1934）在上世纪初提出“唐宋变革论”，主张自宋至清是中国的“近世”（Early Modern）。近世是与“近代”（Modern）相连的具有“近代特质”的胚胎时代，进入“近世”社会，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领域将发生结构性的整体变动，而平民力量的“抬头”则是“宋代近世说”的重要指标之一（参《内藤湖南全集》第十卷《中国近世史》第一章，筑摩书房1997年）。内藤的学说经其弟子宫崎市定阐发，至今仍然保有生命力，对此命题的系统检验和反思，对其含而未发的意蕴的探求仍在进行。例如“唐宋转型说”之后，国际汉学界相继提出“两宋转型”“宋元转型”说；各家对于唐宋、乃至两宋变革时期的诸多事象呈现之中哪些属于同质的延续，哪些属于异质的断裂，也辨析得越加邃密。历史学家张广达先生所撰《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说及其影响》（《史家、史学和现代学术》，广西师大出版社2008年）一文对此有较为详尽的评述。张先生并指出“由于唐宋变革说的存在，人们越来越注意宋元的延续，探索唐宋变革带给元、明、清的后果”。总之“内藤假说”拓展了宋代学术研究格局，推动以宋学为中心的研究更趋深沉。

从政治层面看，宋代以进士及第者为中心的“士大夫”阶层取代六朝以降的门阀士族，成为政治决策和文化创造的主体，本身就是中国社会“唐宋转型”的一大成果，也是确认宋代为“近世”的主要依据之一。所谓“千年一脉”论很大程度也基于对这个特殊阶层之存在的体认。尤其是内藤命题向思想史、文艺史领域延伸时，“士大夫”作为创造主体的地位就尤其显著。不过，具体到两宋三百年内、以及文化文学领域，近世转型的进程却又是如何展开，从何体现的呢？仍有待更切实精密地论析。

从理论预设上说，“平民抬头”的“近世”文化文学应有通俗化、大众化的特征，宋代供市民娱乐消费的通俗文学伎艺、都市文化自然呈现了这一特征，例如内山教授注意到属于士大夫文化的“潇湘八景”现象，到南宋后期演化为“西湖十景”，成为表现都市文化的诗歌和绘画题材。要追问的却是：作为传统文学体裁、以士大夫精英为创作主体的宋诗，是否发生近世转型，又表现出何种近世特征呢？汉学家吉川幸次郎依据内藤时代观，把宋末江湖诗人视为“贯穿元明清时期，主要由民间作者来承担的文学的先驱”（《宋元明诗概说》，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因此内山教授关注宋末江湖诗人的存在，视其为“中国近世诗”之萌芽，试图从这一立场出发重新检证吉川氏的说法，同时也从诗歌方面证明内藤氏的命题。

内山教授首先从创作主体方面观察。从北宋末开始出现民间诗人、闺阁诗人，到晚宋出现以书商陈起为中心的非士大夫诗人群体，元初月泉吟社更显示广泛的民间诗人存在。这就表明士大夫为主体的诗歌领域出现了新的作者阶层。其次从出版物考察宋末元初文学语言的总貌，认为民间出版的大量通俗诗歌和诗学书籍，表明阅读和使用文言的人群增加。与此同时白话也成为出版语言。如果说“文学话语”是一种权力，由于科举机制造就了大量非士大夫知识人，加上民间商业出版的发展，在士大夫阶层之外，出现了越来越多能分享运用这一权力的作者，这当然体现“近世”特征。最后聚焦到“晚唐体”诗。“晚唐体”是着力于形式的近体短诗，其流连光景而不用书典的特征与宋代士大夫诗歌审美背道而驰，尤其南宋末“晚唐体”流行的风潮是民间书肆处于引领推动地位，无名的布衣诗人担当创作主体，无不显示诗歌已经走向通俗化。

一直以来，晚宋江湖诗人研究比较冷落。因为相较于翡翠鲸鱼般的士大夫精英，江湖派诗人犹如白小群分，毫不起眼。强调发展和进步的史观使我们容易忽略一些看来不重要的历史时段、不扮演关键角色的人物；而在厚古薄今和依附政治的传统文学观念影响下，衰世文学也多遭否定批评，这些大概是晚宋诗歌研究陷入僵局的主要原因。内山教授突破既有思考框架，把江湖诗人现象引入“近世诗歌史”的研究视野，从文化文学近世转型的角度观照，南宋江湖诗人的存在及意义方得以凸显，“江湖派”研究也有了明确定位。因应内藤氏和吉川氏的论断，内山教授提出：“宋代文学到了最后六、七十年，才进入到了真正意义上的近世时代，所以宋代最多作为近世文学的胚胎时代。”而在崇尚复古的“下降文学史观”和“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进步史观”共同作用下，晚宋诗歌以及宋代以后的文言诗歌遭到轻视，元明清文学研究偏重白话文学。以江湖派研究为契机，或许可以尝试构建一个“近世诗”的概念框架和价值标准，进而构建一种更完善的文学史观。

（二）媒体变革与社会文化转型

英语中“媒（media）”一词来源于拉丁语“Medius”，意为两者之间，即信息源与受众之间。媒体变革首先改变信息传递的方式和内容，进而改变信息源与受众的意识和关系，最终将改变社会文化。从历史上看，第二次媒体革命中，雕版印刷的运用促成了各种知识信息的通俗化、大众化。内山教授由此切入：观察从写本变为版本的宋代，知识人的意识会因为版本的普及发生何种变化，因此产生何种文化现象？更具体地说，是观察刻书业的发展对居于传统文学中心的诗歌会从哪些方面产生影响,诗歌会表现出怎样的“近世化现象”。

写本时代，诗歌作者意识很单纯，只专注于其产品。诗作的传播接受过程与结果是可预控的。进入印刷时代以后，如果诗集在诗人生前没有刊行，作品的受容反馈也不会影响诗人的写作。诗人如果生前刊行自撰诗集，在家刻和官刻的情形中，作者仍然拥有主导权。但随着民间印刷业的发展，以及作者改变观念生前刊行诗集，受众一方的反应可能超出作者能预想和把控的程度。这个传媒造成的暴增反应可能是积极的也可能是消极的，而作者的态度也随时代发展逐渐从消极退避转向积极利用。北宋的士大夫苏轼拒绝民间出版者，但南宋后期的士大夫已经接受民间书肆刊刻出版自己的诗集。

晚宋临安的书商陈起爱好诗歌、又了解市场需求，他大规模刊刻唐人小集，又按照自己的诗歌审美取向编选和刊刻当代江湖诗人的小集。作为媒体中介的出版者取得了对作者的主导权，这是从未有过的新型关系。作为书商，陈起能够评定去取诗人的作品，围绕他形成了一个诗人圈，这甚至意味着在士大夫精英代表的庙堂政治和文学权威之外，由于商业和资本的介入，民间出版者一定程度分掌了话语权，有了改变文学潮流和改写文学史的力量。

陈起如何影响宋代诗歌史呢？由于他刊刻了诗集，江湖诗人方得到当世诗名；而有诗集流传者更易于获得诗歌史地位，这些晚宋小诗人也因此幸运地为今人所知。陈起特定的编刊标准一方面可能干预他的诗人圈子的写作取向，另一方面甚至引领和推动了一种当代诗歌风尚；“江湖诸集”的流传进而又影响后世对晚宋诗人和诗风的印象。可以说印刷传媒和商业出版一定程度改变了我们对宋代诗歌史的认知。

与“内藤假说”差不多同时，中国本土的硕儒耆宿如严复、陈寅恪等提出应注重宋代研究对中国社会“今日现象”的特殊意义和价值。笔者由衷认为，从传媒变革影响社会文化转型这一角度展开的考察，对当代极具启示意义。可以说今天我们正处在从印本到电子本的媒体革命进程中，能切身感受到写本到版本时代曾发生过的变化以更迅疾、更不可预知的力量袭来。单从文学领域来看：作者、受众和传媒中介的关系，各方的意识形态、文学观念、文学样态、传播途径等等都在新变中。我们也会拒绝，而终将顺应。将来回顾这次媒体革命，一定能更清晰地认识它动摇社会观念的程度，更深刻地理解媒体变革是社会形态、文化和文学转型的源动力。

在当今时代背景下返观陈起和江湖派，陈起的出版事业超前于其时代而透出现代性特征，对此我们应该更有会心。而江湖派及其诗歌应该如何评价，其实是一个开放性问题。文学艺术实践是否成功，判断标准与社会发展、文化风潮有关，并非一成不变。就像现在很难评断网络文学的繁荣是文学的进化还是衰退。大概有一点是确定的：传媒革命发生时，人们都感觉与经典时代渐行渐远。那么，内山教授期待的超越于退化文学史观和文体交替的进步文学史观的文学史观究竟应该是什么样的呢？大众文学时代会不会产生经典作品呢？也许亲身经历第三次媒体变革以及它带来的社会变革过程，会刺激我们更深入地思考。

（三）研究方法的特点和启示

据笔者有限的了解，内山教授召集每月一次的读书会持续数十年，与学者同人共同精读《宋诗选注》《黄庭坚词》《戴复古五律》等文本，在资料建设、评鉴推介、理论探讨等不同层面都取得不俗业绩。在苏轼研究的部分，内山教授有其独特经验。博士阶段在复旦大学留学期间（1988-1990），他追寻东坡足迹，几乎走遍其经行居停所至，还多次访问杭州和黄州，并制作成纪录片。内山教授显然喜欢通过亲赴一方土地以获得实感，在与古人相同的空间寻求精神的相通和对话，也许正因此他对苏轼《题西林壁》的真意有了深刻领会（《苏轼“庐山真面目”考》）。内山教授又特别重视同人间的学术交流，仅就晚宋江湖诗人的研究而言，他一面召集东京都及周边学者组成“江湖派研究会”，还数次召开国际研讨会，广邀国内外学者讨论相关议题，并将研究论文刊载于会刊《江湖派研究》。访问中国的大学时，也利用讲演的机会阐述理念，寻求讨论。

就研究方法而言，以国内外相比较，中国学者长久处在熟悉的叙事框架中，深受层累斑驳的批评史影响，习惯从传统视角和领域入手；海外汉学家则由于时空和社会背景的对照差异，再参以社会——文化学的视野和思路，对历史进程中新异因素和关键转折的出现更加敏感，往往单刀直入，切中肯綮，内山教授的研究也体现了这一优长。

学术研究本有推理和演绎、宏观与微观的不同路径和视角，需要个案的具体辨析、也需要整体性叙事，并寻求对规律的把握。内山教授的苏轼研究并不局限于苏轼，对晚宋“江湖派”的关注也是从“近世化”的大视野出发，考察“非士大夫知识人”、文学与出版业的关系、文学语言的嬗变等方面，“趋于对时代的总体把握”（《日本中国学会报》第七十一集《学界展望》，〔日〕大木康等）。他理性清明又细致沉潜，既在“大判断”上表现出有探索性的史观，又在“小结裹”上体现出具有深度的史识，并致力于两者的结合，日本学者的本色与自身学术个性相得益彰。

三、宋代文学研究的善知识

研究中国古典文学对内山教授而言，可谓家学有渊源。内山教授的尊翁内山知也先生是日本战后成长的第一代汉学家，师从上世纪二十年代与鲁迅、周作人兄弟有交往的竹田复教授。内山知也先生生前是筑波大学名誉教授，学术成就卓著，其代表作之一的《隋唐小说研究》已译介至中国（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出版），查屏球教授认为“作者擅于发掘出对小说发展起到重要作用的文化要素，并能从‘史’的角度分析这些因素由隐到显的发展过程”（《邻人眼光见细微——评内山知也〈隋唐小说研究〉》）。如果观察内山精也教授的研究方法，这一优长显然一脉相承。内山教授青年时期在早稻田大学文学院求学，老师是松浦友久先生。松浦先生对中日古典诗歌的造诣精深，成就举世公认，尤其关于唐诗和李白的论述为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者耳熟能详。内山教授自言当年在校“始终得到松浦友久先生的指导，从一个研究者的心理准备到论文的具体写法，他都恳切叮咛嘱咐”（《传媒与真相——苏轼及其周围士大夫的文学》后记）。内山教授的本科毕业论文题目是《苏东坡的杭州时代》，松浦先生特别称赏的立论部分，正是《宋诗选注》中一首诗下的短注所引发的思考，这也许预示了内山教授与钱锺书先生的缘份。

苏东坡纪念馆前的苏东坡塑像

1984年王水照先生作为外国人教师在东京大学执教，时为研究生的内山教授每周一次去王先生的住处单独请教，并介绍了自己与同道成立宋诗读书会（后改名“宋代诗文研究会”）、精读《宋诗选注》的活动。其时读书会成员已在着手将《宋诗选注》译成日文。在忠实翻译之外，还增加了“补注”“通释”和“备考”部分，介绍、查核并补出原书全部引用材料，工作极为审慎细致。1988年，内山教授又作为博士高级进修生到复旦大学从王先生研究宋诗和苏轼，由此结下深厚的异国师生之缘。1989年，《文史知识》刊出他与王水照先生围绕《宋诗选注》的对话（《关于〈宋诗选注〉的对话》，第五期），之后由王先生写信介绍，内山教授面谒钱先生并亲承謦欬，钱先生还书面回答了他提出的十三个问题。内山教授所撰《我有幸见到钱默存先生》（《一寸千思忆钱锺书先生》修订本，辽海出版社1999年）一文详述了此次访问的珍贵经历。“宋代诗文研究会”翻译《宋诗选注》的工作持续到2004年，译文先连载于会刊《橄榄》，最后结集为日译本《宋诗选注》四卷，由平凡社和东洋文库刊行（2004-2005）。遵杨绛先生之命，王水照先生为序云：“这部译本所体现的创造性劳动，我以为已可优入‘钱学’”之林”（《祝〈宋诗选注〉走出国门——〈宋诗选注〉日译本序》，《钱锺书的学术人生》，中华书局2020年）。在1989年的“对话”中，内山教授曾就《宋诗选注》选目提出疑问，虽然已有钱先生的选诗原则和时代背景因素作为解释，但2003年《容安馆札记》出版以后，王先生实践自己传授的读书法，将它与《宋诗选注》通观合参，并亲撰《〈宋诗选注〉删落左纬之因及其他——初读〈钱锺书手稿集〉》《〈正气歌〉所本与〈宋诗选注〉“钱氏手校增注本”》二文（分别刊载于《文学遗产》2005年第三期、2006年第四期），深入阐发钱先生宋诗史观与文艺批评标准。作为中日两国与钱锺书学术深具渊源的两代学者，王先生和内山教授共同推动和发扬 “钱学”研究的意义不言而喻。

笔者2013年受国家留学基金委项目支持到早稻田大学访学期间，一次内山教授回顾他研究宋代文学的经历，自言与中国宋代文学学会相伴随。自学会2000年成立以来，内山教授几乎参加了历届年会，以文会友。尤其他性情阔达，国内学者访日亦多得其协助和接待，毫不夸张地说他的学术交游遍布中国南北。

贤父贤子，明师高徒，理所固然。切磋琢磨，和而不同，君子所乐。通观内山教授宋代文学研究的师友渊源、方法成就，可谓从最上乘，具正法眼，悟第一义。更难得的是他推动日中宋代文学研究交流的热情兼具组织长才，运筹帷幄又事必躬亲、不惮劳烦，真堪称宋代文学研究的善知识。

内山教授青年时期和同道创立“宋代诗文研究会”、创办会刊《橄榄》（1988-2016），依托二者组织了富有成效的研究。《橄榄》上刊载的论文内容丰富而广泛，除了《宋诗选注》译注和相关研究，还包括对欧、苏、王、黄、杨、陆等两宋文人士大夫的综合研究，诗词文赋各体文学及受容传播研究，也包括文学思想和文献学研究成果，书评和海内外宋代文学研讨会的述评。从1996年开始一共举办过十五次“宋代文学研究谈话会”，遍请日本和中国的宋代学术大家名宿与新秀登坛说法。             

2013年，内山教授与浅见洋二、东英寿、副岛一郎等教授作为中坚在京都成立日本宋代文学会以继“宋代诗文研究会”，迄今学会已举办至第八次。另外从2011年4月开始，内山教授又依托“江湖派研究会”与日本学振会（JSPS）支持的“南宋江湖诗派の综合的研究”课题举办“南宋江湖诗派国际研讨会”，提供为中日两国学人交流的平台。与此同时，每年有不少汉学研究者从世界各地到东京访问，内山教授也会选择有意义的题目不定时地召开特别讲演会。写到这里笔者忽然想到，内山教授召集会议、举办讲演、编辑刊物，在身体力行地推动学术交流、引领议题和培养年轻学人的过程中倾注了无数精力和心血；而在切磋砥砺、默化潜移中学术也确有发展和成效，也许正是个中甘苦使得他对陈起的事业增加了同情与理解吧。

内山教授与中国宋代文学的因缘反映了中日两国学人在此学术领域深厚而渊源不断的精神联系，他的成就对于身在此山的中国学人来说，无疑是能启发新思、应积极借鉴的。诚如王水照先生所言：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是日本汉学研究的重要分支，经过一代又一代日本学者的辛勤耕耘，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绩，并形成了优良的传统。内山教授面对时代风气和学术潮流，以日本汉学为本位，融汇中西，敏锐思考，是具有学术使命意识和担当精神的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