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情与浪漫

有时刷到视频中，一个残疾人在卖力的表演，难免心生同情，一方面感叹他们所遭受的苦难，另一方面也被他们在苦难面前的勇敢所感动。

奥运会结束了，残奥会即将开幕了，每次看到残奥会的时候，同情和感动的成分，要远远超出对运动本身的观看。苦难很多时候都是一种叙事，很难具体的呈现，但在残疾人身上，苦难以一种巨大的有形力量呈现在每一个观众面前，这种具象的苦难让人无法逃离，所有的注意力都会被牢牢的固定在那里。

当然，叙事形式的苦难，虽然冲击感不强，但力度却更大更持久。像是这次14岁的奥运冠军全红婵的故事，一个未成年的孩子，生活中除了练习跳水，就是家中的重担，想要赚钱给母亲看病，想要让家里人过得更好。作为一个孩子，她没去过游乐园，能想象到的好吃的无非就是辣条。

这时，苦难又会跳脱出同情的控制，遇到一个更大的情绪，那就是一种浪漫化的行为，或者也可以叫做理想化。

差不多十年前的一次意外，我摔碎了膝盖，两年之内做了两次手术，不管怎么说对于一个健康的人来说，这就是一次苦难。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段经历的记忆逐渐从痛彻骨髓变成了一种略有些光彩的片段。仿佛这种苦难给我带来了勋章，苦难让我成长，让我成为今天的我，让我能理解更多变得更好。

一旦跟日后的某种成长甚至成就关联到了一起，曾经的苦难立刻就被浪漫化了。苦难被理想化为一个必经的过程，一种超脱的手段，一次蜕变的经历。全红婵的苦难，如今在主流的叙事中，就被浪漫化为一种社会的符号。在逆境中的坚持与拼搏，换来彻底的蝶变，一朝蝉鸣天下闻，瞬间苦难似乎解决了，经济上的困难不再是困难了。

在苦难面前，同情往往是给别人的，浪漫大多是给自己的。不过同情与浪漫偶尔也会叠加起来，给那些熬过苦难，获得新生的人。

钱理群老先生在一个采访中，谈到自己曾经在那个特定年代遭受的苦难时，说了一句话——不要把苦难理想化。作为研究鲁迅的学者，钱理群可能更深刻的理解了鲁迅那句——

“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这是怎样的哀痛者和幸福者？然而造化又常常为庸人设计，以时间的流驶，来洗涤旧迹，仅使留下淡红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在这淡红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中，又给人暂得偷生，维持着这似人非人的世界。我不知道这样的世界何时是一个尽头！”

同情感动也好，浪漫理想也罢，都是人企图绕开苦难本身的一种逃避。如果苦难是阳光，没有人愿意紧盯，如果苦难是深渊，也没有人愿意直视。甚至很多时候，人们用一种彼岸的关照，把一切苦难看做此岸和彼岸中间的渡河，彼岸有神性的幸福的关怀，此岸有人生的琐碎，而在两者中间流淌的苦难，就看起来没那么让人绝望了。

说到底，在苦难面前的同情和浪漫都是源自一种自欺欺人的安慰。对他人的同情，无非是站在苦难之外的一种优越，庆幸苦难没有找上自己；而对自身苦难就无法在这种横向的比较中进行弱化了，只能在自身的时间经历中，将苦难看做是一个更长远、更伟大、更幸福、更值得纪念的过程中的一个环节，正是这个必不可少的环节，将自身从低谷推向了高峰。

大多数时候，将现实故事化更有利于传播和记忆。但这样做的代价往往是在一些具体的问题上，加入带有主观色彩的价值判断和人为的因果关联。在对苦难的描述中，同情和浪漫，就是一种有意而为之的回避。不经历风雨，哪见得彩虹，亦或是多难兴邦，这些个人或是社会的叙事，都没有任何逻辑和因果效力，有的只是人们对苦难的畏惧，和对彼岸的一种期望。

在膝盖摔伤做完手术的第一个月，我拄着双拐去医院复查，看见一位一条腿截肢的兄弟，那个时候我没有想到同情，也没有把那条空缺的腿想象成某种勋章。我只是想到，如果是我，也同样截肢了，是否也会保持一种心境，是否也会安然的去医院复查，并正常的过完一生。

苦难面前，设身处地的直面，很多时候要好过同情与浪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