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王立新：美国是如何成为世界“领袖”的

一战后，美国一跃成为世界经济霸主，国际地位大幅提升；二战后，作为世界头号强国，美国在政治、经济、军事等领域拥有绝对优势，主导了国际新秩序的建立，成为世界领袖，开始积极干预外部世界。

美国是如何成为世界领袖的？看似顺遂的选择背后，其实经历了漫长的过程。北京大学历史系王立新教授的新著《踌躇的霸权：美国崛起后的身份困惑与秩序追求（1913-1945）》探讨的就是这个问题。王教授说，美国崛起之后，它在国际事务中扮演怎样的角色，要不要干预外部事务，要不要做世界领袖，这个问题在美国社会经历了三十年的争论，很多人是不愿意美国去充当世界领袖的，因为领导地位意味着巨大的责任，甚至要付出巨大的代价。二战后，美国按照自身利益建立的国际新秩序，一方面塑造了美国制度生存和繁荣的良好环境，另一方面也产生了相应的大国责任。

在成为世界领袖之前，美国社会经过了怎样的思考？美国是如何建立国际新秩序的？近期，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就相关问题采访了王教授。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王立新

澎湃新闻：美国强大之后，为什么想要重构世界秩序？

王立新：美国在建国初期时就对欧洲主导的国际秩序不满，认为欧洲主导的国际秩序奉行君主制原则，在国际关系中盛行马基雅维利主义，就是说，国家与国家之间可以不讲道义，外交是阴谋的艺术，为了追求自身的安全和利益，可以背信弃义，可以不择手段。在这一秩序下，和平依靠结盟和构建大国之间的均势来维护。美国作为新生的共和国，对欧洲主导的国际秩序并不认同，因为这一秩序会损害小国利益，也无助于共和制的维护和自由思想的传播。

实际上，建国之初，托马斯·杰斐逊等人就批评欧洲国际秩序的非道德性，但当时美国能量不够大，无力改变这一秩序。到20世纪初，美国已经成为经济实力最强大的国家，已经具有了按照自己的意志对欧洲旧秩序进行修正的实力，而一战爆发也表明欧洲旧秩序是无法维护世界和平的，因此为美国建立新秩序提供了机会。当时的美国总统威尔逊决心抓住这一机会。

在威尔逊看来，一战前欧洲主导的国际秩序既不符合美国的价值观和理想，也不符合美国的利益。

不符合美国理想是因为旧秩序维护的是君主制度和帝国体系，而美国的理想是传播自治原则和民主，“让民主在世界上享有安全”。一战是德国挑起的，而德国实行的是独裁专制，在威尔逊眼中，独裁制度是侵略和战争的根源。一战前欧洲盛行的秘密外交与美国的价值观也是冲突的，因为秘密外交在美国是行不通的，总统缔结的任何条约必须经过国会的讨论和批准，而国会的讨论是公开的。

欧洲旧秩序不符合美国的利益是因为这一秩序支持重商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欧洲大国在世界范围内建立帝国，而帝国内部实行封闭的经济体系，排斥其他国家，这显然不利于工业实力强大的美国获得原料和市场。在威尔逊看来，一战前维护欧洲和平的机制——均势是没有办法维护和平的，因为大国之间的力量平衡，即均势是暂时的，不平衡才是常态，而欧洲将来一旦爆发战争，美国还会被拖进去，因此均势原则无助于美国的安全，必须被抛弃，代之以集体安全。

一战结束时，不仅美国的经济实力远远超出其他国家，当时的英法等欧洲大国也需要美国，试图利用美国防止德国东山再起，希望美国的力量进入欧洲，美国介入欧洲的国际政治。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以威尔逊为代表的美国国际主义者希望按照美国的价值观和利益重建国际秩序。

澎湃新闻：您新著的核心内容是研究美国崛起后的身份困惑如何影响美国的对外政策。您怎么思考这二者的关系？

王立新：国家身份意识的核心是国民对本国的国家特性、国际地位的认知，可以说是一种想象出来的自我，主要涉及三个问题：我们是谁？跟其他国家有什么不同？我们在国际社会中扮演什么角色？知识精英和政治精英通过著作、演讲等形式对这些问题进行言说，并被国民所接受，形成一种共识。一个国家的自我认知和身份观念一旦形成，就会影响决策者对国家利益和国家目标的思考，进而影响对外政策。

通俗地讲，无论是一个国家，还是一个人，只有知道你是谁，自身有什么特点，在（国际）社会中处在何种地位，才能确定自己的利益在哪里，追求的目标是什么。精英对国家身份的理解会深刻影响到一个国家的对外关系。我们知道，美国自我认知中最根深蒂固的观念就是“美国例外”。在美国人的理解中，相较于欧洲，美国是个例外的国家，它是启蒙运动的产儿，是第一个共和国，是“共和的灯塔”和“自由的火炬”。这样的自我认知和身份观念深刻地塑造美国人的国际观念和对外政策。

自由女神像是美国的象征，表达美国人民争取民主、自由的崇高理想。

书中讨论的这一时期（1913-1945）涉及一场辩论：美国要不要做世界领袖，要不要干预外部事务？美国在这个问题上思考了很长时间。反对者认为，充当世界领袖付出的代价太大，包括金钱、物质、人员伤亡等。不仅如此，美国干预国外事务，参与海外战争，还会损害美国的民主制度，因为如果深入干预外部世界，肯定需要强大的联邦政府，而强大的政府会导致总统权力的膨胀，进而损害公民自由和权利。反对者还认为，外部世界是混乱的、肮脏的、腐败的，美国一旦卷入外部世界的事务，就会沾染这些肮脏和腐败，陷入外国的阴谋之中，共和美德就会失去，美国的民主制度就会受到腐蚀。这些担心并非没有道理。冷战时期，美国成为世界领袖，总统权力膨胀，美国联邦调查局和中央情报局的一系列活动都极大地损害了公民的权利，“水门事件”所揭露出的总统权力的滥用是触目惊心的，在一定程度上应验了反对美国卷入国际政治的孤立主义者的担心。而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以及冷战后的伊拉克战争都让美国付出了极大的代价。

在孤立主义者看来，美国独善其身即可，应该满足于做火炬和灯塔，充当道义上的领袖，通过自身的典范作用影响其他国家；而自由国际主义者，如威尔逊和富兰克林·罗斯福则认为，美国不应该满足于“共和灯塔”和“道义领袖”这样的角色，应该兼济天下，做世界的政治领袖，通过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和领导世界来促进民主以及保护美国的安全和利益。

正是由于二者对于美国身份和角色的不同认知，以及二者的政治角力，导致了一战后二十多年的时间里，美国在国家身份和世界角色方面的“困惑”。

澎湃新闻：孤立主义者与自由主义者在阶层、地域、经济利益等方面存在怎样的差异，为何二者对美国身份的认知不同？

王立新：其实二者在地域、阶层、种族、信仰等方面并没有突出的差异，在美国社会各阶层和群体中都有孤立主义者，也有自由国际主义者。如果要区别的话，来自美国中西部政治家、知识精英更加倾向于孤立主义，这或许跟他们的视野、世界观有关，也跟经济利益有关。中西部地区以从事农业生产为主，还有很多仇视英国的爱尔兰裔和德裔美国人，他们看不到美国和世界（比如欧洲）建立联系的必要性。而在美国东北部，这里与欧洲有频繁的交往和密切的联系，更能体会到美国参与世界事务所带来的好处，这里的政治家、知识精英相对更倾向于国际主义。

澎湃新闻：美国社会自由主义者和孤立主义者的这场争论延续多年，直到珍珠港事件才趋向于自由国际主义的共识，这似乎有一点偶然性。如果没有珍珠港事件，美国对外政策会有何走向？

王立新：如果没有珍珠港事件，很难说美国社会对此问题会作何选择，因为争论还会继续。珍珠港事件促成的自由国际主义共识也并非是指所有人都赞同美国应该干预欧亚的战争以及领导世界，而是指大部分人，特别是共和党领袖，接受了自由国际主义者的主张：美国要充当世界领袖。当然，我们可以注意到，珍珠港事件前国际局势的变化已经使国际主义者的主张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接受。法国的陷落、不列颠之战的爆发以及德、日、意三国轴心的确立使美国人意识到国际局势的严峻性，当时美国社会舆论已经开始倾向于罗斯福的主张，但是这场争论仍在进行，如果没有珍珠港，肯定还会继续下去。

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珍珠港。

而到二战结束的时候，美国实际上无法像一战后那样拒绝承担领导世界的责任了，这不仅因为美国吸取一战的教训，在领导世界方面达成了共识，还因为它太强大了。

有评论说，从罗马帝国灭亡以来，从来没有一个国家像二战后的美国这么强大，其他国家是如此依赖这个国家。当时美国的实力是空前的，甚至可能是绝后的。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难以推卸大国责任，美国精英也看到如果推卸这个责任，对美国也是不利的。他们在反省二战爆发原因的时候深刻地认识到，在法西斯势力崛起过程中，无论是日本发动的“九·一八事变”、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还是德国修改凡尔赛体系的行动，美国都有能力进行干预，但是却没有干预。如果美国当时实行积极的对外政策，即使不能阻止战争爆发，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遏制轴心国的扩张势头。

澎湃新闻：二战结束后，美国构建国际秩序的原则是什么？

王立新：从威尔逊开始，美国用来构建国际秩序的基本思想是自由国际主义。自由国际主义是自由主义和国际主义的结合。这里的自由主义是指古典自由主义用来组织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的基本信条，可以追溯到洛克、卢梭和康德的思想。在威尔逊等人看来，这些自由主义原则不仅适用于国内社会，也可以应用到国际社会中；一战前国际关系中的旧秩序应该被抛弃，代之以自由主义原则，包括自治、法治、自由贸易和国际合作。而国际主义是指美国应该抛弃19世纪对欧洲的孤立主义政策，积极参与国际政治，甚至领导世界。

具体说来，自由国际主义秩序体现为三个方面：一是在国际安全领域以集体安全原则取代一战前的均势原则和各国对自身绝对安全的追求，强调大国合作的重要性，一战后建立的国联就体现了这个原则；二是在国际经济关系中实行市场开放和自由贸易原则，尽可能地削减关税以及废除非关税的贸易壁垒，打破欧洲各帝国建立的封闭性贸易体系，这是亚当·斯密经济思想在国际经济领域中的应用；三是在国家内部实行自决、自治和民主，瓦解帝国体制。在自由国际主义者看来，民主国家能够与世界和平相处，相互之间可以建立和谐与合作的关系，而这既有助于世界和平，也有利于美国的安全。当然，在威尔逊等人看来，这一秩序的建立、运行和维护还依赖于美国的领导。

美国总统威尔逊

澎湃新闻：美国为什么把国际正义作为构建国际秩序的一大原则？

王立新：美国在二战结束前后，提出把促进人权和国际正义作为处理国际关系的原则，主要是出于三点考虑。

首先，美国在反思二战爆发根源的时候，认为日本、德国、意大利三个战争策源地都是极权主义和专制国家，一个在国内对其公民人权进行践踏的政府，也不会在对外关系中尊重其他国家的权利，它们往往会用武力方式追求国家利益，甚至不惜发动战争。这是美国政治精英检讨二战爆发根源时得出的一个结论：只有在国内尊重人权的国家，才能尊重其他国家的权利，与邻国和平相处。因此，人权保障与国际和平与安全密切相关。

其次，二战结束前后逐渐被揭露出来的轴心国的暴行，特别是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是骇人听闻的，极大地触动了人类的良知。而在纳粹迫害犹太人的时候，国际社会并没有干预。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社会没有干预的原因之一是人们认为这是一个国家内部的事情，是德国的内政。战后，国际社会，特别是英美等国的非政府组织深刻意识到人权问题不纯粹是一个国家内部的问题，对严重的人权暴行，国际社会应该也必须加以关注和干预，以防止类似暴行的重演。这些非政府组织在联合国成立大会上强烈要求将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原则写入《联合国宪章》，包括中国在内的联合国成立大会的代表接受了这些非政府组织的意见。从这个意义上说，人权保障原则的确立并非出于西方国家政府的盘算，而是源于民间团体的压力和呼吁。

第三，在美国的政治精英看来，二战后世界越来越成为一体，国家之间互相依赖，如果其他国家的人权和自由不能保障，那么，美国国内的自由也是不安全的。出于保障美国国内制度的安全，也需要在世界范围内维护其他地方的人权和自由。

简言之，自由主义政治理想与美国国家自我利益的一致提供了人权问题国际化的契机，使原来纯粹属于国内管辖的议题成为国际关系中的议题。

一战前国际关系中的首要议题是战争与和平，其次是贸易和关税，二战后人权问题开始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重要议题之一。《联合国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确立了战后国际秩序的基本原则之一就是保障人权，人权保障是世界和平的基础。正如主持起草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的罗斯福总统夫人埃莉诺·罗斯福所言，“关注保护和促进人权与基本自由是联合国的核心目标。……这反映了《联合国宪章》的基本前提：人类的和平与安全依赖于对所有人权利和自由的相互尊重。”

海报：1950年，纽约联合国国际幼儿学校的学生观看《世界人权宣言》这一历史性文件。

澎湃新闻：“出于保障美国国内制度的安全，也需要在世界范围内维护其他地方的人权和自由。”美国政治精英的这种逻辑是如何建立的？

王立新：第一是国家安全的逻辑。在美国领导人看来，如果其他国家人权没有保障，就会发生践踏人权的行为；如果国际社会不去干预，那么迟早这些践踏人权的国家会把其意志强加到别的民族，甚至发动战争。而一旦发生战争，美国也无法幸免。

第二，这跟新政有关。罗斯福在新政后期提出“公民的经济与社会权利”的概念，就是说每个人要有受教育的权利、工作的权利、享受闲暇和社会福利的权利，有加入工会的权利等等。如果这种权利在其他国家不能得到保障，那么，就会压低工人工资，降低环境标准，甚至出现强迫劳动，这样就会产出大量廉价工业品，如果这些廉价工业品倾销到美国，美国就不得不要降低自己的人权标准和劳动标准，使美国的人权和经济都受到伤害。

也许，他们还有第三种考虑，那就是如果其他国家不尊重这套规则，也就证明美国的价值观和制度不具有普遍性，是没有吸引力的。

澎湃新闻：那么，美国建立的国际秩序运行效果如何？

王立新：罗斯福、赫尔，以及接替罗斯福的杜鲁门总统，他们是比较乐观的，认为通过与苏联等其他大国的合作，吸取一战、二战爆发的教训，可以实现世界和平，至少可以保障相当长时间的和平。

但是大家知道，战后不到两年，美苏就爆发冷战，虽然美苏两大国之间没有爆发直接的武装冲突和战争，但是两国纷纷扶持代理人，发生了多场局部战争。而且美苏之间在政治、经济、军事、意识形态等方面全面对抗。所以，二战后的国际形势与罗斯福和赫尔等人的设想相差甚远，联合国在维护和平方面发挥的作用相当有限。美苏之间之所以没有爆发直接的武装冲突，主要也不是因为联合国发挥了作用，而是因为两极均势和核威慑，或称核恐怖平衡。联合国之所以没有发挥美国原来设想的作用是因为大国，主要是美苏无法达成一致。大国不能达成一致，联合国安理会自然也就无法通过决议，联合国也就无法履行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职责。

不仅如此，在促进社会正义方面，联合国的作用在二战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也没有显现出来。这和战后很快爆发冷战有关，因为冷战爆发之后，国家安全和意识形态竞争成为美苏政治家关注的头号问题，人权保障被置于次要甚至被忽视的位置。同时美国和苏联国内都有人权问题，美国国内的种族歧视使美国的人权原则在世界舆论面前显得虚伪。而且美国为了遏制苏联，扶植了很多右翼独裁的反共政权，这些政权在国内镇压异见人士，践踏人权，美国政府为了安全利益有意回避这些国家的人权问题。因此二战后国际社会并没有落实《联合国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中的人权保障原则，也没有建立保障人权的国际机制。

1950年代初美苏争霸格局下的世界

直到1975年，在美苏缓和的背景下，在讨论欧洲安全与合作的赫尔辛基会议上，人权保障问题才重新被提起。会议达成的《赫尔辛基协定》确立了促进东西方交流和人权保障的原则，建立了保障人权的机制。同时卡特总统在1977年提出了人权外交，在美国对外关系，特别是对外援助中贯彻人权标准。所以，到了七十年代后期，人权保障的原则才在国际关系真正得以落实，并持续到现在。

就国际经济秩序而言，由于两大阵营的对立，苏联、东欧各国以及中国没有加入布雷顿森林体系，罗斯福和赫尔等人设想的战后统一的、一体化的世界经济体系并未出现。自由贸易原则和布雷顿森林体系通行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促进了西方阵营经济的发展。从1945年到1970年代前期，战后资本主义国家经历了近二十年的经济繁荣，布雷顿森林体系在其中起了很大作用。1973年的石油危机引发战后资本主义世界最严重的经济萧条，美国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布雷顿森林体系部分解体。但自由贸易原则仍然通行于西方世界，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仍然发挥作用，中国在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也加入布雷顿森林体系。冷战结束之后，世界变为一体，世贸组织取代了关贸总协定，全球化进程大大加快。

应该说，战后美国建立的以自由贸易为原则的国际经济秩序有效地促进了很多国家的经济发展，不仅包括欧洲和美国，也包括东亚，比如亚洲四小龙的崛起以及中国的经济奇迹都与布雷顿森林体系有很大关系。最近习近平主席访美的成果清单就包括承认“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经济体系在过去35年中助推中国实现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增长，使亿万人民摆脱了贫困”。

澎湃新闻：美国的非政府组织在扩大美国影响方面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王立新：美国是一个强政府、强社会的国家，强大、多元的公民社会在传播美国价值观、输出美国生活方式和扩大美国影响力方面发挥的作用非常巨大。

最早在世界上展现美国形象的，不是美国政府，而是美国非政府组织、私人团体和民间机构。从19世纪晚期开始，美国的宗教团体、慈善团体、知识团体和劳工团体就开始走向海外，传播美国的价值观，扩大美国的影响。好莱坞电影在这方面更是发挥了非重重要的作用。联邦政府开展文化外交、塑造美国的形象是很晚的事情，始于20世纪30年代后期，其规模和影响实际上都无法与非政府组织和私人机构相比。换言之，在树立美国形象、打造文化软实力方面，非政府组织的作用远远超过联邦政府的作用。

有的非政府组织是从一开始就有明确的目标，要传播美国文化影响力，包括向欠发达国家输出民主，培育公民社会；有的非政府组织则没有这么明确的要扩大美国影响的目的，比如宗教团体，它的目标是传播“福音”，发展信徒，扩大基督教的影响；大学和基金会往往也有自己独立的目标和议程，并没有为国家政治利益服务的旨趣。但是这些团体的活动客观上起到了传播美国价值观、扩大美国影响力、打造良好美国形象的作用，因此在总的目标上与美国长远的国家目标是一致的。

非政府组织在这方面的作用还会持续下去，这一经验很值得其他国家借鉴。

（《踌躇的霸权：美国崛起后的身份困惑与秩序追求（1913-1945）》，王立新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