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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幕十天后才赶到：新中国首次参加奥运会的曲折历程

2021-08-10 08:19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原创宋明档案春秋

1952年7月29日中午，芬兰首都赫尔辛基市郊区，一处名为欧塔尼梅的村庄里，伴随着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一面鲜艳的五星红旗缓缓升起。原来这里是奥运村，参加第15届奥运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正在举行开团升旗仪式。在场的数百名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运动员、记者，与中国代表团团员们一起见证了这一庄严时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第一次飘扬在奥运会上。

当时，第15届奥运会开幕已过去了整整10天，赛程也已进行大半。为何中国体育代表团直到此刻才匆匆赶到，新中国体育健儿初次征战奥运赛场的表现怎样？就让我们一起回顾新中国首次参加奥运会的曲折历程。

第15届奥运会主会场：赫尔辛基奥林匹克体育场

芬兰取得奥运会举办权，邀请新中国参加

1947年6月，芬兰赫尔辛基获得第15届奥运会主办权。

举办权到手后，芬兰举国上下马上行动起来，以赫尔辛基市副市长佛伦凯为主席的组委会开始了精心的筹备，在全球范围内广泛开展宣传和积极的外交活动，希望能有更多的国家和地区的代表队来芬兰。

1951年2月15日，芬兰首任驻华公使瓦尔万尼到北京上任并拜会我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此前他刚从印度新德里赶到北京（瓦系芬兰驻印度公使兼驻华公使——编者注），行前他接到国内指示：到北京后尽快探询新中国出席芬兰奥运会的可能性。

1952年赫尔辛基奥运会纪念币，中间为该届奥运会会徽

瓦尔万尼在会谈中提出邀请新中国参加赫尔辛基奥运会，但章汉夫的回答平淡，表示“有关机关还没有考虑”。瓦显然颇感失落，于是加重语气再次强调："因为明年我们是主人，很希望全世界都去参加。如中国不参加，将引为憾事，刚才已说过并不牵涉政治问题。”

公使先生以为事情并不复杂，但新中国首次参加奥运会恰恰因为政治问题而一波三折……

外交部很快将芬方的意思转告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筹备委员会。体总（筹）回复外交部希望有更多关于国际奥委会、奥运会组织章程的资料，并特别询问苏联对于此次奥运会的态度。外交部遂请耿飚大使（耿系驻瑞典大使兼驻芬兰公使）协助向芬兰奥委会索取有关材料，并了解苏联对参加奥运会的态度。耿飚大使很快报回了有关材料。

当时新中国刚刚成立，一切百废待兴，参加奥运会的事还未来得及摆上议事日程。对于芬兰方面的建议，体总最初的意见是不参加奥运会的体育比赛，只派团参加奥运会的艺术展览，以弘扬中华文明，扩大新中国的影响。

1952年1月，苏联驻华大使罗申告知中方：苏联将组团参加芬兰奥运会，建议中国也派选手参加。苏联的意见起了关键作用，体总开始积极准备参加奥运会事宜。

1952年赫尔辛基奥运会海报

2月5日，中华全国体育总会致电国际奥委会，申明新中国对参加国际奥委会及奥运会的态度：

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秘书处：

中华全国体育总会根据中国在过去参加历届奥林匹克大会的关系，决定仍继续参加国际奥林匹克大会的组织，并决定参加今年七月间在赫尔辛基举行的国际奥林匹克运动大会。我们现在通知贵会：中华全国体育总会是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唯一体育组织，任何其他团体，包括台湾中国国民党反动集团的体育代表在内，不能作为中国的任何合法代表，亦不能容许其参加此届奥林匹克运动大会及其有关的会议。现闻贵会将在二月十五日在奥斯陆举行奥林匹克会议，我们准备参加，请即将该会议程及须要我们参加会议之人员数目通知我们，实为至盼。

中华全国体育总会

一九五二年二月五日于北京

奥委会经过长时间讨论，无法达成一致意见

2月12日，国内指示：请驻瑞典使馆二秘盛之白作为体总代表出席在奥斯陆举行的国际奥委会会议。接到任务，盛之白连夜出发乘车赶往奥斯陆。

2月13日清晨，盛之白抵达奥斯陆，先后拜会了苏联国际奥委会委员安德烈雅诺夫、佛伦凯和国际奥委会官员。安德烈雅诺夫告诉他，关于邀请新中国参加奥运会的提案已由佛伦凯提出并交大会讨论。苏联和保加利亚代表决定在13日下午及14日上午的会议上，将驱逐台湾代表代之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的问题列入议程。盛之白联系大会秘书处时被告知：由于中国还不是国际奥委会成员，他不能参加会议。于是，盛之白将原本计划在会上的发言印成书面材料，请安德烈雅诺夫带到会上，于14日晚上分发给与会代表。

15日的大会经过长时间的讨论，无法达成一致意见，遂决定，将新中国参加国际奥委会一事，“移交国际奥委会执委会调查解决，并限定执委会于6月1日前将解决情况通知芬兰奥组委，以便于国际奥委会承认时，即发出请帖。”

1936年，由董守义担任教练的中国男子篮球队参加柏林奥运会。1947年，董守义被选为国际奥委会委员，解放后，被选为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副主席

1952年6月4日，冯文彬及国际奥委会中国委员董守义联名致电国际奥委会，告知新中国将报名参加芬兰奥运会的事宜。

6月16日，芬兰奥组委转来国际奥委会的有关决议：

北京的新的体育团体现在要求代替上述组织来代表中国的体育运动。这些新的团体似乎包括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中国青年。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希望中国青年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但是，目前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的基本组织和规章不允许这样参加。目前，台湾和北京的两个中国团体都不能参加本届赫尔辛基奥林匹克运动会。

6月17日，体总又收到国际奥委会主席艾德斯特隆本人的电报：

任何中国运动员不得参加赫尔辛基奥林匹克运动会。你们的奥林匹克委员会尚未获承认。去赫尔辛基是徒劳的。

时任奥委会主席艾德斯特隆

7月5日，体总秘书长荣高棠和董守义分别致电艾德斯特隆，抗议奥委会无理拒绝中华人民共和国运动员参加第15届奥林匹克运动会。艾德斯特隆亦回电再次表示拒绝。

由于中国政府的交涉，并在许多国际友好人士的呼吁下，国际奥委会决定7月17日在赫尔辛基召开的第47届奥委会全体会议上，继续讨论中国在国际奥委会的会员资格问题。

这次，盛之白以董守义的私人代表身份出席会议。7月16日，盛之白接到佛伦凯的通知，请他17日上午10点列席奥委会会议并发言。

17日，盛之白在会上进行了5分钟的发言，代表拥有五亿人口的新中国向国际奥委会发出了严正要求：

一、立即驱逐台湾国民党反动残余集团的体育组织与孔祥熙、王正廷，二、继续承认中国体总，并邀请中国体总的选手队参加本届运动大会。

正义的力量是不可抗拒的，在众多国际朋友的支持和声援下，7月17日，国际奥委会做出决定：本次会议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会籍问题不做决定，邀请中国代表团参加第15届奥运会。但国际奥委会同时也邀请台湾方面的运动员出席。

芬兰长跑名将汉·科勒赫迈宁点燃第15届奥运会主火炬

7月18日，即奥运会开幕前一天，芬兰奥组委向体总发出了参加奥运会的邀请，全文如下：

北京中华全国体育总会：

根据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7月17日会议，我们很荣幸邀请中华全国体育总会运动员参加赫尔辛基第十五届奥林匹克运动会。

筹备委员会主席

伊利克·冯·佛伦凯

体总经研究认为：国际奥委会的邀请电只讲邀请我们参加，未提到台湾，因此我们应当参加。7月19日，经请示周恩来总理批准同意。体总马上行动起来，中国参加奥运会40人代表团很快组成。

7月25日凌晨，中国参加第15届奥运会的体育代表团，从首都西郊机场乘飞机赶赴赛场。临行前夕，7月24日深夜，周恩来总理在中南海接见了代表团领导，关切地询问了准备情况，并特别说明了新中国参加奥运会的意义。他指出：重要的不在于是否取得奖牌，此去把五星红旗插到奥运会就是胜利。正式比赛赶不上，可多与芬兰的运动员进行比赛，积极参加友好活动。

当时的交通没有今天这样便捷，中国代表团需辗转莫斯科，才能搭乘飞机到赫尔辛基。而当时仅仅是飞抵莫斯科，就要花去三天的时间。直到启程出发后的第四天（7月29日）上午11点，中国代表团终于到达目的地，这时距离奥运会开幕已过去了整整10天。带着周总理“把五星红旗插到奥运会就是胜利”的嘱托，代表团马不停蹄驱车赶往奥运村——欧塔尼梅村住地。来到奥运村，大家顾不上休息，迅速跑到广场集合。12点半升旗仪式正式开始。

代表新中国和五亿中国人民的五星红旗，终于在奥运村上空冉冉升起。

1952年7月29日，五星红旗第一次在奥林匹克会场升起

升旗仪式上的新中国体育代表团

成功的奥运，成功的参会

代表团到达的时候，奥运会各项赛事已接近尾声，只有游泳比赛刚开始进行预赛。7月30日上午，吴传玉参加了一百米仰泳的预赛，被分在第7组。由于旅途劳累，加之当时芬兰正值北极白夜时节，赫尔辛基半夜12点天才黑，凌晨两三点钟天又放亮，吴传玉没有睡好觉，虽竭尽全力，游出了1分12秒3的成绩，但仅名列小组第五，未能进入决赛（每组取前三名）。

1953年8月9日，吴传玉在罗马尼亚举行的第一届国际青年友谊运动会游泳比赛中，获得男子100米仰泳冠军，成为新中国首枚国际体育大赛金牌获得者

芬兰奥组委很友好，特意安排没赶上正式比赛的中国足球队和篮球队在8月4日与芬兰的全国冠军队分别进行了一场比赛，结果中国足球队以0比4落败；稍后进行的篮球比赛，中国队也告负。

在赫尔辛基，中国体育代表团与各国朋友进行了广泛的接触，并举行了招待会。

8月3日晚上7点，中国代表团与其他国家的代表团一起参加了大会的闭幕式。仪式很简单，每个国家的两名旗手举本国国旗绕场一周。中国代表团的旗手为篮球运动员张长禄、周宝恩。首先出场的是希腊队，然后其他国家按照国名的芬兰字母顺序依次出场，中国队第35个出场，正好走在整个行进队伍的中间，最后出场的是东道主芬兰队。全部队伍走完后，各支队伍站在主席台前排成半圆形，由芬兰、苏联、中国、美国等国选手代表各国运动员上台发言。各国运动员发言结束后，熊熊燃烧的奥林匹克火炬缓缓熄灭，第15届奥运会在芬兰国歌声中闭幕。

第15届奥运会奖牌

这次奥运会是新中国参加的第一次奥运会，一路上代表团受到热烈欢迎和热情接待，新旧对比，使代表团中在旧中国有着痛苦经历的运动员、体育工作者感触颇深，董守义的话代表了大家的心声：

我是参加第十五届国际奥林匹克运动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的团员之一，我感到很荣幸！在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我虽然曾参加过几次国际运动会，但是只有这次是我有生以来最愉快、最光荣的一次。在派遣代表（领队、指导、选手）的问题上，过去往往发生闹意见、搞宗派、明争暗斗的现象，弄得笑话百出。到了大会，因为我们是半殖民地的国家，常为资本主义国家所鄙视。由于旧中国国际地位的低落，运动成绩的较差，经费的支绌，因此代表团的人员处处感觉自卑，抬不起头来。参加十四届国际奥林匹克运动会时，代表团被困在英国，反动政府不仅不愿接济，而且驻英“大使馆”、“中国银行”甚至拒绝借给返国路费。代表团没有办法，只好自己活动，向外借款，而“大使馆”、“中国银行”却又不肯作保；不得已，才向华侨和外国人募集旅费，始行返国。回忆起来这是多么伤心、多么丢脸的一件事！

差距和反思

苏联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样，也是第一次参加奥运会，但苏方取得了优异成绩，这对代表团震动很大。在回国途经莫斯科时，代表团领导特意考察了苏联的体育工作。回国后，荣高棠代表全团向中央提出加强政府对体育工作的领导，促进高水平竞技体育发展的建议：

第一，应加强我国体育运动的领导工作。今后要加强开展体育运动必须首先加强这一工作的领导机构。

第二，为了训练大批体育干部及各项运动的优秀运动员，建议中央体育学院扩大名额至三千人，从各地挑选年轻力壮身高而有培养前途的运动员集中训练。其他各地亦应有一定部门负责领导体育运动并定期开运动会，以造成群众性体育运动。在各师范学院及有条件之大学增设体育系科。

第三，建议聘请苏联体育专家五人来中国协助工作。

第四，建议明年在北京召开全国运动会（综合项目），以后每年开一次全国单项运动会（如足球、篮球、游泳、田径等），以便在全国范围内大力推动体育运动的开展，并在此基础上选拔人材，集中训练，准备参加一九五四年之亚洲运动会及一九五六年在墨尔本举行之第十六届奥林匹克运动会。中国自一九三二年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起一直没有得过分，如在新中国成立第七年（一九五六年）的下届运动会上再不得分，不但与我国家地位太不相称，在国际上影响不好，而且全国人民亦会不满。

第五，为适应目前全国人民对体育运动之需要，建议在各地酌量增设体育场地及体育设备，在北京应修建一大型的运动场。

参加赫尔辛基奥运会的新中国体育代表团成员

后记

中国体育代表团的建议很快得到中央的批准，各项措施有条不紊地逐一落实。1952年11月，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19次会议决定成立“中央人民政府体育运动委员会”，任命贺龙同志为主任，在体总办事机构的基础上搭起了中央体委的架子，并于1954年改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运动委员会。

1954年5月，在希腊雅典举行的国际奥委会第49届会议上，中华全国体育总会被承认为中国奥委会，但国际奥委会同时保留了台湾的所谓“中华民国奥委会”，允许这两个奥委会分别使用“北京中国”“台湾中国”的名称同时参加第16届奥运会。为强烈抗议国际奥委会分裂中国的做法，1958年8月5日，中国奥委会断绝了与国际奥委会的关系。

1979年11月26日，国际奥委会经全体委员表决，恢复了中国奥委会在国际奥委会中的合法地位。

1984年，第23届奥运会在美国洛杉矶举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代表团再次出现在奥运赛场，此时距离新中国第一次参加奥运会已过去32年。

2008年，第29届奥运会在中国北京举行。中国体育代表团在北京奥运会上取得了51枚金牌、100枚奖牌的优异成绩，第一次名列奥运会金牌榜首位。

2021年，第32届奥运会在日本东京举行，中国体育代表团共获得38枚金牌、88枚奖牌。中国健儿用最好的身体状态，展现中国人最好的精神气质，为奥林匹克精神写下最新的中国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