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前总理施密特往事：被誉为世纪领航员，是中国人民老朋友

北京时间11月10日，德国前总理施密特因病在家乡汉堡去世，享年96岁。对这位卸任西德总理已经三十多年的老人，大多数读者如果不查资料很难对其有一个完整的印象。这位被德国媒体称作“世纪领航员”的杰出政治家，究竟在哪些方面让一代又一代的欧洲国家领导人心悦诚服呢？

印象1：战功官运两不误的帝国中尉

1918年出生的施密特在学生时代曾一直担任学校里“希特勒青年团”的领导职务，直到1936年因为反纳粹言论而被撤职。但这并没有影响他在1937年毕业后加入德国空军高射炮兵，之后在东线作战期间（曾参加对列宁格勒的包围战）因表现出色屡受上级表彰，1942年被派回德国航空部下属的空军高射炮兵学校担任少尉教员。

在此期间施密特还有一段特殊经历：1944年8月，由于纳粹德国的“人民法庭”准备对参加“刺杀希特勒”行动成员进行大审判时人手不足，施密特也被要求作为书记员参加了这次审判。而出于对审判中种种丑行的不满，他向上级提出放弃这个“闲差”回到学校继续教学，并得到了批准。施密特战后承认，这段经历使他对纳粹更加厌恶。

1944年12月阿登反击战之前，施密特被作为骨干力量派往前线加强一线部队，在战役中获得了二级铁十字勋章并晋升为中尉。1945年4月在吕纳堡防御战失败后他被英军俘虏，但很快就在同年8月被释放。

战后，他决定回到家乡的汉堡大学学习经济学和政治学，大学期间他延续了中学时期的“官运”，加入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并成为“社会主义德国学生会”的核心成员，毕业后顺理成章地进入汉堡市政府工作。

印象2：经济学硕士出身的救火专家

尽管和很多有类似经历的战后德国政治人物一样，施密特在重回学校攻读学位以及步入政坛时，一直避谈他在二战中的军旅生涯。但是在1962年汉堡遭遇洪水时，时任负责内政事务的政府委员的施密特却果断利用很多老战友此时已经是联邦德国军队高官的这层关系，让战后长期被紧缚手脚的西德军队有了一个“为人民服务”的机会，要知道按照当时德国宪法，军队被严格限制不得干政——即使是救灾也不可以。

这次“先斩后奏”可谓一举三得，首先对政府来说，军队果断的救灾行动减小了损失，也就没人管宪法的事儿了；对军队来说，向国内国际社会证明了和平时期其也应当拥有足够地位的必要性，对国外来说，看到了重生的西德军队在从事人道主义任务时的出色发挥，降低了戒备心理。因此，1969年由施密特出任勃兰特政府的国防部长可以说是皆大欢喜。

而在5年后勃兰特因秘书间谍案被迫辞职，施密特接任联邦德国总理的时候，他面对的危机则是一场更大的洪水——阿拉伯国家因不满中东战争中西方支持以色列的立场而发动石油禁运，导致油价飞涨造成世界经济危机。这位汉堡大学国民经济学硕士努力让联邦德国在这场“大洪水”中的损失降到最低，这不仅为他在各个阵营中都获得了声誉，更是奠定德国成为欧洲经济第一大国的关键基础。

与之相比，以雷厉风行的手段成功处理当时联邦德国境内的恐怖组织RAF带来的恶劣影响，使得德国长期以来保持良好的社会治安环境，只能算施密特为德国做的“一点微小的工作”了。

印象3：强力推动欧洲一体化的先行智者

作为在一战和二战期间的交战国，二战后德法两国的宿怨能否真正化解是事关欧洲和平的一大重要问题。而施密特和法国时任总统德斯坦的不懈努力，对德国和法国之间的合作起到了引领性的重要作用，而德法这两个西欧最强大的国家在政策上的趋近，也使得欧洲大陆的一体化进行有了启动的基础。

值得注意的是，在施密特主导下，德国甘愿让法国居于欧洲政治领导地位。施密特曾这样分析当时两国角色分配：“鉴于敏感的声誉问题，德国无论如何不得以欧共体领袖国的面目出现，而必须处处让巴黎走在前面。”也就是法国充当政治与文化领袖，德国以其经济实力成为背后的“欧洲发动机”。这种角色的搭配不仅符合两国当时的利益需求，而且也是实现利益最大化的选择。

而这两位领导人的亲密合作也为之后德法两国领导人的常态化合作开了个好头。经过几代领导人的努力，今天德国已经不再需要背负历史的十字架，在幕后台前都能在欧盟中发挥主导作用。而他和德斯坦于1975年共同发起的，聚集了意大利、日本、英国和美国的政府首脑经济峰会正是今天著名的八国集团首脑会议的前身。由于这两位政治家为欧洲的和平与一体化做出的卓越贡献，2006年1月他们被共同授予戴高乐奖。

即使卸任后多年，这位被调侃为“大嘴”的老政治家一旦看到有阻挠欧洲一体化的现象时仍然果断“开炮”。1999年4月，他在接受《瑞士周报》采访时猛烈抨击其政治上的得意门生——时任德国总理施罗德，认为德国参与北约组织的军事行动“就国际法角度无法自圆其说”，“德国在美国的摆布之下违背了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除此之外，他还认为：“德国要对巴尔干的混乱局面负责......1991年前南斯拉夫解体后，政府给予斯洛文尼亚与克罗地亚外交承认非仅是过于急切，而且是绝对错误的”。

印象4 ：理解中国的“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近年来成了一个被频频提及的词，但就施密特而言，他确实当得起这个称号。这不仅是因为1971年时任国防部长的施密特就曾敦促总理勃兰特与中国建交，也不仅是因为1975年施密特成为访问中国的首位联邦德国总理，还在于在西方主要国家领导人中，施密特最早对中国崛起有了系统性的预测，并对其影响做出了准确评估。

在这一点上，他和另一位被公认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的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有着相同之处，两人在分析中国发展时都主张“不应该从中国领导者个人角度去观察中国的变化，因为中国关键的决策都是在领导集体协商一致基础上作出的，所以不管发生什么新变化都将是渐进的”。

从1975年施密特首次访华到2005年施罗德卸任，三任德国总理在30年间与中国建立了积极的互信关系。而在2008年默克尔宣称拒绝参加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后，施密特不顾近90岁的高龄，在柏林德国外交政策协会做了一场精彩的题为“崛起中的世界大国：中国”的长篇报告。他呼吁西方必须尊重中国这个世界尚存的最古老的文化，放弃说教的态度，并对默克尔的举动斥之为“不负责任的对华政策”。

和另两位德国前总理一道，施密特近年来不断接受电视采访、做报告为中国“正名”，不惜为此受到德国部分习惯于“妖魔化中国”的本地媒体的批评。

德国外交政策协会主席、中国问题专家桑德施耐德教授指出，德国的一些政治家愿意发表迎合民众的言论，而德国普通老百姓担心中国人会危及他们的富裕生活，加上部分德国媒体的习惯性报道，如果不是施密特这些老一代德国领导人的不断奔走呼吁，“中德双边关系的气氛可能还会进一步冷淡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