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文化名人】常璩及其《华阳国志》 ‖ 肖俊

原创 肖 俊 方志四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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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载《巴蜀史志》2020年第5期“四川历史名人”专刊常璩及其《华阳国志》

肖 俊

常璩，东晋著名史学家，其所著《华阳国志》，被誉为“方志之祖”。当代著名学者任乃强在其《华阳国志校补图注》“前言”中说：《华阳国志》，“于地方史中开创造之局”“在绢素时代，为地方史一鸿篇巨制矣”。

常璩画像（梅凯 作，四川省方志馆藏）

常璩能在中华文化中开地方史之局，撰写出地方史中的鸿篇巨制《华阳国志》，显非历史的偶然。这既是他才情的展示，也是他对时代的思考。孟子所言“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也许，这就是常璩当负的“大任”。

本文将从常璩家族、常璩所处的时代、常璩其人、常璩著《华阳国志》、《华阳国志》的影响与意义来着笔，其目的是展示历史赋予常璩的“大任”以及这“大任”给予历史的意义。

常璩家族

常璩在《华阳国志》“江原县”条目中有语：“东方常氏为大姓。文井江上有常堤，三十里。”常璩为江原小亭乡人，他在写故乡江原是个富庶之地后，明确“常氏”是这富庶之地的“大姓”。同时，他还明写“常氏”“大姓”之“大”——文井江上有常堤30里。常氏家族在文井江上有堤30里，可见其家族所要保护与灌溉的良田有多少。

常璩在展示常氏家族的“大”之后，又在“先贤”“后贤”篇目中提及20多个常氏家族的人。这些人，从时间跨度来说，长达100多年（从汉献帝时常洽至自己）。所要言者无非是常家非暴发之家，其家族之“大”是一代又一代的发展与积淀所致。从人物的身份来看，大都为官宦，且不少为县令（长）、太守，主政一方，其次为学者。所要言者无非指明常家为钟鸣鼎食之家、簮缨诗书之族。从人物的事迹来看，在朝为忠臣，在官为能吏，在家为孝子，为友则仗义。常璩如此介绍常家人氏，所要论者，常氏之“大”，非地方豪强，而是国家栋梁。

常璩就出生于这样的家族，香熏书染后，长大成人。

常璩所处的时代

常璩出生于西晋而终于东晋，为官成汉政权。其所处时代有几个特点：

（一）天下动荡，人心思合

东汉末年，诸侯割据，天下三分，致使“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于是天下思其一统。魏元帝景元四年（263），魏统一巴蜀。晋武帝太康元年（280），三国归晋，全国大致实现统一，结束了战乱纷争的局面，尔后出现太康之治。然而由于晋惠帝的无知，晋宗室权力恣意澎涨，导致“八王之乱”。随后“五胡乱华”，天下再次分崩离析。晋王室东迁，司马睿在王导、王敦的拥戴下在建康城重建王朝，是为东晋。然东晋政权只管控着江南和荆湘地区。

晋惠帝永安元年（304），李雄在成都建立政权，此后全国各地还先后建立了15个国力强劲的政权，被统称为十六国。十六国时期，战乱不断，生灵涂炭，于是天下统一，又成为有识之士的宏愿。

（二）世殊时异，轻视巴蜀

在不到100年的时间里，巴蜀之地竟两次归于司马氏主宰的政权（中原王朝）。一是蜀汉景耀六年（263）蜀汉归于司马昭主宰的魏，一是东晋穆帝永和三年（347）成汉归于司马睿建立的东晋。然因世殊时异，巴蜀官员受到的待遇迥然不一。

263年，虽是魏破蜀，然魏之政权实操于相国司马昭之手。265年，司马昭死，其子司马炎继其晋王之爵、相国之位。266年，司马炎以禅让方式逼退魏帝，登上皇位，建立西晋。无论是司马昭还是司马炎，所面临的都是魏部分旧臣的反对以及东吴的独立。为削弱魏旧臣反对势力，也为赢得东吴官员的归心，司马昭与司马炎都实行优待蜀汉的政策。主要体现在：保障内迁官员的生活质量，重用投降的蜀汉大臣，善待蜀汉旧臣的子孙后代。

崇州市街子古镇华阳国志馆

晋朝廷对巴蜀的优待，赢得巴蜀降臣的拥护，所以后之灭吴，以蜀之资源为主。然到东晋统一成汉之时，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当初作为成汉政权的散骑常侍常璩，会同中书监王嘏，力劝皇帝李势归于东晋时，虽然有大一统思想作支撑，但焉能没有归晋后受到优待的考量？桓温进入成都后，常璩被任命为参军，随李势入建康后，竟未授予任何正式职务，其轻视之情，一至于此。

何以如此？这与东晋的门阀风尚密切相关。

（三）门阀森严，士庶天壤

司马睿在江南重建晋王朝，完全依靠世家大族的支持，门阀制度达于鼎盛。人们以门第相尚、血缘相亲，才学、品行、功绩不再是考量他人的要素。桓温伐蜀成功，东晋朝廷因为已没有像“东吴”那样的地方需要绥靖，所以对成汉降臣便没有多少优待。当东晋士人以门阀的眼光来看待成汉降臣时，其鄙视与不屑自然毕露无遗。

只能做官的成汉降臣，也许除了忍气吞声，别无他法。然作为史学家的常璩，却有话要说。

常璩其人

常璩，字道将，蜀郡江原县小亭乡人。约生于西晋惠帝元康元年（291），卒于东晋穆帝升平五年（361），终年70岁。

常璩出生于江原巨族常氏家族，所以小时应该受到良好的教育。然而不幸的是，在他成长过程中，蜀地接连出现大动乱。先是关中地区出现大荒，天水、略阳等地10多万流民入蜀乞食。10多万饥民入蜀，冲突在所难免，蜀地自然不得安宁。当此之时，由于西晋朝廷的混乱，所以导致益州刺史赵廞的反叛。赵廞利用10多万流民与朝廷对抗，蜀地进一步陷入动荡。后流民军与赵廞反目，西晋接连派军入蜀，蜀地很快陷入生灵涂炭之境。作为江原巨族的常家，自然受到波及。为了家族安全，常氏家族在常宽带领下，远走他乡，到了湖北。时常璩只有10多岁。大约因为年龄小，常璩未随常宽而去，留在了江原。

为应对动乱不堪的局势，许多豪家大族自动组织起来，既对付流民军，也对付各股武装势力。当时，江原有范长生者，聚族而居青城。他将本族上千户人家组织起来，并大规模囤积粮食，形成一股较为强悍的地方势力。周边许多人家及较小的家族依他而生，他的力量也因此而扩大不少。常家未走之人，大约也依他而生。十几万流民受到西晋军队的进攻，为应对被驱被逐的困境，流民组织起来接受李特的领导。303年，李特战死。其子李雄拒绝投降，并带领自己的人马继续与西晋作战，后被推为流民军首领。李雄担任首领后，改变战略，与西蜀地方实力派范长生联合。

在范长生支持下，李雄建国称帝，同时拜范长生为丞相，加天地大师之号。从某种意义上讲，大成政权为李雄与范长生共治。大成政权建立时，常璩约15岁。虽尚是少年，但对世事应该有了自己的认识与看法。

在范长生协助下，大成国一时呈现兴旺景象。据《华阳国志》“李特、雄、期、寿、势志”记载：“雄乃虚己受人，宽和政役，远至迩安。年丰谷登，乃兴文教，立学官。其赋，男丁一岁谷三斛，女丁一斛五斗，疾病半之。户调，绢不过数丈，绵不过数两。事少役稀，民多富实。至乃闾门不闭，路无拾遗。狱无滞囚，刑不滥及。”但由于大成政权为流民所建，对朝章规则可能不甚了解，所以虽呈兴旺景象，但纲纪不设、班序无别，以致“货贿公行，惩劝不明。行军无号令，用兵无部伍”，所以还是国不成国、军不成军。

李雄立国30年而卒，因其雄才大略，所以“国运”尚可。大约在李雄之时，常璩进入了大成政权为官。其时，李雄为了政权的稳定，积极网罗蜀地势家大族成员。常璩因其家族渊源，大约也因其饱读诗书，故而被征召入朝作了一名史官，因此，更能接触大量文献秘籍，并得以遍览。在其阅读中，他又特别留意巴蜀文献，所以对巴蜀的人文历史也就有了更加通透的了解。

李雄晚年，收取宁州，招辑流民。流落到交阯、南中、荆湘之地的蜀地流民，纷纷回蜀。这其中，包括当年随常宽流亡在外的常氏家族成员。据任乃强《华阳国志校补图注》“前言”所述，“时璩方强仕，常氏还者咸依之”“常族兴焉”。也就是说，常璩此时成了常氏家族的领袖人物。也因此，“璩强学好问，招还流民中又多有识远方地理与乱离故事者，记问既丰，颇多撰述。”大约在此时，常璩撰写了《南中志》。李雄去世后，李班、李期、李寿继立，常璩仍是史官。大约于此时，他撰写了《梁益宁三州地志》及《蜀汉书》。李寿杀李期而夺皇位，改国号为汉，与北地交好，常璩的《蜀汉书》大约因此而流传到黄河流域。

华阳国志

自李班以来，皇室内部厮杀不断，巴蜀因此兵结祸连。李寿夺位前，“巴西名士”龚壮劝其夺位后“归晋、称藩”。李寿登上皇位后竟违约，龚壮再上书李寿，劝其“遵前盟誓，结援吴会，以亲天子”。龚壮上书虽被李寿秘藏，但作为史官的常璩有幸读到。龚壮的思想对常璩有深刻影响。

李寿去世，其子李势继立。在李势时期，常璩任散骑常侍。散骑常侍，大约是皇帝的顾问，可能也参与朝政。但他对李势的倒行逆施很为不满。东晋桓温伐蜀，作为蜀“汉”之臣，他理应愤慨，然他却认为理有必然，这在《华阳国志》的叙事中可以看出。《华阳国志》在记桓温伐蜀的背景时，全是蜀“汉”政权的阴暗面：一是李寿杀解思明、马当。“思明有智略，敢谏诤。马当素得人心，及其死，士民无不哀之”。二是李寿“骄淫不恤国事，中外离心”，李弈举兵反。三是引僚入蜀。“蜀土无僚，至是始从山出，自巴至犍为、梓潼，布满山谷，水为民患。加以饥馑，境内萧条。”在此情形下，“桓温伐蜀”，也就在情理之中。李势“大发兵”，然蜀将无能，致使桓温直指成都，并兵临城下。成都的蜀军虽抵抗，然“自溃”。李势“悉众出战”，也是兵溃。此时，常璩与中书监王嘏劝李势投降。李势虽不甘心，然最后还是“送降文于温”。

常璩之所以持归晋思想，除受到龚壮的影响外，作为常氏家族的领袖，大约也有保护宗族免遭涂炭的考虑。常璩对桓温最初的做法应是肯定的。他在“李势志”中言：“温入成都，引汉司马谯献之、散骑常侍常璩等为参军，举贤旌善，蜀人悦之。”他原本期望东晋朝廷能如司马昭、司马炎之时，厚待蜀“汉”之官，并在桓温“举贤旌善”的举措中看到了希望，所以特书“蜀人悦之”。

可以说，常璩于成都迎接桓温时，心中充满希望。但到建康城后，便满是失望，甚至伤悲。其一句“选贤与能，人远乎哉”，更是痛彻心扉。为化解心中之痛，他愤而作《华阳国志》。

常璩著《华阳国志》

撰写《华阳国志》这样的巨著，一要才学兼备，二要视野宏阔，三还要有情怀。若非如此，断难成功。而常璩，因家学渊源、出仕经历、巨变遭遇，成为不二人选。

常璩所撰《华阳国志》，非一次性完成，也非全在“江左”所撰。据任乃强在其《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中言；《华阳国志》“为篡合多种旧作所改编者”。

成都市新都博物馆内的《华阳国志》局部

常璩撰《华阳国志》，虽记写的是巴、蜀、南中历史（以巴蜀为主），但所要达到的目的是回击东晋士人对巴蜀的轻藐。因此，他在全方位考量叙“史”的同时，还要有针对性地叙写。

东晋士人以正统自居，视巴蜀为荒蛮；以门第相炫，视巴蜀为末流。常璩撰《华阳国志》时，有几点内容特别突出。

一是巴蜀历史悠久。这一点在“蜀志”记述中最为明确。《华阳国志》“蜀志”言：“蜀之为国，肇于人皇。”“至黄帝，为其子昌意娶蜀山氏之女，生子高阳，是为帝喾。封其支庶于蜀，世为侯伯。历夏、商、周。武王伐纣，蜀与焉。”“有周之世，限以秦巴，虽奉王职，不得与春秋盟会，君长莫同书轨。周失纲纪，蜀先称王。有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次王曰柏灌，次王曰鱼凫。”“后有王曰杜宇，教民务农。”“其相开明，决玉垒山以除水害，帝遂委以政事，法尧舜禅授之义，禅位于开明。”“凡王蜀十二世”“汉祖自汉中出三秦伐楚，萧何发蜀、汉米万船而给助军粮，收其精锐以补伤疾”，高祖因成帝业。

从以上记述中可以看出，蜀建国，远在三皇之时的“人皇”之时，可谓久远。黄帝孙子高阳为五帝之一帝喾，有蜀血统，而蜀之侯伯，又为黄帝之后，蜀不可谓不正统。周武王伐纣，蜀参与，功绩不可谓不卓著。蜀称王，在于周失纲纪。仅开明王朝，即有十二世，历史不可谓不悠久。汉高祖刘邦，依蜀之钱粮人力而成帝业，建立了中原正统。换句话说，所谓正统之建立，为蜀之贡献而来。

二是物产丰富。《华阳国志》在言李冰治水后，“岷山多梓、柏、大竹，颓随水流，坐致材木，功省用饶。又溉灌三郡，开稻田，于是蜀沃野千里，号为陆海。旱则引浸润，雨则杜塞水门。故记曰‘：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也。”“蜀于是盛有养生之饶焉。”

三是文化发达。《华阳国志》记述文翁于蜀办学，“先吏子弟就学，遣俊士张叔等十八人东诣博士，受七经，还以教授。学徒鳞萃，蜀学比于齐鲁”。“蜀学”一词，首见于此。齐鲁因孔子的存在，文化上自是高峰。而文翁办学后，蜀学比于齐鲁，可见蜀之文化相当发达。

四是地灵人杰。这一点在“前贤”与“后贤”着笔最多。任乃强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前言”中说：“明确颂扬巴蜀人士之德业功名足以傲世励俗者，为《先贤》、《后贤》两篇，以抒写不堪东人诮藐之郁气。着力过猛，故虽仅两卷，篇幅则大于地志与霸史之四、五两卷。犹嫌其发抒不尽，更辑《三州士女目录》以充实之。”

《华阳国志》中记写人物，竟达400多人，其文采风流如司马相如、扬雄、王褒等，犹盖于天下。

五是常氏家族，也为世家大族。这一点，不仅在“江原”条目中明写，还在“前贤”“后贤”中列出近20个杰出人士。对于自己家族的叙写，常璩所费笔墨不可谓不多，这其中的用意，自是不言自明。

《华阳国志》中，还有许多内容值得玩味。然总体而言，一如任乃强之观点：常璩“裒削旧作，改写成为《华阳国志》，其主旨在于夸诩巴蜀文化悠远，记述其历史人物，以颉颃中原，压倒扬越，以反抗江左人士之诮藐”。细观常璩撰《华阳国志》，大约与司马迁撰《史记》一样，也为“发愤之所为作也”之作。然而这“发愤之所为作也”之后，司马迁与《史记》列于不朽，常璩与《华阳国志》也列于不朽。

《华阳国志》的影响及意义

《华阳国志》自问世以来，便即流行，经世代刊刻，于今已有1600多年。也许，连常璩也没有想到，他之所为，既为地方史开了一个“创造之局”，又为巴蜀留下了一幅光辉灿烂的历史画卷。

《华阳国志》在内容上是历史、地理、人物三结合，体裁上又是地理志、编年史、人物传三结合，这是方志史上的一个创举。即如任乃强所言：“一至四世纪间，地方史志虽已发达，率皆偏记一类，无全面描绘之巨文。其一书而兼备各类，上下古今，纵横边腹，综名物，摖道度，存治要，彰法戒，极人事之变化，穷天地之所有，汇为一帙，使人览而知其方隅之全貌者，实自常璩此书创始。此其于地方史中开创造之局，亦如正史之有《史记》者。”《华阳国志》所创体例一开，对后世方志之撰写，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其外，常璩还详细记述西南地区各州之历史、郡县之沿革、治城之所在、山川之形貌、物产之富饶、风俗之殊异，以及名宦大姓之概况，为后世留下大西南丰厚详实的资料。不仅为许多历史学家所引用，如范晔著《后汉书》、裴松之注《三国志》、郦道元注《水经》、司马光编写《资治通鉴》等，即使在今天，它依然是研究大西南历史的重要参考资料。

《华阳国志》自问世以来，传抄者众，刊刻者也众。只清代，从事于此书校勘者即多达20余家，由此，即可见其存在意义非同一般。世人谓《华阳国志》为方志初祖，谓常璩为方志大家，以此观之，诚非虚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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