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论】官员自杀的事前事后

11月9日早晨，湖北省恩施州财政局局长王金维在家跳楼身亡。知情人透露，此前一天，他被宣布停职。11月4日晚上，广西柳州市市长肖文荪落入柳江河中身亡。知情人透露，肖文荪当天下午显得心神不宁。

王因何宣布停职？肖何以心神不宁？恐怕除了他们自己，世上再没有人说得清楚。但公众忍不住猜测，自杀或非正常死亡与贪腐有关。公众的猜测未必有理，也未必无理。

《齐鲁晚报》曾报道，浙江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精神卫生科主任许毅所属的科室每天接诊患者200多名，一年下来近7万人次，其中被确诊为抑郁症的大约占60%，其中约一半是公务员。公安部专家、浙江心理学专家赵国秋的行医经历也证实了这一统计，他每周半天坐诊，大约接诊15位病人，“患者中有一半是公务员，这些人中有一半是外省市的，北上广等一线城市的不在少数。”

公务员群体的抑郁症如何得来？赵国秋总结认为，压力是最根本的因素。包括对现状不满、工作压力大、遭遇或目睹不公平、个人升迁受挫、家庭压力、感情纠葛等。“贪污、受贿，担心被纪委查处，也是官员的一大压力源。”

严重抑郁症屡屡导致自杀行为。这也是为什么官员一自杀，媒体报道多归于抑郁症的原因。南方某县的一位县长患有重度抑郁症，许毅建议他马上住院治疗，但县长的妻子却反对说：“一个县长住进精神病医院，那不成了全县的笑话吗？”许毅只好向其家人交待，走在马路上时，一定要挡在外面，免得县长被汽车撞到。但悲剧还是发生了，有一天，该县长独自外出，撞到汽车上，自杀了。2013年，南方某市一位患重度抑郁症的官员提前在赵国秋处挂好了专家门诊，当医生再向患者电话通知具体诊疗时间时，官员的妻子哭着说：“昨天人都已经死了，还看什么医生啊？”

不是媒体报道，公众很难一窥该群体罹患抑郁症的实际状况。一位公务员说，在官场中，“抑郁症”这三个字是绝对的禁词，没有人会主动提，甚至私下打听也犯忌讳。赵国秋称，“因为组织有规定，患有抑郁症的官员是不允许被提拔的。”

不仅事前疏于防范和研究，患者不敢就诊，而且一些官员自杀后，在传统伦理“死者为大”影响下，相关调查往往不了了之，况且根据刑事诉讼法，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死亡的，不追究刑事责任，已经追究的，应当撤销案件，或者不起诉，或者终止审理，或者宣告无罪。这一法律规定，立法宗旨并不支持对自杀的问题官员继续调查。一些官员风闻纪检监察部门调查启动，感觉问题即将暴露，远未成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就自杀了。相应的调查终止，违法所得留给家属，其他违法犯罪人员得以逍遥法外。可谓以一人之死，换得多人“幸福”。

很难确切知道各种原因自杀的官员有多少。目前所能查到的数据，仅有中纪委特别研究员王华超所透露的数据，仅2003年的上半年，中国大陆就有1252名干部自杀。实际上，即便问题官员自杀，增加了调查难度，但其它人证、物证，比如上下级、家属、情人，电子证据、短信、银行汇款记录仍然存在。但道理上并不过硬的伦理教条，加之并不太支持的法律规定，使调查无法进行下去，而是把一个又一个的疑问留给公众，正义因此无法抵达，这对一些死者及其家属也不公正——倘若人家一身清白，为何死者本人及整个家庭要为此长时间背负公众的“贪腐”质疑？

防止官员不断自杀，首要问题是正视并承认公务员群体存在数量不小的抑郁症患者，并设法预防治疗，也要在其自杀后，启动调查，查明真相，以免后续者效仿其“一死百了”，同时给清白者以清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