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袭来︱新安沉船出海之谜

1975年，韩国渔民在朝鲜半岛新安外方海域发现一艘14世纪的沉船，考古工作者从这艘长34米（复原后）、宽11米的巨大中国式尖底船里，发掘出了20000多件陶瓷器，2000多件金属制品， 1000多根紫檀木，以及800万枚重达28吨的铜钱。这就是举世闻名的“新安沉船”。

根据船上所载物品所示年代，学者们考证出“新安沉船”的出港时间是元朝至治三年（1323），在从庆元（宁波）出发，前往日本九州岛博多的途中遭遇风浪，漂流至朝鲜半岛南部海域沉没。沉船上还发现364件木简，其中111个木简写有“纲司”，41个木简上写有“东福寺”，此外还有“道阿弥”“随忍”“卫门次郎”等日本或中国僧俗的名字，其余则写着 “钓寂庵”“筥崎宫”等博多寺社的名称。这里的钓寂庵是博多承天寺的塔头，承天寺则是京都东福寺的下属寺院，由镰仓时代中期的“博多纲首”（居住在博多的南宋贸易商人）谢国明创建。

新安沉船上打捞出的铜钱

写有“东福寺”木简的货物，同时有“公用”字样。与之相对的是写着“纲司私”三个字的木简。一般认为，“新安沉船”并不是任何一个寺院、神社、政治势力或商人单独承包的船，而是一艘多方联合经营的贸易船（商船），这位不知名的“纲司”是贸易船的船主及贸易商，而东福寺则是最重要的货主。 或许是因为筥崎宫与承天寺、东福寺长久以来的合作关系，筥崎宫也一道成为了货主之一。实际操持“新安沉船”的商人们究竟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目前尚存争议，但这艘船出航的背景与日本密切相关，却是毋庸置疑的。

东福寺是京都的一所禅宗寺院，如今因秋季的枫叶闻名于世。寺院的后台是13世纪中期权倾朝野的摄关家大佬九条道家（1193-1252）——就是那位外孙是天皇，三个儿子曾担任摄政、关白，另几个儿子分别是幕府将军、天台座主、仁和寺御室、兴福寺别当、园城寺长吏（后几个职务是当时最大宗教势力的长官），女婿也当过摄关的厉害角色。东福寺的第一任住持是镰仓时代的入宋留学僧圆尔。圆尔早年留学浙江余杭径山寺，回国后曾与“博多纲首”谢国明合作，向遭受了祝融之灾的径山寺运输木材。建长七年（1257）6月东福寺落成开堂。东福寺在九州有好几所下属寺院，除了圆尔本人曾担任住持的博多承天寺之外，还有同在博多的崇福寺，肥前的万寿寺和高城寺，丰后的万寿寺等，东福寺一派在镰仓时代后期的九州有着不小的势力。

博多承天寺

在“宽元政变”“宝治合战”中九条道家倒台后，圆尔开始寻找新的靠山，于是主动向镰仓幕府靠拢。此后圆尔门下的弟子藏山顺空、无为昭元、南山士云（1254-1335）等多人都长时间在镰仓活动，得到了北条氏的信任。延庆四年（1311）时，通过时任东福寺住持的南山士云（之前担任镰仓东胜寺住持）的多方奔走以及镰仓幕府的推荐，朝廷正式授予圆尔“圣一国师”的称号。正当东福寺在镰仓幕府和九条家的共同支持下蓬勃发展之际，元应元年（1319）2月一场大火将东福寺烧成了灰烬。当时的东福寺住持双峰宗源（也是圆尔的弟子）当即赶到镰仓，与已经从东福寺卸任，现在担任镰仓圆觉寺住持的南山士云会面。很快，备受幕府执政者北条贞时、北条高时信任的南山士云成功说动了幕府的高层，让幕府为东福寺的重建捐献了一个新的庄园。但是这样还远远不够，对中国的情况也颇为了解的南山士云决定，要往江南派出一艘商船，通过这艘船挣回来的利润，来帮助东福寺重建。

虽说日本和中国的盛极一时的海上贸易因两次蒙古袭来而中断。居住在博多的南宋商人“博多纲首”们也遭受了重大的打击，之后逐渐退出了贸易的舞台，曾经繁荣的“博多纲首贸易”从此消失。但两国间经贸往来并不会因为政治状况的瞬时恶化而终止。1292年，也就是“弘安之役”之后11年，就已有日本商船抵达了庆元——也就是燕公楠托商船带去元朝信函的那一次。元朝设置了浙东道都元帅府、定海千户所，防备日本来攻，对“倭船”的来航加强了戒备，但另一方面也允许日本商船来港贸易。虽不像南宋时期那般便利，但1304年以后开始有“岁至倭船”到来，中日之间又重现了商船蜂拥而至的繁荣景象——因此也可以说，“蒙古袭来”对中日交流的影响，并没有大家想象得那么大。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通过派遣一艘入元贸易船到中国，以其中一部分收入来承担寺社修造工程资金的方法，才得以成为可能。

这艘最终前往中国的贸易船，就是“新安沉船”。川添昭二因此将新安沉船命名为“东福寺造营料唐船”。 当然，这艘船是在满载着一船的物资，从中国回日本的途中才沉没的。东福寺烧毁后的第三年（1321），南山士云辞去了在镰仓的职务，回到了东福寺，而后亲赴博多担任承天寺住持，到第一线去准备派遣贸易船的相关事务，之后在博多一待就是11年， 使得这艘商船成功开赴元朝。虽然说贸易船的派出是为了东福寺的重建，但是却需要得到幕府的帮助，由镰仓幕府认定为“寺社造营料唐船”。即便幕府的认定，对于船只在元朝的商业活动来说没有丝毫的用处（元朝根本不在乎镰仓幕府颁发的任何“牌照”），但却可以保障这艘船在日本境内航行时候的安全。此外，南山士云还差遣一名弟子到元朝，寻找另一位圆尔的弟子——当时在元大都大觉寺担任住持的东洲至道，劝告他回国帮助东福寺重建。但东洲至道没有答应他的请求，最终在大都终老。当然，没有选择搭乘“新安沉船”回国或许也是东洲至道的幸运。

学术界将“新安沉船”这类前往中国的贸易船称作“寺社造营料唐船”，这与两次蒙古袭来后的“寺社营造热潮”有关。如此大规模的造寺建社热潮，自然需要庞大的资金。而当时的朝廷、幕府以及大寺社自己都很难拿出这样一笔巨大的经费。那么，通过贸易的方式获取资金，就成为了一种有效的手段。于是，朝廷和幕府在镰仓时代的最后阶段派出了许许多多的“寺社造营料唐船”。那么，究竟什么是“寺社造营料唐船”呢？

京都东福寺

正中二年（1325）7月，筑前的守护代向筑前当地的御家人传达上级的命令，要求他们做好“建长寺造营料唐船警固”的工作。“某某寺造营料唐船”明确出现在了这则文书里。第二年（1326）9月，萨摩守护代向萨摩的御家人命令，要求他们派出兵士，将“胜长寿院并建长寺船”所需的货物运输到京都去。由这两件事我们可以看出，当“寺社造营料唐船”出航的时候，镰仓幕府会命令自己麾下的御家人为船只的航行服务，或者提供安全保障，或者协助运输货物。这就与“蒙古袭来”以前中日贸易的常见形式不同。

在“博多纲首”们活跃的年代，“博多纲首”作为大寺院、大神社、公家贵族及武家势力的贸易代理人，贵族和武士们也从对宋朝的贸易中获利颇丰。但后者鲜有直接为他们的航海活动服务的情况。现在，镰仓幕府主动为商船们提供这类的服务，或许是因为14世纪以来“恶党”与“海贼”们的活跃愈演愈烈，威胁到了日本国内航行的安全。但纵然“寺社造营料唐船”有幕府的保驾护航，它仍然是一艘商船，而不是幕府或朝廷的官营船。只不过幕府会与实际经营这艘船的商人们达成一个协议：既然为你保驾护航，那么你也需要上缴贸易利润的一部分，充作寺院、神社营建的资金。这种行为也就是日本修筑寺院时常见的“劝进”——即捐资结缘的手法。另外，比起转卖获得利润，更为直接的是从中国进口大量的铜钱。“新安沉船”出海的年代，正好是铜钱（基本上是宋钱——当时日本不具备自主铸造铜钱的能力）作为货币在日本社会迅速普及，商品经济快速发展的时代。这也就是为什么“新安沉船”上会有28吨铜钱的原因。

于是这样一来，与东福寺营建有关的就成了“东福寺造营料唐船”，与镰仓大佛塑造有关的就成了“关东大佛造营料唐船”，为住吉大社建造提供资金的就成了“住吉大社造营料唐船”。村井章介将元代的中日贸易称作“寺社造营料唐船的时代”。换言之，这一时期中日贸易的形式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因为“蒙古袭来”后影响中日间往来的不稳定因素的出现，原先宋朝商人长期居住在日本自由活动的“住番贸易”，转化为商人们需要向当权者寻求庇护的新型贸易形式。“寺社造营料唐船”仍然是一种繁荣的贸易形式，给元代的中日交流提供了很多宝贵的机会。与南宋时一样，有志于去日本留学的僧人还是可以搭乘这样的商船，渡海到中国的江南地区去求学。元代中日之间的人员往来，于是又再现了南宋时的景象，甚至超过了南宋时期的兴盛程度，给日本带来了一个空前的“入元僧的时代”。

参考文献

村井章介：《寺社造営料唐船を見直す：貿易・文化交流・沈船》，《日本中世の異文化接触》，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2013年

榎本渉：《元朝の倭船対策と日元貿易》，《東アジア海域と日中交流》，东京：吉川弘文馆，2007年

川添昭二：《鎌倉末期の対外関係と博多：新安沈船木簡・東福寺・承天寺》，大隅和雄编：《鎌倉時代文化伝播の研究》，东京：吉川弘文馆，199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