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思想周报︱科莫性骚扰案；以色列对“反犹”冰淇淋宣战

科莫性骚扰案：权力的滥用与被报复的受害者

8月3日，纽约州总检察长莱迪亚·詹姆斯（Letitia James）宣布，针对美国纽约州民主党籍州长安德鲁·科莫的调查已结束，调查证实他曾对多名女性进行性骚扰行为。美国总统拜登于当日呼吁科莫辞职。

安德鲁·科莫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8月3日报道，詹姆斯办公室发布的调查报告中称，科莫对数名女性有骚扰行为，包括进行“不友好、未经同意的触摸”，及发表具有性暗示性质的言论。该行为不仅限于纽约州政府的现任、前任雇员，还包括其他州的工作人员及数名公众人物。詹姆斯表示，科莫的行为违反了多项联邦法律和州法律。[1]

在美联社8月4日公开的一项统计中，纽约州议会中有86名成员在接受该媒体采访时称，若科莫不主动辞职，他们将支持启动弹劾程序。报道称，纽约州议会拥有150名议员，包括106名民主党人、43名共和党人和一名无党派人士。若弹劾程序中，支持方超过76票即可对科莫进行弹劾。

在过去的2020年，科莫曾因其迅速、积极的抗疫手段而受到民众的好评。然而自2020年12月起，科莫接连被爆出对多名女性进行性骚扰、掩盖纽约州新冠死亡人数、动用政府资源为自己编写回忆录，净赚510万美元以及优先为亲友安排新冠检测等丑闻。[2]虽然科莫针对性骚扰指控做出了否认，但随着多位党内党外的政界人士对科莫提出严重批评，他的政治生涯也很可能迎来终结。

公众号“加拿大和美国必读”在文章《深度：从“天之骄子”到“过街老鼠”，性骚扰丑闻缠身的科莫滑落深渊》中指出：对科莫的调查由两名外界律师进行，分别是前联邦检察官金俊弦以及著名律师安妮·克拉克。金俊弦表示，他们的调查显示，科莫的办公室文化“促成了允许科莫性骚扰行为发生以及持续存在的条件”。他进一步解释道：“在这种文化中，你不能对州长说不。如果你让他或者他的亲信们不高兴了，你就会被孤立，被抛弃，甚至更惨。”

事实上，性骚扰事件的多位受害者曾是科莫的前同事，或是与他有业务上的往来的对象，而科莫经常利用职务之便和自身的权力迫使受害者沉默。科莫的前任助理安娜·利斯透露给《华尔街日报》称，科莫不仅缠着她追问自己的感情问题，还抚摸过她的背部，亲吻过她的脸和手。利斯告诉调查人员，自己虽然对科莫的举动很反感，但自己完全没有胆量拒绝科莫，因为“拒绝他可能会导致自己被排斥，甚至被解雇”。

另一位受害者，为国家电网工作的弗吉尼亚·利米蒂斯表示，在2017年5月，当州长讲话结束后自己试图上前与其握手时，科莫对其进行了性骚扰。但是，当她回到公司并向自己的老板报告了此事后，却被告知“不建议报告此事”，导致她最后选择了沉默。直到2021年3月，科莫宣称自己“从未不恰当地接触任何人”后，忍无可忍的利米蒂斯才鼓起了勇气站出来。[3]

另一方面，当受害者鼓起勇气试图揭露科莫的罪行时，科莫的团体会选择通过一系列手段，对受害者进行“污名化”。“纽约时报”在8月6日的报道《科莫和他的团队如何报复指控他性侵的人》中揭露了科莫团队的恶行。据报道称：纽约州总检察长提交了一份具有破坏性的报告，该报告发现科莫的高级助手和同事对其中一名受害者进行了非法报复，该行为迫使其他受害者不得不保持沉默。

报告揭示了科莫先生的顾问中不仅包括他最亲密的政府助手，同时也包括外部的忠诚者，甚至是致力于支持同性恋权利和性骚扰受害者的团体的顾问领袖，例如美国最大的lgbt政治游说组织人权运动（Human Rights Campaign）的资深成员阿方索·戴维（Alphonso David）；支持性骚扰受害者的组织“时间到”（Time's Up）的负责人蒂娜·陈（Tina Tchen）等等。这些盟友中的许多人帮助发起了一场阻止针对科莫指控的运动。

2020年12月13日，在科莫前任助理林赛·博伊兰公开谴责科莫对其进行过“多年”的性骚扰后，科莫的团队随即对其进行了报复，包括攻击博伊兰的支持者，并调查两者之间是否存在雇佣关系；通过博伊兰女士过去工作时发表的言论：“州长很英俊”、“我爱州长”暗示受害者对科莫抱有好感；指出受害者在某些观点上与前总统特朗普保持一致；向记者公开博伊兰的机密人事档案，暗示她对待下属极其糟糕，以削弱她的可信度——并且起草了一封信件，攻击了博伊兰的性格。然而，科莫顾问团队中阿方索·戴维拒绝签署这份信件，因为他不知道“其中一些声明是否属实”。

虽然这封信从未公开发表过，但司法部长的报告称，一名记者看到了一份草稿，其中的部分已传达给另一名记者。8月5日下午，州长办公室发布了一份法律分析报告，称对博伊兰女士采取的行动不构成报复。科莫先生的律师辩称，泄露博伊兰的信息，以及起草这封未发表的信，都不违反法律，部分原因是它没有对她造成任何“实际伤害或伤害”。律师辩称，州长的顾问对博伊兰女士的指控做出回应是有道理的，而且他们的行为是合理且经过慎重考虑的。

另一方面，科莫团队中的多位员工将这封信视作对“受害者的羞辱”。某位遭到科莫骚扰的行政助理在目睹了这一系列的报复行为后，打消了举报科莫的念头。这位行政助理在谈到针对博伊兰的诋毁时说：“当他们积极地诋毁她的时候，我在现场。他们积极地试图描绘一个不同的故事。试图让她看起来像疯了一样。她告诉调查人员，她很“害怕”举报科莫的行为，因为这可能会让她丢掉工作，她说，“我要把这件事带进坟墓。”[4]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在8月4日的报道《在纽约州总检察长报告发布之前，安德鲁·科莫一直声称自己是反对性骚扰的斗士，并攻击共和党政客保持沉默》中指出，2018年4月，科莫通过了一项旨在解决性骚扰的一揽子方案，该方案明确了纽约州政府为工作场所性骚扰政策所制定的标准，该州所有公共和私人雇主都必须采用。公司被要求实施一项政策，“明确(声明)对投诉性骚扰，或在任何涉及性骚扰的调查或程序中作证，或协助的个人进行报复是非法的。”但在8月3日公布的纽约州总检察长报告中，科莫被指控对受害者进行报复，违反了他自己政府的性骚扰政策。在2019年8月12日，科莫签署了修改《纽约人权法》的立法，明确性骚扰不需要达到“严重或普遍”的程度才构成可起诉行为。[5]

2021年8月4日，美国纽约，示威者聚集在纽约州州长科莫的办公室外抗议，呼吁其辞职。

2019年版的纽约州《性骚扰预防培训模板》中明确指出，领导及主管对监督性骚扰行为负有责任，他们应当示范恰当的职场行为，且掌握权力的主管，不得滥用权力进行性骚扰。然而科莫作为当权者，却通过团结自己的顾问团体，对受害者进行打击报复，并以此作为逃脱追责的手段。而科莫在收到来自不同层面的保护的同时，也加剧了受害者的恐惧，并塑造了有害的工作环境。

肯特大学的司法心理学讲师阿芙罗狄蒂·皮纳（Afroditi Pina）指出：研究表明，一家组织内部的风气和容忍度是性骚扰的最佳预测指标。组织内部的宽容风气会决定受害人提交投诉之后面临的风险、作恶者被惩罚的概率，以及组织和同事对投诉的重视程度……人们需要有安全感，才能大声抗议那些从无伤大雅的小事演变而来的不端行为。包括敢于说出你觉得某件事情并不好笑，敢于表达你不希望被人忽视、不想成为关注焦点，不想干自己不愿意干的事情。但最重要的在于，当你决定说出实情时，应该感觉自己得到了支持，并且能够得到足够的保护，避免遭到报复。[6]

但是，科莫所做出的报复行为已经起到了威慑作用。据“纽约时报”报道：律师们表示，科莫可能会被刑事指控为强迫触摸或三级性虐待，这两种行为都是轻罪，但他们警告说，检察官很难立案，他们需要受害者站出来并提交正式报告，然而目前没有指控者向他的办公室提出正式投诉。家庭庇护所（Sanctuary for Families）的法律服务项目负责人多亨·A·莱德霍尔特（Dorchen A. Leidholdt）表示，调查人员可以采取一些措施，在不给受害者造成再创伤或其他伤害的情况下，寻求受害者的合作，包括避免问责备受害者的问题，让受害者重复痛苦的细节。

“幸存者有一个两难境地，”她说，“很多时候，他们想要正义，他们知道他们的捕食者正在捕食他人。但挺身而出也给幸存者带来了真正的风险，这对每个人来说都不安全。”[7]

引用文章：

[1]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3880914

[2]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3885689

[3] https://mp.weixin.qq.com/s/Zx9cb8JP1redM7wAKJKz6g

[4] https://www.nytimes.com/2021/08/05/nyregion/cuomo-accusers-alphonso-david-roberta-kaplan.html?action=click&module=Spotlight&pgtype=Homepage

[5] https://edition.cnn.com/2021/08/04/politics/kfile-andrew-cuomo-past-comments/index.html

[6] https://www.bbc.com/ukchina/simp/vert-cap-42124253

[7] https://www.nytimes.com/2021/08/04/nyregion/andrew-cuomo.html

以色列对“反犹主义”冰淇淋宣战

当地时间7月19日，美国知名冰淇淋品牌班杰利（Ben & Jerry's）在其官网上发布声明，表示将停止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Occupied Palestinian Territories）上售卖本品牌冰淇淋，并称这种行为“与公司价值观不符”。具体而言，班杰利公司选择在2022年年底与当地授权经销商的合同到期后不再续约，并将通过其他方式在以色列本土继续销售。

班杰利公司声明中的“巴勒斯坦被占领土”指的是1967年六日战争中被以色列侵占的约旦河西岸和东耶路撒冷地区。如今，有约70万以色列定居者居住于此。以色列当局一方面坚持东耶路撒冷是其首都的一部分，另一方面认为西岸是争议领土，其命运应通过谈判磋商裁决。然而，国际社会普遍认定两地均为被占领土，位于其上的犹太人定居点是非法的，是巴以和平进程的绊脚石。7月28日，班杰利公司创始人本·科恩（Ben Cohen）和杰瑞·格林菲尔德（Jerry Greenfield）（两人均是犹太人）在《纽约时报》上刊文赞同公司的决定，他们特别强调将“以色列的民主领土与以色列的占领领土区分开来”，“决定停止以色列民主边界外的销售并不等于对以色列的抵制”。

班杰利冰激凌店

班杰利公司向来对政治毫不避讳，事实上，表达政治立场和政治活动主义成为了其品牌文化的核心部分。长期以来，该公司积极支持包括刑事司法改革、竞选资金改革、气候正义、种族正义在内的政治事业。2000年，班杰利公司被联合利华集团收购，达成收购的一个重要条件便是，相比其他子公司，班杰利在收购后将获得更高自主权，以保证其“企业文化和社会使命”得以延续。班杰利的声明是知名品牌对以色列非法定居点最明确直接的抗议之一，不过也并非首例。近年来，一些国际企业和投资者或是从以色列定居点撤出，或是发起对参与定居点建设公司的间接抵制（secondary boycott）。例如，爱彼迎（Airbnb）曾在2018年宣布将取消西岸定居点的房源，不过最终未能兑现。

班杰利公司的声明遭到了以色列当局的猛烈批评。以色列总理纳夫塔利·贝内特警告称，此举将对班杰利公司及其母公司联合利华集团产生“法律和其他方面的严重后果，[以色列]将对所有针对其公民的抵制行动作出积极反应”。以色列外交部长亚伊尔·拉皮德称这一决定是“对反犹主义的可耻屈服”。以色列经济部长奥尔纳·巴比维拍摄了一段她将班杰利牌冰淇淋盒丢入垃圾桶的视频以表明立场。以色列外交部言辞严厉地谴责班杰利公司与“经济恐怖主义”同流合污。

而另一边，B.D.S.运动（Boycott, Divestment, Sanction,抵制、撤资、制裁以色列运动，该运动倡议对以色列进行抵制、撤资和经济制裁，目的是要求以色列履行其国际法义务，从占领领土撤出、拆除西岸隔离墙、实现以色列境内阿拉伯-巴勒斯坦公民的完全平等以及“尊重、保护和促进巴勒斯坦难民重返家园和重获财产的权利”。反对B.D.S是美国的以色列游说团体的首要任务，他们在美国许多州成功游说了针对B.D.S的法律）对班杰利公司的声明和决定表示热烈欢迎。巴勒斯坦的B.D.S.全国委员会的在推特发帖，称赞班杰利公司的决定“朝着结束该公司在以色列非法占领和侵害巴勒斯坦权利方面的共谋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同时，B.D.S运动也呼吁班杰利做出更大努力，终止在“种族隔离的以色列”的所有业务，因为“与种族隔离的以色列做生意违背了该公司的社会正义承诺”。

需要注意的是，尽管班杰利的声明的确受到支持B.D.S.运动的亲巴勒斯坦活动团体数年来积极行动的影响（班杰利曾多次派代表访问以色列，以研究冲突的一手资料），但公司声明和两位创始人在《纽约时报》的刊文均明确否认支持B.D.S.运动：“班杰利公司的声明不是在赞同B.D.S.运动[……]我们一直以来都是以色列国家的支持者。但支持以色列与反对它的部分政策是可以并存的[……]事实上，我们认为这一行为可以而且应当被视为是在推进正义和人权，这也正是犹太教的核心信条。”与此相对，以南非反种族隔离斗争为模板的B.D.S.运动强调抵制整个（种族隔离的）以色列政权，而不仅限于其非法定居点，并且支持巴勒斯坦难民的回归权（right of return）。因此，不能简单将班杰利的声明与B.D.S.运动的胜利划上等号。

左翼对班杰利公司的决定表示了欢迎和赞赏。《卫报》专栏作家奈斯林·马力克（Nesrine Malik）指出，尽管商业界对社会运动/活动（例如#MeToo和“黑命攸关”）的参与大多充斥着表面作秀和投机主义，以安全、低成本的道德姿态和声援代替实际行动和结构转变，甚至试图以政治发声粉饰和掩盖企业内部问题，但在班杰利事件中，公司声明意味着实质性的后果与代价，这将它与那些轻飘飘的商业战略举措区分开来。具体而言，该决定不仅让班杰利公司遭受“恐怖主义”的指控，而且可能在美国本土面临严重的法律问题——有30个州通过了相关反抵制法，迫使该州社保基金从拒绝与以色列做生意的公司那里撤资。事实上，德克萨斯州等多个州已启动相关举措，试图找出班杰利公司违反反抵制法的证据，以将其列入黑名单。因此，即便班杰利公司此举是为了争取更多亲巴勒斯坦顾客购买其产品，其商业获益也很可能会被美国和以色列所施加的限制和造成的损失所抵消。

然而，沸沸扬扬的“冰淇淋之争”或许还有另一面。半岛电视台资深政治分析员马尔万·比沙拉（Marwan Bishara）提醒，以色列当局可能正在狡猾地利用班杰利事件制造喧闹、帮助其摆脱近期“飞马监控丑闻”的压力——此前多国新闻机构联合起底了一起全球大规模监控丑闻，据称，以色列科技公司NSO集团向一些国家的政府出售了自己研发的“飞马”（Pegasus）间谍软件，以监控记者、学者、律师、人权活动人士、反对派领导人、甚至他国领导人。

政治策略和公共舆论专家达赫丽亚·谢德林（Dahlia Scheindlin）也注意到了“飞马”与“冰淇淋”的微妙关系，认为将两件事并置可看出以色列政府对于公共事件的优先选择。侵害人权、破坏新闻自由、可能导向政治暗杀的监控事件竟然退居次席，彻底被国家对一家私营公司的非暴力政治抗议的剧烈反应所遮蔽。此外，缺少关于监控丑闻的全国性对话也有着更大背景——尖端科技不仅是以色列经济的巨大驱动力，使其得以免遭新冠疫情造成的致命重创，而且对21世纪以色列的国家形象和身份认同至关重要。在大众想象中，高科技是以色列勇敢开拓精神的现代化身，而对以色列犹太人而言，高科技也可以充当犹太人优越性和特异性的象征。然而，正如“飞马”监控丑闻曝光后诸多网民所言，以色列在监控技术方面的高速发展，离不开它每时每刻对巴勒斯坦人施加的监控和管制。这里，“飞马”与“冰淇淋”结成了伙伴关系，它们共同反映了以色列当局努力营造的双重形象——尖端科技的领导者和“反犹主义”抵制运动的受害者。

然而，近来的事件（例如今年5月由以色列当局暴力驱逐东耶路撒冷的谢赫·贾拉社区的巴勒斯坦居民所点燃的以巴冲突）表明，以色列的行动没能阻止西方公共舆论场向支持巴勒斯坦的方向转变。长期被亲以色列情绪统治的西方舆论场被世界各地社会运动的高喊打碎，不同的声音正在酝酿，曾经的壁垒已有瓦解之势。因此，尽管班杰利公司没有表达对更激进抵制运动的支持、非政治的和平抵制在本质上也不是政治解决方案，但它无疑有助于建立联结、转变舆论、一点点拨动道德的天平。这种转变是重要的，因为如果没有来自公众的压力，西方大国几无可能在以色列侵占巴勒斯坦领土问题上采取有效的政治立场，政治解决方案便无从谈起。

https://www.benjerry.com/about-us/media-center/opt-statement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21/jul/19/ben-jerrys-to-stop-selling-ice-cream-in-palestinian-territories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21/jul/20/israel-pm-aggressive-action-ben-jerrys-ban-ice-cream-naftali-bennett-occupied-territories-unilever

https://www.msnbc.com/rachel-maddow-show/why-one-gop-senator-wants-block-ben-jerry-s-his-n1274712

https://www.theguardian.com/commentisfree/2021/jul/22/pegasus-revelations-israel-hi-tech-surveillance

https://www.theguardian.com/commentisfree/2021/jul/25/ben-jerry-corporate-activism-israeli-settlements

https://www.nytimes.com/2021/07/28/opinion/ben-and-jerry-israel.html

https://www.aljazeera.com/opinions/2021/7/30/israels-war-on-anti-semitic-ice-crea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