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仇鹿鸣：典籍整理如何超越个人立场

11月6日，复旦大学历史系副教授仇鹿鸣来到中国人民大学人文楼会议室开讲，题为“新旧《五代史》校勘释例——兼谈修订本二十四史整理的方法与目标”，这次讲座为人大举办的“‘空间’还有多少空间？——重访多维度历史”国际学术研讨会的先声。在讲座后，北大的知名日籍教授乔秀岩先生与仇先生进行了一次深入对话。

仇鹿鸣说，能参与重新点校新旧《五代史》无疑是他这辈人的莫大荣幸，当然这也是一个如履薄冰的过程。因为校勘与写论文不同，会面临周遭的多重压力。尤其是今天的高校，放下舆论压力不谈，首先要直面的就是前辈人的“影响的焦虑”。虽然上世纪五十到七十年代老先生们对二十四史的校勘工作带有“时代烙印”，但是能否超越他们的工作而给读者呈现出一套更好的“读本”，则显得尤为重要。仇先生说他们的工作更多的是“代圣贤立言”的过程，同时在这个过程中要尽可能避免个人的立场。

修订本新旧《五代史》有哪些改进？

首先，仇先生阐述了校勘工作中的四个推进之处。

一、对海内外善本的调查与搜集。由于先前的校勘囿于特殊的国内环境，所以对国内外一些珍贵的善本没有考虑在内，尤其是在中国台湾、日本等地区的珍贵版本。这次对新旧《五代史》的整理工作尽可能地搜集到更多的善本以供校勘。例如这次校勘中就调查了原陆心源旧藏、后归入日本静嘉堂文库的邵晋涵抄本《旧五代史》，它是邵晋涵本人从清宫携出的工作本，其上有朱墨色校语，整理者原本期待它是《旧五代史》的四库底本，但是经过研究发现邵本只是影库本（1921年熊罗宿影印乾隆四十年四库馆进呈本）的录副本。

二、整理方式的变化。在上一次的整理本二十四史中，有超过一半的史书都采取了“不足一本，择善而从”的校勘方式，即没有非常明确的底本，而是选取某一版本作为工作本，再以其他各本加以校勘，但在校勘过程中基本上不出版本方面的校勘记，而是根据点校者的判断来进行去取，而读者群体最广的《史记》与《三国志》，则连校勘记都没有，这也是为后来学者诟病的地方。

当然，之前的点校本有那个时代的历史根源。首先在于当初的规划没有完全完成，据顾颉刚先生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所定的条例，这套点校本二十四史的读者群体其实是普通的文史爱好者；对于专业的学者，顾先生则有更为庞大的计划，比如说他想做《史记集注》，也就是说“校注本”的对象才是真正的学者。但后来这些“校注本”的计划搁浅了，摆在大家面前的只有这一套点校本二十四史，要用同一套书承担普及与研究这双重使命，这无疑就产生了很大问题。其次，在“文革”中“避免繁琐校勘”的指导原则下，也促成了“不足一本，择善而从”的校勘方式的流行。

以目前的学术规范来说，上次点校最大的问题就是不能够覆案，我们只能相信老先生们的判断，不能够覆案就不知道它的底本何据，不知道他们据什么本子加以改动和改动了什么。所以现修的二十四史都必须遵守严格的底本式校勘，而且在底本的基础上，除了学界公认的形讹字可以径改之外，比如说扬州的“扬”，古书“杨”与“扬”混写，还有疆场的“疆”同彊悍的“彊”等等；其他对底本的每一处改动都要出校勘说明，以方便学者们的复核。

三、点校本二十四史于1978年全部出齐后，学者们对它的失误之处有大量纠定的文章，这些文章都是现在校勘工作可资利用的资源。

四、利用新发现的碑志等出土文献。上世纪由唐长孺与陈仲安二先生点校的“北朝四史”（《魏书》《周书》《北齐书》《北史》），虽然按照“不足一本，择善而从”的校勘原则，但其依据赵万里先生的《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做了大量校勘工作，出版之后得到学界的好评。

同样，近三十年来各地大量出土的碑志无疑对修订本的校勘工作有所帮助。之前在新旧《唐书》、新旧《五代史》中之所以没有利用石刻文献进行校勘，这与当时的条件有关，学唐代墓志大规模的结集就是《千唐志斋藏志》的出版是1984年，也就是在新旧《五代史》出版之后，以当时的条件一是资源缺乏，二是囿于校勘原则束缚。要说明的是，此次校勘中，一般不单据石刻文献改动传世文献，同时在整理过程中尽可能使用清晰的拓本，整理者特别调查了一些未刊行的拓本，如上博藏《溪州铜柱铭文》。

校勘应遵循史学还是文献学立场？

其次，对于修订二十四史来说，怎样校勘才算是一个好的整理本呢？

对此，把握什么样的原则在校勘中显得尤为重要，因为史学与文献学的立场其实是有所差异的。如果站在纯粹文献学的立场上，校勘的目的只是纠定历代版本流传中所造成的错讹，藉以恢复古籍原貌，而非校正古人著作中的知识性错误。例如欧阳修本人的错误，校勘者是不为此负责的，校勘者切记要避免过度校勘，不能将几本书校成一本书，或者将古书都校“对”了，这其实是有问题的。

但以史学的立场则有所不同，因为二十四史面对的读者群体不同，在这样一个过程中，细致地揭示相关的史实错误，就能方便一般读者与研究者利用。例如在“北朝四史”中就有大量考证性的校记，出版后受到了学界的广泛好评，很多学者也希望能提供一些有意义的信息为他们的研究提供方便。

可问题是如何兼顾这互相矛盾的两方面？拿校勘原则来说，只纠定流传中的错讹，坚持无版本不改字，但是一些没有版本依据的形讹字怎么处理呢？例如仇鹿鳴的“鳴”与“嗚”字仅差一笔，这很容易在雕版中漏刻，是典型的形讹字，如果史书上写成了“仇鹿嗚”，尽管没有版本依据，但有其他的可靠文献，比如相关的史源文献及出土石刻，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算是流传之讹还是古人就写错了呢？其实很难判断，因此推定可能的致讹轨迹，是我们判断能否改字的重要依据。

在操作层面上，这次校勘并不是完全的新校，整理者们还挂着“修订”这两个字，但在总体延续过去校勘尺度的基础上有所调整，例如《新五代史》中有些异文校的问题，虽然之前的整理本改“对”了，但是没有版本依据，整理者坚持退回了异文校，这或许面对一些压力，包括中华书局参与工作的几位老编辑在定稿时也认为原来改对了就没必要退回去，但整理者在操作上还是坚持了他们的校勘原则。对于原来点校本中已经有不少校正史实的校记，修订本选择的办法是向前走，在明确考证史实的校记不改字的这一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并标史源以示区别。否则两次整理工作采取的尺度就会不一致，目前这次修订总体上保持了与原来的尺度相一致。其实，非考史无以校史，在校勘工作中发现得很多问题，完全放弃掉也是很可惜的，关键是把握其中的度。

接下来仇先生针对新旧《五代史》的校勘工作举以释例以供说明。他说，虽然新旧《五代史》的史学关联十分密切，但在文献意义上则有很大区别，故而在校勘中采取了不同的方式。他着重讲的是《旧五代史》的整理工作，由于《旧五代史》是二十四史中唯一的辑佚书，即邵晋涵从《永乐大典》中辑佚出来的。但清末随着《永乐大典》的亡佚，我们已经无法覆按清人辑佚时的依据。清人的失辑和漏记就很成问题，这给校勘工作造成了麻烦，正如陈垣等先生指出的那样，清人的主观改动是很多的，如大量涉及民族问题的讳改等等。

上一次《旧五代史》的校勘工作最初是由陈垣、刘乃和二先生主持的。要指出的是，新旧《五代史》、新旧《唐书》和《宋史》的整理工作都是在“文革”中完成的，但只有《旧五代史》采用了底本式的校勘，具体原因并不清楚。后来随着陈垣先生在“文革”中的离世，北京方面将全部资料都打包转交给上海，其中包括《永乐大典》的胶卷和尚未出版的宋本《册府元龟》毛样，上海方面也就接手了这个政治任务。

可是，复旦大学负责对《旧五代史》和《旧唐书》校勘的是同一批学者，但校勘体例为什么存在如此大的差异？据参加过整理工作的陈允吉先生回忆，他当时仅负责《旧唐书》的校勘，而《旧五代史》他只参与了定稿，具体的体例是谁拟定的他也不清楚，只知道复旦方面可能胡裕树先生和顾易生先生起得作用大一些，只能期待将来发现相关的档案材料。此外，负责《新五代史》校勘工作的华东师范大学，尽管与复旦同在上海，但从当时整理的情况来看，两个整理本之间的直接工作联系较少，例如《新五代史》卷七四《四夷附录》有一小段没有标点，校勘记写因为点断不了，暂时不点断，但同样文字《旧五代史》是做了标点的。

仇先生说他们这次校勘工作在摸清了海内外善本的基础上，对其版本系统考镜源流之后，采取了维持清代辑佚本的面貌（而非恢复薛史的原貌）的校勘原则。

最后他简单提了提《新五代史》的校勘工作，由于《新五代史》自宋以降极为流行，所以存世版本众多，故而这次工作采取了最为严格的底本式校勘，在基本坚持无版本不改字的原则下以保留原书面貌；同时，对于欧阳修改写《旧五代史》等史源文献致误处，酌情出校记说明。

选择校勘方法要依据目的而定

讲座之后，乔秀岩先生谈了谈他自己对于校勘工作的心得体会。他说，上世纪的点校本二十四史存在的问题是大家都心知肚明的，其中难免有非专业历史学者的参与，这是大环境所限，此次的工作势必要避免前人所犯的错误。

乔先生同时指出，校勘目的不同所得到的结果也不同，例如对于清人在辑佚《旧五代史》中犯下的“错误”，如果从另一方面考虑，比如说从这些“错误”入手来研究四库馆臣的生活则是非常有意思的。可是如果整理者将各个角度都考虑进去，那么古籍整理工作就无法开展了。所以在校勘中选取一种合适的方法则显得尤为重要。

他还强调说，对于古籍校勘，只要形成的定本与过去文本不同，那么就是创造。即使有所依据也是包含着校勘者的主观介入，大家之所以反感“择善而从”这种校勘标准，是由于这种标准本身就是主观的，它是在创造新的文本，而不是尽量还原当时文本的面貌。

乔先生最后提到他近年来古籍整理的心得，也就是既然作为读者的受众群体不一样，不如出多个本子，一个影印本，方便学者使用，此外校勘记另出，同时再出一个针对大众读者的点校本，这个本子仅起到方便读者阅读之用，而非研究的目的。